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無論如何都不應也不能忽略正在發生的這一輪技術和產業變革對經濟的深刻影響。如果離開這樣一個大的時代背景去爭論經濟增長速度，恐怕是有失重心的
文 | 吳緒亮
年近歲末，一場關於新一年經濟增長速度的經濟學探討，“意外”成為了公眾熱搜的話題。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餘永定最近在《財經》撰文指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一定要“保6”，為此需要採取更有力的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這篇《經濟增速已滑至6%,該剎車了》的文章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經濟學家們對中國經濟增速的熱烈爭論。
比如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認為中國經濟將轉向5%左右的中速增長，又比如有學者認為不應採取反週期刺激政策，因為其有很強的負面後果。姚洋、白重恩、樊綱、王小魯、王勇、陸挺等經濟學家也都圍繞這一話題從不同角度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作為一位在互聯網科技公司從事經濟學研究的從業者，我對中國經濟增速之爭有一些思考，期冀為這場“保6”之爭提供一個不同的觀察視角。
不能忽視數字經濟、科技進步對增長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爭論的時代大背景是我們正迎來以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為典型代表的新一輪技術和產業變革浪潮，這樣的時機可以說是百年一遇。而更加難得的是，中國很幸運地站到了這場技術和產業變革的核心位置，所擁有的一批世界領先互聯網科技公司正引領著全球經濟革新的浪潮。這樣規模龐大而急劇變革的經濟土壤，無疑是孕育重大經濟理論突破創新的溫床。
由於工作性質，我平時偶爾會參加各種宏觀經濟論壇，以及閱讀大量宏觀經濟報告。但是很意外地發現，面對這場正在深刻改變著商業基本運作機制和資源配置方式的數字化浪潮，許多宏觀經濟學家卻如同對待“灰犀牛”般視而不見，堅持用上個世紀的經濟分析框架去預測未來的經濟增長圖景。
可以說，討論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無論如何都不應也不能忽略正在發生的這一輪技術和產業變革對經濟的深刻影響。如果離開這樣一個大的時代背景去爭論經濟增長速度，恐怕是有失重心的。
讓我們先拉回到一個更寬廣的歷史視野來看待當下的經濟增速之爭。眾所周知，經濟增長是決定一國貧窮或富裕程度的重要因素。但是，令人驚訝的是，增長實際上是一個非常現代的概念。人類經歷了數千年的經濟停滯，直至最近二三百年才突然迎來經濟增長。這背後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1776年人類製造出第一臺有實用價值的蒸汽機真正投入生產，這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主要標誌，推動了機器普及和使用，人類進入“蒸汽時代”，從此扭開了經濟快速增長的閥門。由此可見，人類擺脫漫長的經濟停滯，走向經濟增長之路，首推之力正是以蒸汽機為代表的科技進步。此後我們又於十九世紀迎來電力技術革命、二十世紀迎來信息技術革命，一輪又一輪的科技進步不斷推動著全球經濟持續增長。
時至今日，以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和區塊鏈等為典型代表的數字科技正在深刻影響著我們對於經濟增長方式和增長速度的理解和想象力。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技術均為通用目的技術而非特定目的技術，即其影響力可以擴展到經濟生活的各個行業領域，因此才會如此劇烈地推動變革與增長。
實際上，也有不少經濟學家敏銳地意識到了數字科技對未來經濟增長的巨大影響。比如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江小涓就指出，雖然經濟處於下行階段，但好在我們趕上了網絡和數字技術，因此對未來經濟增長應保持非常樂觀的態度。光大集團研究院副院長彭文生則認為，數字經濟是影響中國經濟未來十年發展的具有系統重要性的新增因素。
我非常認同這種具有前瞻性的觀察和判斷，但是在此判斷基礎上，我們還需要更深入地思考經濟增長的邏輯，從理論上搞清楚包括數字科技在內的各種通用技術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發揮作用的機理，這樣才能更理性地看待經濟增長速度之爭，才能更有的放矢地討論和制訂相關的國家發展戰略和公共政策。
不管支持或反對“保6”，也不管支持或反對反週期政策，宏觀經濟學家們的討論都離不開一個核心概念——潛在經濟增長率，即一國（或地區）在所有資源均得到充分和最優配置情況下的最高經濟增長率。按最初的樸素理解，決定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因素無外乎就是各種資源的數量。但經濟學家們研究發現，生產函數中扣除勞動力、資本（包括人力資本）等資源數量的影響之外，還有相當大一部分經濟增長的貢獻無法解釋，這被稱之為“索洛剩餘”，更學術的說法則是“全要素生產率”。通常認為，“索洛剩餘”主要是由科技進步所促成的。
理解科技進步在推動經濟增長中所起的作用，關鍵在於進一步拆解“索洛剩餘”。從本質上來說，“索洛剩餘”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以拆解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在資源數量和配置方式給定的前提下，科技進步的純粹“技術性能”可以使得這些生產資源實現更多的產出，我們姑且稱之為“技術效應”；第二類是科技進步通過改變生產關係和優化資源配置方式，使得資源利用效率得到了極大的提升，這可以歸之為“配置效應”。一些學者將“索洛剩餘”簡單地歸結為 “技術效應”的影響，卻往往忽略了“配置效應”。而實際上從來都是兩種效應一起推動著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和經濟增長，在很多情形下甚至“配置效應”發揮著比“技術效應”更為重要的價值。
和蒸汽機、電力這樣的通用目的技術一樣，包括互聯網（特別是5G）、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算、IOT、區塊鏈等等內容的數字科技的價值體現為兩方面：一方面直接推動資源生產性能提升，另一方面通過顛覆傳統商業模式，讓資源得到新的更優配置。只有能同時實現這兩方面價值的通用技術，才會推動經濟社會整體的大規模變革、創新和經濟持續增長。
比“保6”更重要的是，提升國家數字競爭力
作為一位在互聯網科技公司從事經濟學研究的從業者，我每天都能深刻地感受到數字科技正在融入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產業互聯網領域新近正在快速展開的變化，更是對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速度和高質量發展藍圖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過去二十多年的互聯網行業發展，主要聚焦在消費互聯網領域，即通過數字技術滿足個人用戶在社交、信息、消費等方面的需求。而近兩三年，隨著移動互聯網帶來的海量數據增長、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以及5G商用的爆發期即將到來，數字經濟發展的重點逐步從消費互聯網轉向產業互聯網，以數字科技為核心的新一輪通用技術擴散的戰略機遇期已悄然來臨。相應地，互聯網行業近期也發生了重大的戰略轉向，騰訊、阿里巴巴等互聯網領先公司紛紛擁抱產業互聯網，通過提供雲計算、行業數字化解決方案等服務去賦能企業級用戶。
站在這個大變革、大機遇、大挑戰的時代關口，我們更需要關注的可能不是經濟增長速度是否需要“保6”，而是如何把握技術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機遇期，提升我們的國家數字競爭力。因為未來的國家經濟實力競爭，其核心毫無疑問就是國家數字競爭力的競賽。因此，與其關注經濟增速之爭，不如關注這場國運之爭。
如何深刻把握通用技術擴散的規律，以產業互聯網的發展為突破口，加快制定實施產業互聯網國家戰略，加快提升新一輪通用技術向各個產業擴散的速度、廣度和深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潛在經濟增長率，對於中國經濟的新舊動能轉換、高質量發展和國家數字競爭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義。
歷史上每一項重大通用技術在滲透和擴散到各個產業並推動商業變革的時候，從來都不是以同樣的節奏推進，而是會表現出速度和程度上的非均衡狀態，背後都有特定的規律可循。因此，需要結合各個產業領域的商業應用場景開展深入調研，分析數字科技如何推動產業領域實現熊彼特所言的生產要素“新組合”。在此基礎上出臺的頂層設計和國家戰略，方能有的放矢，而不會出現“揠苗助長”的現象。
此外，數字經濟領域的博弈與競爭，既是技術和市場的競爭，更是監管政策的競爭。騰訊研究院聯合中國人民大學研製發佈的《國家數字競爭力指數研究報告》顯示，中國在數字市場環境等方面存在明顯短板。因此，需要深刻理解數字科技助力產業互聯網發展的競爭與創新經濟學及產業生態群落演進的特殊性，科學地制定和實施監管與發展政策，創造一個有利於數字科技擴散、新舊動能快速轉換和產業互聯網新商業模式不斷湧現的外部環境，從而驅動未來中國經濟的長期高質量發展，進而惠及全球經濟增長和人民福祉提升。
（作者為騰訊研究院首席經濟學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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