03.02 如何看待“遼以釋廢,金以儒亡”的說法?

JOJO悠


雖然這句名言,出自元世祖忽必烈之口,但對照真實的歷史,這句話依然錯得離譜。拿來做歷史興衰教訓,更是百分百上大當。

首先一條錯得嚴重的,就是“遼以釋廢”:曾經雄踞東北亞的契丹大遼帝國,真的是因為過度崇信“釋”?也就是盲目崇信佛教而滅亡的?

乍一看去,“信佛”為遼國滅亡背鍋,似乎是不冤。遼國晚期時,佛教的風靡,早已是空前火爆的場面,全國各階層都信得虔誠,各大寺廟佔有大量土地財富,唸經念得富可敵國。遼道宗時代的僧侶總數,已佔到遼國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三點九。全是不納稅不交糧白吃國家財政,數額年年暴漲。單是這巨大財政負擔,就遲早要把遼國吃垮。

如此“虔誠”場面,就連出使遼國的北宋大臣蘇轍,都看得歡欣鼓舞:“契丹之人,緣此誦經唸佛,殺心稍悛。此蓋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遼國這麼胡鬧下去,衰敗是遲早的事,咱大宋不用愁啦。

但是,哪怕這火熱的信仰,早把遼國折騰得元氣大傷,遼國亡於金朝的悲慘歷史,“信佛”卻絕不該背第一口鍋。遼金戰爭爆發時,遼國絕沒衰敗到不堪一擊的地步,經濟軍事實力都是虎威猶存,甚至一度與金朝打成拉鋸戰。但兩條比“信佛”更嚴重的錯誤,才把遼國徹底推進了死路。

第一個錯誤,就是遼國前面幾代皇帝,因貪得無厭挖下的大坑:多次背棄宋遼《澶淵之盟》。沒錯,

雖然北宋“聯金滅遼”的昏招是敗盟,但在這之前的幾十年裡,遼國早就“違約”成習慣。宋仁宗年間時,就鬧出“慶曆增幣”的醜劇,逼著宋朝增加歲幣。王安石變法後的幾次宋夏戰爭裡,每次北宋痛擊西夏的關鍵時刻,更常見遼國跳出來趁火打劫要歲幣。雖說大宋打落門牙往肚裡咽,可“聯金滅遼”的伏筆,卻早早埋下。

換句話說,就是為了幾筆“歲幣”小錢,違約成習慣的遼國皇帝們,早早挖下了戰略安全大坑。不管北宋的選擇有多蠢。當北宋選擇“聯金滅遼”後,面對宋金雙線夾擊的遼國,就算能多次擊退北宋進攻,也是早早沒了生路。

而比這更嚴重的錯誤,就是遼國攤上了一個更坑的皇帝:遼天祚帝耶律延禧。

比起書畫水平一流治國能力末流的“北宋大哥”宋徽宗來,遼天祚帝耶律延禧更堪稱活寶一枚:此人最大的愛好就是打獵,逮住空就往深山老林鑽,國家大事全甩了手。先前勉力維持的遼國國事,這下就好像一輛無人駕駛的跑車,各種叛亂一股腦全爆發。遼天祚帝呢?卻是作死繼續,瞎指揮敗掉遼國七十萬大軍,冤殺忠心耿耿的次子耶律敖魯。本有救的遼國,叫他糟的徹底沒救,白搭給金國做江山。

以這兩條致命錯誤說,如果說“崇佛”是遼國的慢性病,那麼這兩條全是“自殺性急病”,一旦戰略方向與高層指揮出了問題,就算滿血強大的國家,也極有可能速死。

而比“遼以釋廢”錯得更叫人哭笑不得的,就是後面一句“金以儒亡”:滅遼吞北宋的金朝,真的是因為崇尚儒家文化和照搬儒家治國體制而亡國的?恰恰相反:若不是選擇了儒家治國的思路,金朝的亡國,恐怕更要加速度。

好些人堅持“金以儒亡”的最大口實,就是金朝建國後那急劇衰退的戰鬥力。但事實上,早在金朝與南宋戰事正酣時,金軍的戰鬥素質,就已是越打越抽。跟南宋血拼了一輩子的金朝軍界頭號人物金兀朮,臨終前也急的閉不上眼:“吾身後,宋若敗盟,任賢用眾,大舉北來,乘勢撼中原人心,復故土如反掌,不為難矣”。號稱“滿萬不可敵”的金軍,此時已是這般稀里嘩啦了。

如此戰力衰敗的景象,不止發生在金朝一家,卻是每個遊牧政權變身成封建國家時,必然會撞上的大難題。

也正是為這生存威脅,金世宗等金朝皇帝,才毅然選擇了儒家治國理念,有了著名的“金世宗中興”年代。後來蒙古崛起,也幸虧包括完顏陳和尚等儒家文化薰陶長大的英雄挺身而出,才叫金朝又頑強堅挺了幾十年。雖然金朝的“儒家治國理念”,只是學了點皮毛,卻足以培養出諸多英雄,在金朝風雨飄搖時慷慨護國。

被後世許多人短視為“兇手”的儒家理念,卻恰恰是金朝能夠多續命幾十年的“恩人”。

那金朝滅亡的主因是什麼?如果說遼國尚且是被前代帝王挖坑,那麼金朝才是真正的不作不死。其實在金宣宗時,蒙金戰爭的戰局已經開始改觀,浴血奮戰的金軍逐漸穩固了防線。但是貪得無厭的金宣宗,卻做出了最愚蠢的抉擇:明明正需要南宋的支持,卻為了多訛詐南宋的“歲幣”,貿然發動對南宋戰爭。反而偷雞不成蝕把米,被以逸待勞的南宋暴打不說,還把金朝坑進了慘遭蒙古南宋圍毆的地步。

更可笑的是,金宣宗犯了這個錯誤捱了揍,他的繼任者卻更記吃不記打,金朝末代皇帝金哀宗,明明已被蒙古打得山窮水盡,竟還盼著帶殘兵敗將去南宋搶地盤,結果招來南宋蒙古聯軍,在蔡州被徹底絞殺。

比起“釋廢”和“儒亡”來,遼金滅亡的教訓,有一條道理才永不過時:任何強大的國家,一旦發展眼光出現判斷失誤。多麼強大的國運,也攔不住亡國的厄運。很顯然,喊著“遼以釋廢,金以儒亡”的元王朝,並沒認真領會這教訓。


我們愛歷史


“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是中國歷史上流傳已久的觀點。

從表面來看,他們基本上都闡述了一個事實,看上去好像是真的一樣。然而我們仔細來分析卻沒有一點道理。

先來看遼國,和尚人數佔國家總人口的百分之三,這是一個比較龐大的數字。要知道在古代歷史上,甚至到現在,僧侶都是社會的寄生蟲。他們並不直接從事生產勞動,完全依靠皇帝和朝廷顯貴,包括一些商人的供奉,來維持生存。

在不少朝代,寺院擁有大量的田地,和尚們的生活要遠遠好於平民,導致底層人群大量進入寺廟當和尚。

在中國古代社會勞動生產率底下,如果有太多人不直接從事生產勞動的話,就會加重底層人民的生活負擔,從而有可能誘發社會危機。

但這些都不足以成為一個國家滅亡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還在國家統治集團內部出了問題,沒有為促進國家的進一步發展找到新的出口。任何一個國家或者個人,都不可能永遠在原地踏步,都像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遼國的領導人就是如此。他們沒有辦法,也沒有能力促進國家向更高的發展水平去推進。最終就只能眼睜睜看著國家一天一天衰落下去,最後被金國消滅。

遼國的和尚太多,只是一個外在因素,並不是導致遼國滅亡的根本原因。

我們再來看看,金國是不是因為信奉了儒家而導致滅亡的?

在金國滅亡北宋之後,金國的領土面積大幅擴張,佔領了黃河流域兩岸的許多地方。從一個單一民族的國家變成了多民族的國家。

這就導致金國的統治方式必然要與時俱進,進行創新。而在當時的條件下,金國的領導集團根本找不到,比儒家更先進的統治思想。我們也可以說,只有採取儒家的思想,才能保持金國的相對穩定。

在中國歷史上,從來都是外儒內法。從表面上來看,是儒家思想在管理著中國人的行為舉止。從裡子裡看,是法家思想在控制著中國人的思想行為。

也就是說,儒家思想只是為了用來欺騙人民大眾的,它根本就不是一個朝代最核心的統治工具。有且僅有法家思想才是一個朝代最重要的統治工具。

儒家思想僅僅是外在的一種東西。我們都知道,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只是變化的條件。也就是說,儒家思想根本沒那麼大作用,它就能決定一個朝代的興衰和存亡。儒家思想從來都是一個幌子,用來欺騙人民群眾和忽悠知識階層的工具。

由此可見說金國滅亡是因為儒家思想太興盛的原因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我們華人最缺乏的就是邏輯思維能力,所以我們得出來的結論都是很奇怪的,很少能從根本上抓住根本原因。

同樣的例子,我們可以看。我們中國人很喜歡說紅顏禍水,一個國家滅亡了,往往把責任推到女人身上。

要知道,女人在歷史上只是附屬品,他們根本就沒有什麼權力。統治國家的往往都是皇帝和他的政治班底,這些人把一個江山搞垮了,他們又不願意承擔責任,就把責任推給了女人。

由此可見中國歷史上男人多麼沒有責任和擔當,恐怕社會發展到現在也是如此。

因此我一直在講,所有人,都需要讀邏輯學和心理學。心理學讓我們認清自己和社會,邏輯學讓我們明辨是非。

倘若不能如此,我們還會鬧出更多的大笑話。


新知傳習閣


“遼以釋廢,金以儒亡”的說法由來已久,大致意思是:遼朝因為崇信佛教而衰亡,金朝由於任用儒士而傾覆。這樣的說法到底有沒有道理呢?
“遼以釋廢,金以儒亡”的說法從金末元初起就在士大夫階層中流傳。1247年,忽必烈曾經就這個問題問過名臣張德輝。
張德輝的回答是,遼朝的歷史他沒有親歷,但金朝的覆亡他卻是親眼所見,他認為不能將金朝的滅亡完全歸咎於儒士。
圖/元世祖忽必烈
每個王朝由盛轉衰,都是許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將一個王朝滅亡的全部責任推到佛教、儒士身上,是一種不恰當的做法。
事實上,崇佛、尊儒只是遼金衰敗的眾多原因之一,只是遼朝崇佛所造成的消極影響更大些罷了。
雖然遼朝衰亡有多種原因,但遼朝由興轉衰,崇信佛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有遼一代,佛教的過度興盛對社會的消極影響是很明顯的。
圖/遼疆域示意圖
首先,遼朝錢財大量用於修建寺廟和進行宗教活動。無論是帝王將相還是商賈庶民,都會以各種名目給寺院提供經濟來源,從而導致寺院經濟過度膨脹。
到了遼朝末年,國庫空虛,來州的海雲寺竟然能夠捐錢千萬來接濟遼朝廷。
不僅如此,劉浦江先生曾經做過統計,遼道宗時期,遼朝的僧侶約佔總人口的3.6%,而同時期的北宋,僧眾人數達到最高峰時,也不過才佔總人口的 0.92%,遼朝的僧侶比例遠高於宋。
中國的歷代王朝中,僧侶的比重一般都不會超過1%。在一個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社會里,不勞而食的僧侶數量膨脹,必然會對傳統的社會平衡狀態造成衝擊。遼朝僧侶的冗濫超出了當時社會的正常承受能力,社會危機也因此逐漸加劇。
此外,契丹本是驍勇善戰的馬背民族,然而在佛教長期的浸潤下,佛教禁止殺生等教義潛移默化的影響著契丹人的生活,契丹原有的勇武精神勢頭大減。加上澶淵之盟後,邊界太平,休戰多年,契丹人逐漸由強健嗜殺變得文弱。
曾出使過遼朝的蘇轍就持此觀點,蘇轍認為“契丹之人,緣此誦經唸佛,殺心稍悛。此蓋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總而言之,崇佛是遼王朝國勢一撅不振的重要原因。
那麼“金以儒亡”呢?同樣的,金覆亡是由多種原因共同造成的,不能將金滅亡的責任全部推到儒士身上。
圖/金疆域圖
金朝任用儒士,推行漢法,是女真人進入中原地區隨著時間的不斷髮展,生活習慣與生存方式發生變化的必然結果。儘管在推行漢法的過程中,並不能像北魏孝文帝改革一樣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力,但仍是一大進步。
實際上,在金章宗統治後期,元妃李師兒與經童出身的佞臣管擅朝政,就已經將朝政攪得十分混亂。章宗的繼任者衛紹王又軟弱無能,更加劇了金的衰落。
宣宗南渡後,吏治、軍政腐敗日趨嚴重,軍隊的戰鬥力也不斷下降。於此同時,金對蒙古、西夏、南宋的政策失誤,也是蒙宋聯盟、金朝覆亡的重要原因。
參考文獻:
1.屈文軍:《遼西夏金元史十五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2.劉浦江:《遼金的佛教政策及其社會影響》,《佛學研究》1996年第4期。
3.宋德金:《大金覆亡辨》,《史學集刊》2007年第1期。

歷史研習社


“遼以釋廢金以儒亡”,這是忽必烈總結的這兩個少數民族政權滅亡的原因。

遼以釋廢很容易理解,這個政權的統治階層對於佛教的痴迷,相比於漢族王朝,用“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個詞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

首先是皇帝帶頭信佛,皇帝痴迷於此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大量的財富被用於營建寺廟佛塔、供養高僧大德上了,如今中國最大的佛殿建築,位於遼寧義縣的奉國寺便是遼國皇室的手筆。還有如今聳立於遼寧內蒙境內的高大佛塔,開啟了中國又一個營造佛塔的高峰,這也是遼國皇室篤信佛教的力證。

其次因為皇室帶頭,佛教在民間發展勢頭便可想而知了,我看的一個資料說遼道宗(最痴迷佛教的遼國皇帝)時全國的僧侶人口約佔總人口的3.6%。而與遼同時代的北宋,其僧侶人口的最高峰時也就佔到了總人口的0.92%。這樣佔比龐大的僧眾,一方面不納稅不服役不給國家貢獻任何力量,另一方面還需要供養耗費了國家的財富。

所以出使遼國的蘇轍指出“契丹之人,緣此誦經唸佛,殺心稍悛。此蓋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 ”所以在澶淵之盟後,越來越痴迷佛教的遼國皇帝,也基本無力發動對北宋的戰爭了,所以遼以釋廢的說法一點也不誇張。

至於金以儒亡,怎麼說呢,論及統治階層對於儒學的狂熱,可能金國遠不及和他同一時間的南宋,更遜色於歷史上的許多漢族政權。所以我覺得這個說法可能是在指像女真這樣的少數民族,在奪取中原充分漢化後,開始學會了享受先進文明的成果,而忘記了自己民族的本性。

入住中原後忘記了初心的少數民族,又何止女真人和契丹人啊,還有建立北魏的鮮卑人,以及建立元朝的蒙古人。忽必烈雖然這麼說,但也沒有阻止他的子孫們迷失在中原的花花世界裡。


王朝的廢墟


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

擁有了幽雲十六州之後的遼國和佔據了中原之後的金國,都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漢化了。這就意味著他們必須與漢人文化中的某些部分結合,而遼國上層貴族選擇了佛教,金國上層貴族選擇了儒家思想。所以忽必烈看到這兩個國家亡了,就發出了這樣的感慨:“遼以釋廢,金以儒亡。”

然而這兩個國家的滅亡,歸根到底還是統治階級腐化墮落。佛教和儒家思想並不是讓他們的統治階級加速腐化墮落的因素,反正統治階級早晚也是要墮落的,只不過遼國信仰佛教的統治階級很快就墮落了,金國學習儒家思想的統治階級墮落得也很快而已。

反倒是元朝的統治階級不學無術,就連治國都不大上心,稀裡糊塗地治了幾十年國之後,面對其實一開始裝備並不怎麼樣的農民起義軍都處理不好,搞的各地農民起義蜂起,最終徹底撼動了元朝的統治。這個時候元朝的統治者可以說是不學無術,那又是因為什麼滅亡的呢?還不是因為腐化墮落,所以可想而知,你學什麼和你最終會不會腐化墮落並沒有必然關係,反正封建統治者早晚還是會腐化墮落的。


葉子評論


“遼以釋廢,金以儒亡”的說法見於歷史記載是在《元史張德輝傳》,原文如下:

世祖在潛邸,召見,問曰:“孔子歿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即在是矣。”又問:“或雲,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皆武弁世爵,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進者三十之一,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世祖然之。

“或雲”是有人說,說明這個說法忽必烈也是聽來的,張德輝著力闡述了他對“金以儒亡”的不同看法,而對“遼以釋廢”一語未予置評,張德輝本身是金朝名士,身為儒臣,按照現代的說法需要註明利益相關,那麼他的回答就不是特別中立客觀了。

從元世祖忽必烈開金蓮川幕府廣攬人才來看,其中有正統儒學的代表趙復、許衡、姚樞、竇默、楊惟中;吐蕃佛教薩迦派教主八思巴;原漢地世侯的幕僚楊果、郝經、楊奐、宋子貞、商挺、李旭用、徐世隆等,而其最重要的謀士是海雲法師推薦的曾經當過和尚(法名子聰)的劉秉忠,所以忽必烈其實根本沒有受這個說法的影響,不管是不是因為張德輝的回答。

“遼以釋廢,金以儒亡”的提出者,按照誰獲益最大誰嫌疑最大的原則,要麼是蒙古漠北保守勢力要麼是景教(基督教聶斯脫裡派,也就是東方亞述教會)信仰者,所謂色目言利之臣甚至天主教會也不無可能。

出於全真教的可能性不大,一來全真教講究三教合一,另一方面這個說法攻擊的釋儒的所謂缺陷,全真教本身也具備。

(忽必烈與馬可波羅電影劇照)

(西方人所繪的忽必烈接見馬可波羅)

這個說法的本意肯定不像後世研究者所展開演繹的“遼朝由興轉衰,崇信佛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有遼一代,佛教的過度興盛對社會的消極影響是很明顯的”,因為這骨子裡還是基於儒家正統的說法,而這個說法本身無疑是兩手都硬,左拳打佛教,右掌劈儒家。

如果這個說法出於蒙古保守勢力,其骨子裡應當是暗示遊牧民族不能被中原先進文化所影響,而應該保持所謂質樸剛健的傳統遺風。

曾出使過遼朝的蘇轍認為:

契丹之人,緣此誦經唸佛,殺心稍悛。此蓋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

但是說到底還是皮相之談。

打一個未必恰當的比方,一個老闆出身草根的家族企業,做大之後既請了麥肯錫來做諮詢,老闆本人又去讀了長江商學院,後來因為經營不善、投資失敗破產了,兄弟姊妹親戚鄰居和媒體都總結之後一致認為,老闆壞就壞在讀EMBA相信McKinsey & Company,你們說對不對!

同樣在這個比方體系內,諮詢公司開出的藥方可能水土不服,商學院提供的教育和人脈可能貨不對板,但說到底根本上不還是老闆和決策層自己在拿主意,從這個意義上,張德輝所謂“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實在是再對不過。


談古論金


不用看待,低級文明走向高級文明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一個低級文明如果它堅持不向高級文明的方向發展,它最後也會滅亡。

低級文明在走向高級文明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控制速度。兩個文明版本差距太大。一下子拿來代替,肯定會出現不適應會動盪。

低級文明像融合高級文明主要看差距,如果兩個文明的差距不大的話,問題不大。兩個文明版本相差太大。低級文明的人不適應,高級文明的人也不適應。

遼當初開國的政策是正確的,分南北兩種體制。所以維持了很長時間了。但是後來由於遼主要發展南院,而北院依然保持野蠻,但是北院地位高過南院。這就埋下了滅亡的種子。清的滅亡和遼是相似。他們都是分兩個版本來管理國家。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但由於他統治主體的版本是低級文明。而高級文明是被統治的版本。

統治主體一直在維持他們的級文明,而被統治主體缺一直繼續發展。兩個文明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低級文明不但不想把自己的版本升級,縮小差距,反而過來限制高級文明的發展。這種政治體制在內部就埋下了衝突的種子,也設定了走向滅忙的方程式。這是遲早的問題。原因是統治主體不能超過被統治主體。這個是必然的。

其實這個就是古代版本的一國兩制,和現在的沒有區別。只不過現在是統治主體力量強大,而且文明版本更新升級比較快。

而回歸的文明版本本來想依靠自身先進的力量,在國體上發揮主造作用的。但是由於大陸發展比較快,現在遠遠甩他們幾條街。讓他們失去了優越感,自由感,由從前的高人一等變成了廢物。現在出現了各種不適應就是發洩心理變化的失落感,通過發洩來尋找平衡感。所以香港鬧事是正常的。反觀澳門為什麼如此安靜,那是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過這種優越感,在心理上沒有落差。

以前臺灣不鬧的,一直是喊光復大陸,現在沒有勇氣喊光復大陸了,大家的高速度發展遠遠超越了他,和香港一樣,各種小失落,小情緒,小鬧劇是一個正常得心理變化過程。當然也是推他們走向極端的重要力量。臺灣和香港的情況其實是一致的。他們就是想通過走極端來彌補心理落差帶來的失敗感。是一個群體心理自我平衡的反應。這種心理自我平衡的反應是很危險的。我們一方面要鎮壓他們的極端動向,一方面也要展現強大的包容心。現在玩做的就是遏制他們繼續走向極端,同時用包容和肯定,認可的態度來調整這些群體的心理落差,把他們的心理失衡從極端中拉回來。不然始終會存在問題。對待臺灣和香港問題,其實給予物質扶持是最失敗的政策。應該製造思想上的共鳴,消除心理上的隔膜。多讚美,多肯定。但一定要遏制極端思想的發展和走向。

再回到元朝為什麼滅亡的速度比較快?因為元朝想一下子全體升級,但是他的統治主體跟不上來,不能快速的適應先進的文明,兩個文明之間得衝突是全面的。所有造到迅速瓦解。


一號風手


當年忽必烈建立元朝,也即蒙古人戰勝女真人而推翻金朝時,“金以儒亡”這話無可辯駁。同樣,從前完顏阿骨打建立金朝,也即女真人戰勝契丹人而推翻遼朝時,“遼以釋廢”這話同樣無可辯駁;然而,後來建立過元帝國的蒙古人,竟又敗落在因儒而亡的後金(滿清)手下,可見,這兩句話不但不是結論,感覺像是一個輪迴開始。當年忽必烈以勝利者的 身份說這話時何曾想到,滿清恰恰用釋教又讓彪悍的蒙古族失掉了戰鬥力、凝聚力而復興無望


來取笑


字面上來看,這句話談的是,遼是因為佛教而政廢國滅,金是因為儒學而走向衰亡,但對歷史的論斷首先要回到歷史場景中去。

這句話出自《元史·列傳第五十》“張德輝”條,他在金當過官,金滅亡後,在元朝做事。當時元世祖忽必烈在潛邸召見他,問道:“或雲,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他回答道:“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親睹。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皆武弁世爵,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進者三十之一,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忽必烈認為他說得對。

由此可見,當時社會上雖然流傳著“遼以釋廢,金以儒亡”的說法,但張德輝認為,金的高官中雖然有那麼幾個儒臣,但軍國大事沒法參與,而且以儒學當官的比例也不高,所以,金的滅亡,儒學是無論如何都不該成為指責的對象的。忽必烈也認可了這個說法。

宋德金的《大金覆亡辨》也認為金國覆亡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一,物極必反,盛極而衰,這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二,章宗後期、特別是宣宗南渡後的軍政腐敗加速了金朝的衰亡,這是內因;三,對蒙古、南宋、西夏政策失誤,蒙宋聯盟形成,決定了金國的最後覆亡,這是外因。

當然,也有論點認為,“金以儒亡”的“儒”是漢化的意思,宋德金指出:從“遼以釋廢,金以儒亡”的句式來看,是把遼金亡國的原因分別歸結為崇佛和尊儒,這裡的儒就是指儒者、儒學、儒家思想,似不能理解成漢化。尊儒與漢化有聯繫,卻不等同。

再看“遼以釋廢”。我們來聽聽佛教人士怎麼說。

杭州佛學院的剛曉法師著有《歷史因果莫輕談——我對“遼以釋廢”說的一點意見》一文,在他看來:在佛教傳統中有個說法,叫“佛教興、國家興”,一個朝代一個朝代具體考察一下,這個說法應該來說還算是靠譜的。至於有學者說“(佛教)有著雄厚的經濟實力,吞噬了國家的鉅額財富,或正逐步瓦解著遼王朝的統治”,這實在是太高看佛教了,經濟實力即使再雄厚,朝廷“一個法令下來,你什麼都沒有了”,想瓦解遼王朝的統治,門兒都沒有。還有學者認為佛教禁止殺生,使原來尚武的契丹族有了佛教信仰後變弱了,但尚武只能對外征戰,對自己國民總不能尚武吧,否則會激起民變的。

剛曉最後總結說,把一個朝代的滅亡推到佛教的頭上,是政治家(或許只是所謂的“學者”)小肚雞腸的體現,佛教從來就不是國家政治方向的決策者,這就足以說明“遼以釋廢”的無理了。

遼國滅亡的真正原因,還是統治集團自身的腐化。特別是末代皇帝天祚帝耶律延禧驕奢淫逸,朝政廢弛。與此同時,逐步趨於統一的女真各部,作為落後民族,卻擁有極為強大的戰鬥力,非已經漢化的遼人可比,幾十萬遼軍會被幾千女真人打敗,這就註定了遼滅亡的最終結局。


毛劍傑


這句話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元起源於蒙古部落,開始是受金國節制的,金國在當時是唯一可以節制蒙古的國家了。 在野狐嶺一戰後,蒙古開始了它無人可擋的獨立的擴張之路。 不說什麼遼以釋廢,金以儒亡, 蒙古興起後,什麼都得亡。 而金國對蒙管理的失敗,正是受了儒家漢臣的影響。 當時是北方民族興起的大環境。 北方各民族陸續興起,猶豫他們本身的文化程度低,所以在開始時靠著原始的戰鬥素質都所向披歷。很快擴張後,各種先進的文化湧入,給他們的統治者和人民精神造成了很大的成癮性的衝擊。 讓他們樂此不疲。 有很多我們以前經歷過的,吃過虧的,看起來很美好的嚮往和政策產生了。 這些文化的消化和理性吸收要通過自己民族的文化潛意識處理很久才行。 但是,在那個大爭之世,生存才是頭等大事。 當時,只有同時興起的金國可以看的住蒙古。 而蒙古就是靠著一直保持它的原始性和野蠻性,才能一直持續的擴張。 直到它也開始學會了文明才暫時結束。 我是大象無形🐘,感謝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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