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10日，中組部下達了文件，認定了邵飄萍同志1925年春加入的中國共產黨。
此時，邵飄萍已犧牲60年了。他當年的秘密黨員身份，終於被組織認定了。
邵飄萍是浙江東陽人，生於1886，與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譚平山等同齡，比蔣介石大一歲，比毛主席大7歲。
作為《京報》的創辦者，邵飄萍不僅是中國近代新聞史上著名報人，而且是中國新聞理論的開拓者、奠基人，被後人譽為“新聞全才”。
邵飄萍
1918年10月，北大成立新聞研究會，蔡元培任會長，他禮聘邵飄萍為導師，中國新聞教育即由此發軔。
每週兩小時的課，邵飄萍從未缺場。他講課中強調記者要“探究事實，不欺閱者”；“主持公道，不怕犧牲”；立場要堅守中立，必須做到“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於前，麋鹿興於左，而志不亂”。
當時在北大聆聽邵飄萍講課的學生當中包括毛主席、高君宇、羅章龍、譚平山、陳公博等。
毛主席當年曾多次拜訪邵飄萍，並得到過其慷慨資助。
邵飄萍的人生十分傳奇，他以一己之力，以手中的如椽巨筆，獨鬥袁世凱、段祺瑞、張作霖三大軍閥，直至最後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天資聰慧的邵飄萍，14歲就考中秀才。1906年秋，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學堂(浙江大學前身)師範科，與後來的國民黨要員陳布雷、邵元衝等人同學。
1911年11月7日，杭州光復，同盟會會員杭辛齋受命籌辦《漢民日報》。他很欣賞邵飄萍採寫的文章，邀請邵飄萍出任了《漢民日報》的主筆。1912年春，杭辛齋被推選為眾議院議員，《漢民日報》遂由邵飄萍獨力撐持，同時他還是《申報》和《新聞報》的特約通訊員。
邵飄萍具有非凡的新聞敏感，對朝夕變幻的時局洞若觀火。早在1912年1月，邵飄萍即發表時評，戳穿了袁世凱“共和其名，專政其實”的本質：“帝王思想誤盡袁賊一生……同胞同胞，豈竟無一殺賊男兒耶?”
袁世凱其後的所作所為，都被邵飄萍言中了。
1913年8月初，浙江都督朱瑞希承袁世凱的旨意，瘋狂鉗制輿論，一天之內連封四家報館，邵飄萍被捕入獄。這一時期，邵飄萍“被捕三次，下獄九月。”
1915年12月，袁世凱宣佈稱帝的消息後，激怒了上海新聞界。主持《申報》筆政的邵飄萍，寫了時評《預吊登極》發表了，震驚海內。據《時事新報》不完全統計，從1915年底到1916年6月，短短半年時間內，邵飄萍共發表了反袁的社論三十六篇、時評一百三十四篇，為他贏得了新聞界“頭號角鬥士”“文字魔術師”的美譽。
袁世凱死後，邵飄萍又與另一個大軍閥段祺瑞幹上了。
1918年10月5日，邵飄萍辭去《申報》駐北京特派記者之職，與潘公弼聯袂，創辦了後來名動全國的《京報》。
1919年五四運動時，邵飄萍出於愛國義憤，連續幾天在《京報》發表時評《勖我學生》、《外交失敗第一幕》、《速釋學生》，其揭露曹汝霖、章宗祥等賣國罪行的檄文，觸怒了段祺瑞政府，報紙因而被封，他被迫再次流亡日本。
1920年下半年，段祺瑞政府倒臺，邵飄萍回到北京，恢復了《京報》的出版。
1925年春，由李大釗和羅章龍介紹，邵飄萍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特殊的秘密黨員。他藉助記者的特殊身份，為黨組織獲取大量重要信息，《京報》成為黨的宣傳輿論陣地。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眾集會，抗議大沽口事件後八國使團對中國政府的最後通牒，強烈要求與政府首腦直接對話。會後，以萬名學生和市民為主體的遊行隊伍前往執政府東門和平請願。他們做夢都沒有料想到，重返政壇的段祺瑞，竟命令衛隊殘酷鎮壓手無寸鐵的群眾，獸性大發的軍警除了開槍，還揮舞鐵棍、馬刀肆意逞兇。頃刻間，執政府門前腥風血雨，造成死四十七人、傷兩百餘人的驚世大慘案。
第二天，邵飄萍主持的《京報》上刊載了長篇報道《國民擁護國權大流血──八國通牒之大反響》，全面揭露反動政府公然屠殺愛國群眾的真相。
3月23日，各界民眾自發舉辦了一個異常隆重的追悼會，一方面悼念劉和珍、楊德群、魏士毅等四十七位死難者，一方面抗議這場民國以來最為殘暴的踐踏公理和人性的大屠殺。《京報》社長邵飄萍在會上的講話內容充滿了火力，如匕首如投槍，直接扎中了段祺瑞政府的要害。
此後邵飄萍又發表了不少文章，強烈譴責軍閥政府的卑劣行徑。3月底，《京報》再次重拳出擊，印製了三十萬份名為“首都大流血寫真”的特刊，詳實地報道了段祺瑞政府衛隊“平暴”的真相。
馮玉祥將軍曾由衷地讚歎：“飄萍一支筆，勝抵十萬軍！”
再鬥張作霖。
1926年4月，張作霖部隊進入北京，接管了北京政府，將邵飄萍列入黑名單，下令以“鼓吹赤化”罪名逮捕邵飄萍。
邵飄萍與張作霖結怨甚多。
早在1918年2月，張作霖搶劫政府軍械時，邵飄萍就撰寫發表過一篇報道《張作霖自由行動》：奉天督軍張作霖，初以馬賊身份投劍來歸，遂升擢而為師長，更驅逐昔為奉天督軍現為陸軍總長之段芝貴，取而代之。“張作霖”三個字乃漸成中外矚目之一奇特名詞……
當時張作霖就對邵飄萍恨得要死。
張作霖的部下郭松齡於1925年11月24日宣佈倒戈後，《京報》發表了大量歷數張作霖罪狀，聲援郭松齡的新聞、評論。
張作霖對邵飄萍恨怕交加，他決定先採取“銀彈策略”，匯款三十萬元公然收買《京報》。邵飄萍當即將銀錢悉數退回，《京報》上攻擊張作霖的火力不僅未減弱，反見其增。
1925年12月23日，郭松齡的部隊遭到奉軍和日軍的聯合夾攻，兵敗被俘後遭槍殺。邵飄萍聞訊之後悲憤莫名，立刻向讀者揭露張作霖勾結外敵、殘害同胞的真相。
張作霖怒不可遏，心生歹意——除掉邵飄萍。
1926年4月24日，張作霖以兩萬塊大洋外加造幣廠總監之職的雙重誘餌收買邵飄萍的舊交、《大陸報》社長張翰舉。見利忘義、賣友求榮的張翰舉於是打電話給邵飄萍，謊稱張作霖懼怕國際干涉，不敢濫殺名流，並說自己已向張學良疏通，張少帥允諾《京報》可以照常出版。
此時，邵飄萍避處東交民巷使館區，還算安全，可是百密一疏，他居然輕信張翰舉的一通謊言，下午五時半乘坐私人汽車離開六國飯店，返回《京報》館處理事情，隨即落入張作霖的偵緝隊之手。
兩天後的凌晨四時，邵飄萍被押赴天橋東刑場。臨刑前，他還表現了一回黑色幽默，向監刑官拱手道別，並且用滿含嘲弄的語氣調侃道：“諸位免送！”然後毫無懼色地哈哈大笑，直至槍聲響起，壯烈犧牲，年僅40歲，至死沒有出賣黨組織機密。
邵飄萍慘遭殺害後，其夫人湯修慧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於1928年恢復出版了《京報》。
1931年9月20日，湯修慧秉承邵飄萍之氣節，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向中外報道了“九一八”事變。1937年7月28日，《京報》出版最後一期，壽終正寢，結束了它19年不畏強權、秉筆直書的非凡歷程。
1936年，毛主席在延安向斯諾介紹自己生平時，特別提到他曾受過兩位老師的影響，一位就是邵飄萍——“
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情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1926年他被張作霖殺害了。”（劉繼興）閱讀更多 劉繼興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