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马克思基本理论著作表述过于理论化，概念化，导致很多人钻进概念的牛角尖而产生了很多理解上的分歧。学术界的这些专家们，他们争论他们的，我们只需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找关键词句就可以做到大致的理解。作为非学术研究者，我认为无论是中国的老子、孔子，还是西方的马克思、列宁，我们阅读他们的书根本目的在于“明事知理”，而不是像学术界那样为了一个词语可以整出几千字的学术论文，说实话这种学术研究的价值我是难以理解的。
于剥削相关的几个关键性的词语有：无偿占有、强制、劳动及劳动成果。我们甚至不必理会剥削主究竟是谁，凡是具备这几个条件的，都是剥削。剥削是社会阶级产物，自从有了阶级之后人类就一直活在剥削与被剥削之中。当然了哲学理论是针对一般规律而言的，与“一般”相对应的“特殊规律”还有其特殊性，尝试用特殊的现象来企图论证一般规律，这显然是无知的。我们甚至可以理解成，只要个人的劳动力或劳动成果不能被按个人意图支配，那就是剥削，至于是“无偿”还是“有偿”？是武力上的强制，还是文化上的洗脑？这些形式都不那么重要了。剥削是客观存在是事实，受客观规律的支配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从社会形态来说，人类经过了没有剥削的原始社会，进入了剥削社会，继而会迈进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剥削社会又分为三个形态，奴隶主通过暴力管制的形式剥削奴隶的全部劳动，地主通过赋税纳贡的形式剥削农民的谷物，资本家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侵占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前面两种剥削形式都比较容易理解，比较难理解，争议较多的是“剩余价值理论”。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半懂不懂，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故意混淆视听，甚至否认剩余价值的存在。
中国人的传统在讲“和谐”，讲“调和”，讲“阴阳平衡”。从本质上来说是认可剥削形式，但是反对过度剥削的学问，因为“过度”最导致“阴阳失衡”，会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象。这种“失衡”会导致社会的不和谐，从而由另外的“英明皇帝”开创新的相对和谐。这种“兴衰治乱，往复循环”的历史规律在民国时期有了个新名字，叫“历史周期律”。黄炎培先生问毛主席，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这个规律，从真正意义上实现长治久安？毛主席说：行，这就是民主。
如果说中国古人视角是哲学视角，则马克思的视角是经济学视角，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念中，人类社会的本质就是“经济”，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决定军事，同样哲学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古代社会的剥削是赤裸裸的剥削，扔掉仁义道德那一套历史观，更容易认清楚统治者及其爪牙的嘴脸。马克思称之为“直接剥削”，即农民在忙活了一年之后，将自己收成的一部分交给剥削主。中国人说的“和”是一种理想状态下，农民交上去的谷物够统治者开销，农民自留的谷物够自己生活。但凡碰上天灾人祸了，两个方面就不能兼顾了，也就“失和”了。
马克思敢于指出“国家”的本质是“暴力专制机构”，而封建皇帝们只是敢顶着“君权神授”或者“真命天子”的名义来告诉老百姓这一切是应该的。我们这之所以还需要缴税，是因为我们的阶级敌人还在，国家还需要继续履行“对敌人专制”的暴力功能，而不是因为天王老子规定了农民就该养着天子。相比这种直接的剥削，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实现了间接剥削，他们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令真正的劳动者失去了劳动对象，不得不选择跟资本家“合作生产”，因为合作是不对等的，劳动者对资本主义分配制度是无权过问的，只能靠资本家施舍的工资苟延残喘的或者。
后资本主义时代在充分完成货币化的条件下，将会迈进新的剥削形式，即“金融剥削”。由于笔者并非经济专业，对这个概念不能简而言之，只能大致描述为，在金融剥削之下，即使是资本家乃至垄断寡头也是难以幸免的。货币贬值会让大量的资本“蒸发”，汇报的调整本质上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实行金融上的剥削。这一切的基础并不是西方经济学家鼓吹的“自由贸易”，而是基于“自由主义”下的贸易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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