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每一箇中國人在上小學的時候就知道“四大名著”，這四本書被稱為是中國古典文學小說中的巔峰之作，就算你沒讀過全本書，但也一定看過相應的電視劇。的確，《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和《紅樓夢》在中國文壇算是標杆一樣的存在，書中所講幾乎都是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堪稱經典。
但是，符合這些標準的古典小說有很多，特別是明清時期，經典的小說更是數不勝數，為何偏偏定了這四本成為代表呢？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四大名著珍藏版”
“四大名著”的前身是“四大奇書”，中國素有封號加爵傳統，尤其是文人墨客最愛排出各種榜單，李贄讀完《水滸傳》後情不自禁地將它與《史記》、《杜子美集》、《蘇子瞻》、《李獻吉集》封為“宇宙內五大部文章”。袁宏道則將《水滸傳》、《金瓶梅》與《左傳》、《莊子》、《離騷》、《杜詩》、韓柳歐蘇文章等相提並論，列為“案頭不可少之書”，在《觴政》中又將《西廂記》、《琵琶記》、《水滸傳》、《金瓶梅》稱為“逸典”，並把是否讀此“逸典”作為區分雅俗的標準。
明末清初的金聖嘆不僅將《莊子》、《離騷》、司馬遷、杜甫、《水滸傳》、《西廂記》稱為“六才子書”，還發誓以平生之力將此六書一一批點。因《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與《第六才子書西廂記》的光芒，“六才子書”之說深入人心。後來，毛綸、毛宗崗父子也對《三國演義》詳加批點，並且推之為才子書第一。
而這“四大奇書”的說法，則在明天啟年間就已經略有雛形。天啟三年(1623)季夏朔日煙霞外史序《韓湘子全傳》，把《全傳》與其它小說作品比較時說其：
有：《三國志》之森嚴，《水滸傳》之奇變。無：《西遊記》之謔虐，《金瓶梅》之襲淫。謂非龍門、蘭合之遺文，不可也。
後來，馮夢龍也有提到這“四大奇書”，但關於這個記載卻是在康熙年間的李漁筆下。
據現有文獻，專指此四書的“四大奇書”之名首次出現於清康熙己未( 1679 年) 醉耕堂本《三國演義》及李漁為該本所作《古本三國志序》，該書徑稱“四大奇書第一種”，而署“康熙歲次己未年十有二月李漁笠翁氏題於吳山之層園之序”則曰：“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書之目，曰《史記》也，《南華》也，《水滸》與《西廂》也。馮夢龍亦有四大奇書之目，曰《三國》也，《水滸》也，《西遊》與《金瓶梅》也。兩人之論各異。”
在明末清初那會兒，還不止這一兩個人有這樣的說法，明末的《禪真逸史》，其爽閣主人夏履先寫的“凡例”一則亦把四部書並稱：此書舊本出自內府，多方重購始得。今編訂，當與《水滸傳》、《三國演義》並垂不朽，《西遊》、《金瓶梅》等方之劣矣。
大致上我們得知，在當時社會上，“四大奇書”基本就是《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與《金瓶梅》這四本，而且得到了廣泛認同。
明崇禎版《金瓶梅》插畫
但明末雖然大多數人將這四本書並列而談，卻沒有一個人提出過明確的“四大奇書”這幾個字。
清初時，曾有人把《三國志演義》去掉，把另三書稱“三大奇書”。順治間丁耀亢作《續金瓶梅》，西湖釣史為之作序：
今天下小說如林，獨推三大奇書，曰:《水滸》、《西遊》、《金瓶梅》者，何以稱乎？《西遊》闡心而證道於魔，《水滸》戒俠而崇義於盜，《金瓶梅》懲淫而炫情於色。此皆顯言之，誇言之，放言之，而其旨則在以隱，以刺，以止之間。唯不知者曰怪，曰暴，曰浮，以為非聖而畔道焉。
這種說法一直到李漁重新提到馮夢龍的記載，正式樹立起了“四大奇書”的稱號。李漁等人從數以百計的作品中挑此四書加冕，毫無疑問是對此四書的崇高敬意，在他們看來，《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乃新興奇書，為稗史小說界的最高成就與代表。
若欲細分，則《三國演義》是史傳小說代表，《水滸傳》是英雄傳奇代表，《西遊記》是神魔小說代表，《金瓶梅》則是市井小說代表。
李漁之後，以《三國志演義》等四部小說稱“四大奇書”已成定稱、習稱，通俗小說的評論者以及小說作者多拉來“四大奇書”評述，有的往往把新的小說作品與“四大奇書”比，以顯示新作之高。
康熙四十七年的滿文譯本《金瓶梅序》中有：“《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等四部書，在評話中稱為四大奇書，而《金瓶梅》堪稱之最”。
但這四部書中的《三國演義》卻在清朝屢遭貶低，差點被《封神》給替代，乾隆時的《紅樓夢》出世後，甚至也替代過《三國演義》。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七篇開頭就有這樣的記載：
明季以來，世目《三國》《水滸》《西遊》《金瓶梅》為“四大奇書”，居說部上首，比清乾隆中《紅樓夢》盛行，遂奪《三國》之席，而尤見稱於文人。惟細民所嗜，則仍在《三國》《水滸》。”
雖說後來因為民間的喜愛，《三國》仍然屢屢被提及，但其地位卻遠不如《水滸》《西遊》穩固。
相比較《三國》，後來的人更加不喜歡《金瓶梅》，尤其是《紅樓夢》被後人覺得其部分繼承於《金瓶梅》且更加有內涵，前者表達的更加有深度，因此《紅樓夢》最終頂替掉了《金瓶梅》。
自此，《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和《紅樓夢》的組合真正穩定下來。這四本書在中國古典文學上的地位也愈發難以撼動，世人皆以熟讀四本書為榮，書商們也是樂於出版這四本。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的195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建社，由馮雪峰任社長、總編輯。他上任之初，提出四項出版計劃，其中包括“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及民間文藝”。隨後，配有出版前言、註釋條目，並由沈尹默題寫書名的《水滸（七十回本）》（1952年9月）、《三國演義》（1953年11月）、《紅樓夢》（1953年12月）、《西遊記》（1954年6月）相繼問世。
1953年出版的《三國演義》，被列入“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此時並不稱“四大名著”
據統計，從1949年10月到1966年4月年間，《水滸》印了267萬冊、《三國演義》印了646萬冊，《西遊記》印了379萬冊，《紅樓夢》印了284萬冊，是當時古典文學類圖書中印量最大的幾種。可見，當時這四本書的組合仍然是最主流的選擇。
直到上世紀80年代，“四大名著”的說法才開始流傳，在1981年出版的鄭國銓等編著《文學理論》一書中，有這樣的一番話：“中國古典長篇小說中的四大名著《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將紛紜繁複的生活事件……組織在一個完整的大廈之中。”
90年代以後，書商們開始以“四大名著”的名義出版這幾本小說，較早的有《漫畫四大名著》（長征出版社，1995年）、《中國古典四大名著（合訂珍藏本）》（海天出版社，1996年）等。從這以後，“四大名著”的說法開始定型，並且成為我們必須從小熟知的常識。
參考資料：《人民文學出版社六十年圖書總目（1951-2011）》，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新中國暢銷書歷史嬗變及其與時代變遷關係研究（1949.10—1989.5）》易圖強；《四大奇書經典演變與名實變遷》羅書華；《“四大奇書”名稱的確立與演變》蘇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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