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是一個國家的政治中心，是一個國家確立統治並控制疆域的神經中樞。自古以來，都城的選擇都是封建統治者的一件大事，它影響著一個王朝統治的鞏固與繁榮。

北宋立國之初洛陽與開封建都比較

公元960年，後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代周建宋，都汴京，號東京開封府，史稱北宋。我們都知道，開封雖然是六朝古都，但是它的地理位置以及歷史地位還是要次於洛陽的，畢竟洛陽曾為東漢首都以及唐朝陪都，建都歷史悠久。事實上，趙匡胤在立國後也提出遷都洛陽，但是卻最終取消，而這和洛陽以及開封的建都條件有著密切的關係。

一、雖有“山河之險”，但洛陽建都優勢消失

洛陽位於豫西高原與黃河中下游平原的過渡地帶，早在秦朝就是三川郡的治所。秦代五大直道之一的三川東海道就從洛陽經過，而三川東海道是秦漢時期運輸量最大的交通幹線，可以說是帝國的生命線。洛陽北接黃河，具有先天的水路運輸優勢，大量物資經過黃河內河航運以及陸路運輸都經過洛陽，因此洛陽具有先天的交通優勢。

此外，洛陽的地理位置也十分優越。西據崤山天險，南有伏牛山為屏障，東有嵩山，北臨黃河，再加上四周的函谷關以及虎牢關等關隘要道，洛陽成為了易守難攻的形勝之地。佔據洛陽，西可取函谷關爭奪關中之地，東可出虎牢關逐鹿中原，因此洛陽在漢唐時期不是首都便是陪都。

但是唐安史之亂後，洛陽作為都城的優勢便消失了。首先便是黃河內河航運優勢的不復存在，漢唐時期時期之時，中原地區的水系面貌發生了變遷，洛陽依靠的洛水已經難以通行大船，所謂“漕洛幹淺，船艘不通”，自此以後，洛陽的漕運便一蹶不振。這意味著洛陽通過水運體系從全國調動物資的能力不復存在，因此也難以支撐都城所需物資的巨大消耗。

其次，安史之亂時，洛陽遭到的破壞比都城長安更為嚴重。唐末天下大亂，中和四年，蔡州軍閥秦宗權橫行中原，攻下洛陽後，佔據洛陽月餘，焚燒宮闕，剽剝居民，無惡不作。此後孫儒和諸葛爽又在洛陽“迭相攻伐，七八年間，都城灰燼，滿目荊榛。”到了五代時期，洛陽城已“卑薄頹缺，犬豕可逾”，再也沒有昔日的繁榮景象。

二、定都開封的地理、交通優勢

自漢朝起，大多被王侯將相都將選為建邦立都之地，之所以選取中原作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原交通便利，與各地聯繫密切，便於對全國進行統治。

中國古代交通及通信條件相對落後，北宋統治者為達到“臨制四海”的目的，特將開封選定為的國都。開封成為北宋的政治中心，主要取決於當時已經形成了以開封為中心的龐大的交通網，這張水系交通網向外呈放射狀分佈，各河流間環環相扣，四通八達。

城市的發展離不開水，交通漕運更需要水，由於水運方便，開封自唐以後漸成水陸交通樞紐。後周世宗柴榮著力修治以汴河為主的東京航道，疏通漕路。顯德四年，“疏通汴河一派，北入於五丈河，又東北達於濟，自是，齊魯之舟楫皆至京師”。汴河水路的通暢帶來了漕運的興盛，江南大批糧食運來以養京師軍民，城市工商業獲得空前發展。據《長編》記載：

“波流平緩，兩堤平直，江淮扁舟，四時上下，晝夜不絕。”

汴河漕運解決京師數十萬軍兵及部分市民的用糧問題，至宋初已是“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荊湖之運漕”，水運通達，財貨薈集。因此，北宋定都於洛陽，主要是出於經濟上的考慮，為的是開封的漕運之便，供給京師。

北宋定都開封，除了開封自身的因素以外，還有著更為深刻的政治、經濟背景

一、政治重心仍在北方，但是逐漸東移

“周公大聖人，建都攬形勝，得天地正中。故數千載而不可廢”，這一歷史認識無疑會影響中國曆代政治中心的確立。另外，中原農業文明歷來受到北部邊境遊牧民族的騷擾，計秦漢有匈奴、晉有“五胡”、隋唐突厥，因而提高了北方各省在戰略上的重要性。北宋立國之初，便面臨著嚴重的軍事形勢，燕雲十六州被石敬瑭割讓給了遼國，如此“中國北方迤東一帶之天然國防線全部失卻，大河北岸幾無屏障”。遼國的騎兵可以在大平原上馳騁，北宋承接了巨大的軍事壓力。

此外，五代時期運河遭受戰亂摧殘，運輸中斷，關中日漸蕭條，政治中心東移，隋唐時崛起的開封，在安史之亂中成為軍閥爭城掠地的角逐場。朱溫以開封宣武軍力量，代唐建梁，建都開封，開封初步形成全國的政治中心，五代除後唐建都洛陽外，其餘都在開封。割據勢力雖各霸一方，但基本承認中原王朝的正統地位，這為北宋定都開封築下牢固基礎。

二、經濟重心南移，漕運愈發重要

唐代尤其是“安史之亂”時人口大量南遷，南方墾田迅速擴大，水利得到大發展。人口、墾田、水利促成江南經濟空前繁榮，終於使其成為中晚唐財政收入的重點地區，即韓愈所謂“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從此，我國曆史上一個新的格局形成了：北方開始落後於南方。五代十國時黃河流域繼續受到戰爭的嚴重破壞，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各封建小王朝政局相對安定，南方經濟與北方的差距拉開。

面對經濟重心與政治中心日漸分離的趨勢，歷代統治者都試圖通過修建運河擴大漕運來加強聯繫。晚唐以來，以黃河為主的內河航運逐漸衰落，但是政治中心對於江南地區的依賴卻更強了，而開封在漕運上沒有黃河天險，大大縮短了與江南的距離，其重要性愈發凸顯。

“汴河之於京師，乃為立國之本。惟汴水橫亙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悉由此路而進。”

由此可以看出，開封的汴河甚至成為了北宋的糧食生命線，天下大半賦稅都經過這裡，因此北宋為了保護漕運生命線的現實需要，定都開封也就不足為奇了。

三、北宋避免藩鎮割據，強幹弱枝的現實需要

北宋立國之初，如何懲五代之弊，避免成為第六個短命王朝，建立起新王朝的長久統治，就成為事關王朝生死的首要問題。趙匡胤為了確保部將不再重演黃袍加身的故伎，便對唐王朝的政治以及軍事制度進行改革。

首先是杯酒釋兵權，收奪武將兵權，以樞密院和三衙分掌軍權，以文臣典兵權並充任地方行政長官，而集政權、軍權於皇帝一身。其次是採用“強幹弱枝”的政策，趙匡胤在收奪兵權的同時，又集天下精兵於京師，即“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調天下軍之半常駐於京師，以此防止“重兵在邊，京師乃單。拂軀以尾，尾不可大，掉之不能，反為軀害”的局面出現。

“守內虛外，強幹弱枝”政策的推行，直接造成“天下甲卒數十萬眾，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的後果。中央既然集中了重兵，對於糧食的需要便急劇增加，這就要求京城所在地必須滿足駐地軍民士庶的糧食需要和奢侈用度。當時的社會經濟和交通運輸的狀況下，漕運物資供應直接關係到國家中樞政權的生死安危。

為了這數量巨大的糧食供應，朝廷不得不選擇便於漕運江淮米糧，又能照顧北方和西北方邊防的地方來建都，而位於運河北段的開封便是當時最適合的地方。

但是，北宋定都開封卻忽視了內憂外患的社會環境，給北宋的滅亡埋下了禍根

一、造成了冗兵、冗費的局面，激化了階級矛盾

由於失去了長城的防衛優勢，遼國騎兵可以直入中原，開封又無險勢可倚，北宋只有在軍事佈局上煞費苦心，將重兵駐守在京城周圍，企圖以此來彌補軍事地理條件的欠缺。宋初，禁軍約22萬，其中10餘萬便駐紮在京城內外，“今京師砥平衝會之地，連營設衛，以當山河之險”。

此後，隨著“養兵”政策的實施，北宋軍隊的規模不斷擴大，到仁宗皇佑初年，全國軍隊竟擴至140萬。同樣，在京軍隊也不斷擴充，結果出現大量冗兵，冗兵必然造成冗費。而冗費的解決，只能靠增加財賦稅額，加緊向東南人民搜刮。

年復一年的搜刮使江南人民深受其害，江淮之間“谷常貴而民貧均”，這就必然激化階級矛盾，北宋末年，東南人民由於不堪忍受過重的賦稅剝削，爆發了方臘領導的農民起義。階級矛盾的激化，又使國家財政陷於窘境，加深統治危機，北宋陷入了進退不得的兩難局面。

二、使得北宋政權過早亡於外患

開封地處黃河中下游，屬沖積平原，地勢平曠，無險可守，周圍既無名山為其藩籬，又無大川為其遮擋，地理形勢一覽無餘，外族極易深入腹地，直接危脅中央政權。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以後，契丹以幽州為南京，騎兵一動，開封便只有黃河這道天塹作為屏障了。

北方屏障盡失，使得開封周圍的形勢愈加嚴峻。後晉將都城定在開封，對這一政權的存亡產生了重大影響。在後晉企圖擺脫契丹控制而發動北伐時，契丹擊潰了晉軍，迅速轉入反攻，從反攻至攻陷開封，前後僅用二個月時間，可見開封門戶之洞開，防守之薄弱。

北宋以開封為都城後，雖上下都希望收復幽雲，但收復失地並非易事，契丹鐵騎仍可隨意南犯，沒有任何限制。尤其在宋真宗景德元年，遼軍大舉南下，深入宋境，十一月，直打到開封北郊之重鎮澶州。急書一夕五至，朝廷上下為之震恐，此事實際上給宋都開封敲響了警鐘，但是宋庭上下卻沒有重視。

此後，金滅遼，在一年內的時間裡對北宋發動兩次進攻，由金境迅速突破到開封，開封無險可守的後果最終顯現出來，宋欽宗在城破時搏膺悔恨，悔恨當初沒有聽從种師道遷都之議。

小結

北宋立國之初，舊有古都長安、洛陽的衰落，經濟重心的南移使得漕運的重要性愈發凸顯，因此不得已定都於無險可守的開封。北宋統治者出於去藩鎮之弊的需要，再加上應對北方軍事威脅的現實需求，將重兵屯聚於京師附近，加重了北宋的冗兵、冗費的局面，激化了階級矛盾，最終北宋在金的鐵蹄下覆滅，而開封也永遠失去了都城的地位。

參考文獻：

《運河與兩宋國計論略》，作者：曹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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