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14 後音樂時代,為何我們都“無歌可聽”

後音樂時代,為何我們都“無歌可聽”

1991年的朴樹

“那片笑聲讓我想起那些花兒,在我生命每個角落,靜靜為我開放”

大街小巷的音像店裡都播放著這首歌——《那些花兒》來自內地歌手朴樹的首張專輯。

這張以金黃色麥田為封面的《我去2000》被商家們擺在貨架上最顯眼的位置,然後被無數的男男女女帶回家。

這是1999年,千禧年的前奏,世紀末。

像是某種奇幻的寓言,中國樂壇在後幾年最後一次如煙花升頂,然後迅速下落。

釀酒的樂壇時代

宋柯和高曉松是挖掘朴樹的人,也是因為朴樹和另一位歌手葉蓓,他們合作創立了麥田音樂,後來這個公司成長為北京太合麥田音樂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如果照現在公司的盈利模式來說,手裡只有兩個新人是無論如何也不敢投入費用去運營的。

但當時宋柯和張曉松卻信心滿滿——

那是一個大火歌手能養活一個公司的年代。

朴樹是個舞曲時代的異數,他年輕且有才,唱作方式完全不同於前人。

這迅速吸引了愛才如命的創作人。

當時大熱的音樂人張亞東,推了無數人的邀請,親自操刀為朴樹打造了兩張專輯《我去2000》和《生如夏花》。

不出宋柯所料,《我去2000》專輯一經推出,就賣出了上百萬張的好成績。2003的《生如夏花》也達到了一百萬張。在同期的歌手中一騎絕塵,朴樹成功攀上內地最佳唱作歌手神壇。

有朴樹的歌迷至今為止都還記得當時的場景:

一家小小的音像店裡面擠了幾十個歌迷,都是搶專輯的,專輯賣斷了貨,商家就拿海報出來賣。買到專輯的人還沒走出店裡就拆開了光盤包裝,將碟片塞進碩大的隨身聽裡,一邊聽一邊叫。

後音樂時代,為何我們都“無歌可聽”

成就這種場面的,是朴樹自身天賦與努力,還有創作人的傾盡心血。

業內人士回憶:

那時候唱片公司的挑選歌手的制度非常嚴,每個人被考察的不僅是基本的樂理、唱作的功底、努力的程度、還有天賦。只有這些資格都符合,他才有資格去錄製一張唱片,從“歌唱愛好者”變成“歌手”。

外貌是次要的,會不會討人喜歡也不重要。

朴樹是個很好的例子,除此之外,還有周杰倫。

在發行了1999年的《我去2000》之後,朴樹開始閉關。

在此期間,港臺音樂井噴裡大量的優質歌手:蔡依林、周杰倫、孫燕姿、陳奕迅等。

其中,周杰倫要數引人注目的一個。

他的音樂初期是朴樹有著本質上的相近——不諳規矩、少言寡語、永遠戴著帽簷壓很低的鴨舌帽,企圖只用音樂面對觀眾。而他引以為傲的音樂,是市場從沒有先例的風格。

後音樂時代,為何我們都“無歌可聽”

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總是比較慘,但周杰倫和朴樹比較幸運,他們捱過了那一段無人理解的歲月,然後市場迅速給予了他們才情的回報。

我們提出一個疑問。

如果周杰倫的音樂時代是現在,他還會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嗎?

答案恐怕是:不會。

因為他的面孔並不符合主流審美、因為他的生澀和不善言辭並不具有綜藝性、儘管他的專注和他的天賦是旁人無所能及的。但是很可惜,現在的娛樂市場並不會給他時間。

最後一霎流星

在朴樹關在家裡仔細和自己的音樂較真的時刻。沉浮在樂壇的宋柯已經感到了隱隱約約的恐慌。

整個歌壇的唱片銷量都再整體下滑,數據線條看起來就像是一顆從天而降的流星,不容阻攔的劃破黑暗往下落。哪怕它依舊閃亮,但所有人心裡都清楚它遲早會狠狠觸底。

2001年刀郎專輯200萬銷量是頂點,流星軌跡行至2005年,一張專輯20萬銷量就已經是天文數字。

銷量的大幅度萎縮一個原因是盜版碟片,但是最重要的,是因為數字音樂的上線。

數字音樂的初期並沒有版權概念,根據IFPI的數據統計,在2008年,中國數字音樂的盜版率超過90%。意思就是,唱片公司並不能從聽眾鋪天蓋地的下載收穫一份錢。

聽眾對免費音樂趨之若鶩,用音樂字節大把大把填滿著自己的MP3,與此同時音像店裡的碟片大量滯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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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直就像賣豆腐的東施碰上了正宮西施,毫無勝算”

業內人士這麼形容實體唱片和數字音樂的臨陣對壘。

街頭巷尾音像店悄無聲息的倒閉,好似英雄聯盟的推塔環節,一座座“塔”倒下了,最終輪到音樂唱片公司本身。

據不完全統計,在2003年-2013年這十年的事件裡,垮掉的唱片公司足有上百家之多。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在這個階段中,韓流的入侵帶來了偶像流量經濟。

投資人們發現,培養一個綜藝性的偶像得到的回報率是做音樂是上百倍。

於是資本入侵,開始大肆操控娛樂市場,音樂作為最不掙錢的一項,從必修課被排擠到了選修課。

後音樂時代,為何我們都“無歌可聽”

當年負責韓流輸出的韓國偶像組合

宋柯講,出唱片已經越來越像唱片公司和歌手的一種宣傳手段。

“歌手在很多時候覺得專輯是一個名片,沒專輯不行。音樂變成了藝人綜合能力的一個展示,有了這個才能去商演、演出、個唱和代言,這已經是慣性思維。”

太合麥田音樂公司其七成收入已經和自己的藝人沒有了關係:

20%版權代理費,50%數字方面的收入,剩下30%是公司藝人帶來的利潤——在電影、代言、廣告等方面的收入,唱片銷售收入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在這種大環境下,太合麥田音樂公司於2014年對外宣佈:

不再籤歌手、不再出唱片。

而這距離宋柯欣喜若狂的挖掘出朴樹,只過了15年。

“那些歌和青春一樣沒法再重來”

2017年,消失了多年的朴樹迴歸,他終於從抑鬱症裡造出了一張專輯來——《獵戶星座》。

這張有11首歌的專輯在網易雲音樂上線僅一個星期,銷量就破了千萬。

這是“飢渴萬分”聽眾同時作用的結果。

所謂的純粹的樂壇,在經濟時代的當下,被吞噬到所剩無幾。

每個“歌手”被要求綜合性:

你要帥氣、要會說話、要會跳舞、要會演戲、最主要的是,你要學會如何你討粉絲喜歡。

當這些要素佔據了重要地位,他到底會不會唱歌,倒不是最主要的了。

市場要的是曝光度,當曝光度足夠大時,就可以取代你的作品。

後音樂時代,為何我們都“無歌可聽”

朴樹2017巡迴演唱會

情懷和專攻向資本投降。

市場培養“討好型”藝人。

千禧年初出道的歌手被宣告成華語樂壇的最後一批優等生。

在被口水歌、三俗歌、電音充斥的當下,“無歌可聽”已經成為一種定局。

朴樹的迴歸對於聽眾來說就像是一種“年代回溯”

不管是從音樂風格、質量、還是歌手的本身。

在十幾年後被捧上神壇幾乎是順其自然的事情。

那些讓人反覆循環的老歌並非是時代濾鏡的問題:

將回憶固定在了某個歌曲的旋律之間,所以當它在耳邊響起來的時候,才意義非凡。

而是那個群雄逐鹿的音樂時代的確高速產出過這些後人難以望其項背的榮耀之作。

拋開這些,我們的耳機裡能播放些什麼?

“當你不可以再擁有的時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忘記”

王家衛電影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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