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抗日戰爭爆發半年後,我隨父母由武漢西遷四川,在這個可懷念的地方度過了整個八年抗戰歲月。我的父母都是武漢大學教授,他們隨學校定居樂山。我一開始留在重慶入南渝中學(張伯霖校長創辦的天津南開中學分校,後也改稱南開中學)半年後初中畢業,由於日寇對內地的轟炸加劇,父母不放心我人留在重厭,便召我轉學樂山。
重慶南渝中學大校門
那時的樂山,是一個寧靜安逸的小城。我家住在城中心的鼓樓街(好像是16號).一所相當寬大的兩進四合院。三家教授合住,前院是武大教務長、後來的校長同額生,後院東邊是經濟系教授劉秉麟,西邊是我的父母,經濟系教授、後教務長楊端六和外文系教授袁昌英。幾位教授每天經府街、曇街,穿叮咚街,到位於文廟內的文法學院上課。我則經長長的土橋街、紫雲街(當時是一條彎彎曲曲的街,改革開放後改建拓直為機關林立的主街),出嘉樂門,過張公橋,沿登岷江西岸的公路,走一小時左右到北郊的嘉屬聯中上學。這裡曾是郭沫若就讀過的地方。樂山由乾地處偏遠,又沒有重要的軍政設施,迄未受到敵機的騷擾。城中房屋整齊,街道清潔,物資相當豐富。最熱鬧的商業區玉堂街,綠蔭夾道,店鋪林立,呈現出一派古樸和煦的興旺景象。出城有烏尤寺、大佛寺等清幽無比的佛教勝地,真是一塊遠離戰火的樂土。自武大遷來,一千多師生的湧入,又給它添加了文化氣息和青春活力,更加刺激了它的繁榮。誰料想,一年後這個世外桃園般的小城,竟橫遭毀滅性的摧殘。1939年8月19日,暑假中晴朗炎熱的一天。人們照常過著平和的生活。我們院內幾個少年,和外面幾個少年約好,打算次日騎車去40裡外的五通橋遊玩,已經備好5輛自行車,存放院裡中午11點半,響起了一長兩短的空襲警報,城牆上掛起了兩個紅燈籠。由於敵機轟炸的目標一直是重慶、成都、瀘州、敘府等重,從未光顧過這無足輕重的小樂山城,人們對空襲警報都掉以輕心,12點,我全家5口聚在老祖母的房裡吃午飯,我一邊吃飯邊仰望著對面牆上的兩幅字畫出神,那是蘇軾的《念奴轎,赤壁懷古》條幅,和峨嵋山清音閣牛心石的水星畫,記得是關山月的手跡,正吃著,忽然,一種奇怪的隆隆聲由遠而近。是飛機:但不是普通飛機那種響亮的獵獵聲,而是濁重的、發悶的、彷彿發自地下深處的嗡嘴聲,是轟炸積!大家感到不對頭,這回來真的了!出城已來不及,3家人匆匆鑽進堂屋裡用粗木樁做支架,上覆幾層沙袋的小防空棚。只一會,炸彈就呼嘯而下。霎時間,天昏地暗,如同午夜。等飛機聲遠去,嗆鼻的塵埃稍落,大家鑽出栩子窺望。房子倒沒塌,但瓦礫遍地,屋頂已經透光。上街一看,遠近多處燃起暗紅的火光。我們擔心敵機還會掉頭再來,顧不上財物,急忙空身跑了出去,80歲的祖母行動不便,父親正著急,周鯁生伯伯的大兒子,16歲瘦弱的元松二話沒說,背起老人就跑。大人們都往文廟跑,目標是大禮堂背後山坡上的兩眼又深又寬的防空洞。我拉著6歲的弟弟弘遠跑,在府街遇阻,折向城北,和家人失散。半路上,敵機果然返回進行掃射。慌亂中,弟弟的鞋掉一隻,我只得背起他跑。出了得勝門,橫穿一道谷地,在對面山坡上一棵大樹下藏身。家人生死不明,心中極度焦慮恐慌,可又不敢妄動,這幾個鐘頭好難熬。捱到四五點鐘,文廟那邊才有人來找到我們,領回父母身邊。看到全家人安然無恙,總算放下了心,可是家屋呢?已成一片廢墟。原來,敵機36架,炸了成都後,把剩餘的100多枚炸彈,全都傾瀉在樂山。投下的多數是燒夷彈,引起大火,集中在土橋街、東大橋帶。火勢向西南蔓延,吞噬了一條又一條街道。燃到我家院落時,火舌從坍塌的東北牆角伸進來,舐掉了整所院子,但遇到尚完整的西南牆的阻擋,因此我家以西的房屋倖免於難這次劫難,3家財物損失殆盡,我家除父親逃出時隨手搶出的銀行存摺和一包手稿(他正在撰寫的名著《貨幣與銀行》,1941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一無所有,一時幾口人衣食無著,只得暫時分散寄居朋友家,仰仗各家接濟些換洗衣服、毛巾牙刷等日用必需品,度過困難。幸而是夏天,所需衣物不多,入秋後,暖衣才漸漸添置起來。父母工作多年積蓄的財物毀於一旦,加上物價上漲,我家的境況從此一落千丈。
轟炸樂山的日軍轟炸機群飛臨樂山上空的情景
這次大轟炸,毀了27條街,佔全城四分之三。美麗的玉堂街帶被夷為平地。幾年後雖漸漸重建起來,但再也沒能恢復元氣死難人數無確切統計,官方統計從500到500,民間估計1萬至2萬,實際應不會少於1萬,而當時全城人口大約是35000人。直接炸死的並不多,多數是被烈焰包圍無路逃生,活活燒死的。劫後多日,慘聞不絕於耳,說有的全家跳進院內的“太平池”,池水沸騰,“鼎烹”而死。有的全家躲進地窖,“炮烙”而亡。一連好些天,我站在高西門(瞻峨門)邊看拾死人。人們用滑竿抬著燒焦的屍體出城掩埋,從早到晚,絡繹不絕。按當地風俗,活人乘滑竿是腳朝前,死人則是頭朝前,據說這樣可以防止他再走回來。那一段段不辨形狀的焦黑的人炭,發著令人噁心的臭氣,和著瀰漫全城的火場特有的刺鼻氣味,彷彿是永不消散的天地間固有的氣味。內地城市遭日寇轟炸,數也數不清,但單獨一次死人之多,情景之慘,恐怕只有重慶大隧道的悲劇可與相比。武漢大學在這次劫難中蒙受損失相當大。我在1985年重返樂山時,曾在叮咚街市圖書館查閱過市志。據有關記載,位於土橋街的第二男生宿舍中1彈,炸死同學6人,工友2人;全校共傷70餘人,教職員全家被毀的20多家。但也有人回憶說,武大並無人傷亡。究竟如何,我無從判斷。市志中還看到葉聖陶先生的一篇回憶文章,講述他全家死裡逃生,他的文稿和日記全部被毀的慘痛經歷。被炸的次日,武大學生自發組成救護隊,但苦於藥物奇缺,只能動用校醫室和化學系的一點紅汞水、碘酒、紗布等,於事無大補。此外,只能在各城門口給出入者每人發燃香一支,以避屍臭。再就是幫助清理死屍,指導搬運者清理掩埋,而這是很少人願意幹的工作。
當年的樂山“繪芳”相館攝影師拍下的參與轟炸樂山的日軍偵察機掠過樂山城上空的照片
大轟炸後不久,我家為了避免再次遭難,在離城40裡處的敖壩鄉間租了一處農舍暫往,同住的還有工學院長邵逸周先生家。秋後學校開學,為便於父母上課,家又投到嘉樂門外10裡處的石烏龜一處農舍,到文廟需步行1小時。我就讀的嘉屬聯中則遷到樂山西北90裡的夾江農村,住校。那裡瀕臨青衣江,可以乘木排,但沒有陸路交通工具,上學和放假回家都靠步行。生活學習條件相當艱苦,也算是一次“上山下鄉”的體驗吧。半年後,家裡便要我轉學回南開中學,在那一年半的高中生活中,飽嘗了半夜跑警報、防空洞裡一蹲四五小時的苦。劫後幾年,在鼓樓街16號的廢墟上,重建了一家鋪房,店名頗具紀念性的“八一九”,是一家寄賣行。隨著通貨膨脹,師生和市民日益窮困,寄賣這種行業於是應運而生,生意倒也十分興隆只是我家再也沒有可寄賣的舊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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