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雪莉是自殺，沒有遺書也沒有遺言，但原因並不難猜，她因為飽受惡意評論等網絡暴力，長期受抑鬱症困擾。
於是，大眾將目光對準網絡暴力，紛紛呼籲儘快出臺“雪莉法”——實行全網實名制，以此以便打擊和禁絕網絡上惡意攻擊帶給人們和社會的傷害。
但令人細思極恐的是，早在11年前，被稱作“國民情人”的影視女星崔真實因網絡暴力等原因自殺後，韓國便有了“崔真實法”，成為世界首個推出留言實名制的國家，但結果仍是失敗收場。
原因很可笑卻也很現實——法不責眾，當惡評留言太多，法律也不可能一一處理。最後，忘記悲劇的人遠比銘記傷痛的人要多，網絡暴力仍在上演。
沒有感同身受，只有冷暖自知
昨天，王源、宋茜和那英先後向網絡暴力“宣戰”。
王源是以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青年教育使者的身份呼籲大家不要網絡霸凌，網絡上也需三思而後行。
那英是因為近日一些汙衊、詆譭她與家人的網絡文章開始在各大網站傳播，並被個別無良公眾號和所謂網絡大V意有所指、惡意轉載，引起越來越多無端的揣測與惡評。決定以一個平凡妻子和母親的身份，為每一個遭受網絡霸凌的人，和被動接受垃圾信息人的憤然反擊，決不姑息。
宋茜則是因為雪莉離世一事，被“正義使者”們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譴責。雪莉去世後，網友立刻去圍觀她昔日的隊友，當Amber在IG悲痛發文，Luna退出音樂劇《媽媽咪呀！》演出後，始終沒有動靜的宋茜和鄭秀晶成了輿論討伐者。
一些人在宋茜的微博中留下惡評，“殺人兇手”、“冷雪怪”、“你都不哭嗎”，而身在韓國的鄭秀晶同樣被惡評包圍。但事實卻是，宋茜立刻停掉工作返韓弔唁，可惡的是，此時鍵盤俠又轉而罵她故意炒作；鄭秀晶則守靈三天，哭腫雙眼。
當初，網絡霸凌者認為雪莉太過個性和自我，給她貼上離經叛道的標籤，然後堂而皇之地站出來指責甚至辱罵她。她離世不過幾天，便忘記自己曾經施下的暴行，毫無悔過和憂傷，立馬調轉槍頭尋找下一個無辜者，繼續以暴力他人來彰顯自己的正義。
同樣的事情，還發生在三年前的陳喬恩身上，喬任梁離世後，一些人“以愛之名”苛責陳喬恩的不發聲。三年過去了，那些人繼續在苛責別人，而陳喬恩卻低調地祭奠好友，照顧他的家人。
就像宋茜所說，“公共平臺不是作秀的地方，不要對別人的人生指手畫腳，善意的忠告和建議是有限度的。”那些一邊感慨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一邊繼續化身雪花的霸凌者自以為感同身受，其實不過是自我感動。
平權尚未成功，仇女便已瀰漫
雪莉最大的爭議，可能不是她交了個年長的男友，或者退出了女子組合，而是她不穿胸衣，以及穿吊帶自拍等。韓國雖然經濟發達但思想依然保守，女性地位低下，女性不穿胸衣和女性不化妝一樣，是一種不禮貌、不尊重、甚至不守婦道的事。
雪莉的社交賬號中，熱評通常是“蕩婦”、“性暗示”等字眼。甚至在某次直播中，雪莉受到陌生男性騷擾時，有網友認為她活該：“你一直不都不愛穿內衣嗎?這樣的壞女孩，被騷擾不足為奇。”
即使雪莉已經公開表示過，她消化不太好，假如果穿著有鋼線的胸衣會導致胃部不舒服，所以乾脆選擇不穿。胸衣應該是用來保護而不是禁錮女性身體的存在。
21世紀以來，韓國的保守主義思想不再激烈，“男尊女卑”的思想開始遭到批判和顛覆，卻並未被有效清除。如今，女性依然被當作“生育機器”，在企業中被男性擠壓，在家庭中被要求“三從四德”，甚至在祭祀等重要場合，女性沒有向祖先祭拜的資格，卻要承擔準備祭品的責任。
此外，當韓國社的兩性權利越來越趨於同等時，網絡世界裡的仇視女性現象也就越來越極端。因為一些男性開始認為原本屬於自己的社會空間被女性擠壓，於是就更加嚴厲的要求和限制女性。
這個月，韓國將上映一部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原著是亞洲10年來罕見的現象級暢銷書，憑口口相傳在韓國銷量突破100萬冊。電影由曾合作《熔爐》、《釜山行》的孔侑和鄭裕美主演，講述身為女性而受到各種限制與差別待遇。
書中寫到的：“金智英感覺自己彷彿站在迷宮的中央，一直以來明明都腳踏實地地找尋出口，今天卻有人突然告訴她，其實打從一開始這個迷宮就沒有設置出口。”
在受到美譽的同時，《82年生的金智英》也遭到一些人群，尤其是男性人群的反感。三年前原著發表時，Red Velvet隊長Irene、Apink成員娜恩等女性愛豆因為讀了書，被部分男性粉絲圍攻、上傳惡意留言；如今影版面世，女主鄭裕美此前積攢的好形象一落千丈，被嘲諷“最後的作品”。
就是在這樣一個兩性權利尚未平等化，就迫不及待把“女性主義”等同於“女權主義”，大肆抨擊的保守社會，一個女孩，尤其是在大眾看來“用容貌討好宅男”而謀利的女愛豆，妄想“girls can do any thing”，必然會成為輿論的靶子。
人言可畏，女性自由
25歲揮別人間的崔雪莉，讓人不禁想到同樣25歲消香玉隕的阮玲玉，她們一樣美麗，一樣不自由。從1935到2019年，74年了，一切都變了，一切又都沒變，同樣的悲劇繼續上演。
《82年生的金智英》雖然只是講韓國女性的人生，卻具有普適性，最起碼東亞三國的女性都能夠共情，因為它是講男權社會里的女性困境，涉及方方面面，包括“男尊女卑、受害者有罪論、職場歧視、產後抑鬱……”其中一些問題，更是百年來從沒改變。
阮玲玉，一個擁有萬千粉絲的超級明星，代表了中國無聲電影時期表演的最高水平。卻因為情感生活的不順，走上毀滅之路。
當她與丈夫張達民的情感出現裂痕時，恰好遇上了一位慣於玩弄女性的商人唐季珊，在與張達民離婚後便與唐季珊同居。誰想，這兩個男人因為金錢慾望，對簿公堂，夾縫中的阮玲玉反而成了報刊誹謗和攻擊的對象。
阮玲玉在演完《新女性》後，選擇了和戲中女主韋明一樣的宿命，於1935“三八”節的早晨服毒自殺。
百年前的社會，阮玲玉通過韋明這個年輕女性以及自己的個人悲劇，對社會提出了深刻的批判，也側面表達出對當時新聞界部分記者的嘲諷和不滿。百年後的現在，社會的確更包容、更先進，但劣根性仍在，人言可畏，女性尚在為權利與自由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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