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武氏祠
黄易与武氏祠碑刻是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一种独特的记录，是保存文化和历史的重要方式之一。这些碑，无论是刻记材质还是记述内容，都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文化艺术价值，是古代金石学的大宗。历代文人雅士无不喜好碑帖，他们求碑致雅，思古之幽情，又有众多的学者名仕著述成编，推动了碑学发展。而历史上的众多碑刻之所以能够保存和流传至今，往往有赖于他们的珍爱和保护。
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武翟山北麓的武氏祠，是武氏家族墓地前的石筑祠堂，自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起数十年间陆续建造。祠堂的四壁和顶上刻满了精美的画像，内容涉及历史人物、神仙故事、墓主人生前生活等多方面题材，旁边还有隶书题记。其中神仙故事是较为精彩的部分，刻画有当时人们所想像的仙人、奇珍异兽等艺术形象，如东王公、西王母、白虎、麒麟等，反映汉代人们对于驱鬼避邪以祈求平安的向往。画像主要采用凿纹减地平面线刻技法，亦有人称之为阳刻浮雕，即在画像外留有平行凿纹，使画面立体感强，并且轮廓线和细部线条流畅纤细，刻画得灵活娴熟。在汉代石刻中，武梁祠石画像风格浑朴凝重，精丽传神，富于想像，是汉代石刻艺术的精华，也是研究汉以前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国内外素来享有盛名。宋代洪适的著作《隶释》中就有描述，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等书中均有记载。后因水患淤漫，祠倾圮湮没于地下，而鲜为人知。
武氏祠汉代石阙
武氏祠的重新发现和保护，是清代研究古代铭刻的有名学者黄易(字大易，号小松，又号秋庵)的功劳。他毕生致力于碑刻考证之学，在游宦之暇，于穷乡僻壤之间，搜求古碑刻石。黄易早在他发现武氏祠之前的乾隆四十年(1775年)，曾在扬州汪本处见到武梁祠画像石的“唐拓”(明嘉靖唐顺之的拓本)，并加跋云：“右唐拓武梁祠堂画像凡十四，是左一石上半之二列。曾子一段，下段墨污，仅露笔画。今拓转胜于前，惟画像面目剥损耳。石自宋人拓后，久埋土中，历元、明至今始出土椎取，今拓即宋拓也。此本画像比今拓较完，是宋以前所拓无疑。边阑硬黄笺释文，书体古雅，乃宋元之迹。旧藏武进唐氏。册中只数印，无题识，册首‘汉镌古帝王像’六楷字，不知谁书，疑明人笔。”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八月，黄易官至济宁运河同知时查阅县志，访得汉碑，考定“堂乃武梁，碑为武斑”。九月他亲赴其地出资发掘，在淤土填塞的石室内“次第剔出武梁祠堂画像三石，久碎而为五，八分书四百余字，‘孔子见老子’画像一石，八分书八字……掘深八九尺始见根脚，各露八分书‘武氏祠’三大字，三面俱人物画像，上层刻鸟兽，南阙有建和元年武氏石阙铭，八分书九十三字。”黄易认为祠有4座，即“武梁祠”和“前石室”、“后石室”、“左石室”。他的发现计有：建和元年武氏双阙(147年立)、建和元年武斑碑(147年立)、永康元年武荣碑(169年立)及画像石45块，石柱及柱头各3个，还有一尊石狮。宋代学者记述的武梁碑和武开明碑，则已佚失不见。
武氏祠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局部)
当时这批石刻的重新问世，以其鲜有的“画像古朴，八分精妙”而震动学界，文人学者接踵而至，争相拓墨，广为著录、评述。黄易深感这批珍贵石刻的重要，他认为“今诸石纵横原野，牧子樵夫岂知爱护。不急收护，将不可问古物。因易而出，置之不顾，实负古人，是易之责也。”他除把《孔子见老子》一石运到济宁明伦堂与《武荣碑》一起保存外，还奔走筹资购地，“就其地创立祠堂，垒石为墙，第取坚固，不求华饰……隙地树以嘉木，责土人世守。”并题门额曰“武氏祠堂”。他又想到“地有古碑，官拓宜扰，宜定价资其利而杜其累。”可见黄易对保护古代碑刻画像的良苦用心。其后，亦有人不断对武氏祠加以保护，使这一组精美、珍贵的石刻艺术品得以流传至今，是取之不尽的古代艺术宝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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