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世界，歷經幾千年發展，如今在生產力大踏步前進的腳步下，日益聯結成為一個整體，以前很難到達，聯絡的角落，地方，在交通，通訊越見發達的今天，都不再是問題。
那麼，用什麼樣的方式，什麼樣的標準，來對全世界各主要地區，乃至國家作發展階段的區分，定位，進而對世界這個整體，也做個發展階段的區分，定位，在當下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中，快速準確地清理出一條清晰明瞭的主線，就對我們認識這個世界，認清自我，有著重要的參考意義。
以往，這樣的標準，方式由歐美，西方提供，他們拳頭大嘛，他們話語權在手，說出來由不得你不信，縱然遭受質疑，也很快就被話語權淹沒。
客觀的講，西方的方式，標準，無論哪一種，都是建立在對他們自身的幾百年歷史的總結歸納之上。
這幾百年，充斥著他們自身，及對外的無數戰爭，征服，奴役，而在他們自身內部，卻又從來沒有形成過具備統一文化標準的文明形態。
如此，所謂的“西方”，“歐美”，基本就是個泛稱，無論從歷史，文化的角度，能不能形成統一的方式，標準，是很值得懷疑的。
而從這樣的歷史，文化中總結歸納出來的方式，標準，有多少可信度，可以用來借鑑，參照的意義有多大？
如今，中華文明覆興在即，我們迫切需要對我們的當下，作歷史發展階段的定位，將我們的新中國，融入進這五千年的歷史進程，而不是將我們同我們的歷史割裂開來。
進而，我們對自身的歷史定位越清晰，對於我們今後的發展之路，也才能更有章法可循，才能更準確的找對參照。
恰好，中華文明是一條綿延五千年的長河，在全世界獨一無二，作為一個文明形態，又以單一國家的形式，歷經兩千年的風雨，至今仍然。
那麼首先，就對我們自身的歷史，作一個梳理，把各個歷史階段區分清楚。
一，中國的歷史演進。
1，公元前二十一世紀之前，是各部落，部落聯盟發展到古國階段的時期。
2，夏商周三代，是封建制度的起步，發展，成熟，直至崩解的時期。
《周禮》的出現，代表著封建制度由理論到落實，已經發展到十分成熟的階段。
自春秋入戰國，權力階層由王室，諸侯逐漸向下轉移至大夫，士族階層也開始興起，佔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百家爭鳴”，士族們發出越來越大的聲音，爭奪話語權。
3，秦朝，兩漢，大一統王朝建立，伴隨著士族的正式崛起，發展，是整個中國對統一王朝的摸索前行。
漢武時期，儒家學說經過改造，為士族成為權力階層提供理論基礎。
整個西漢時期，士族作為新生的權力階層，對自身，對“大一統”王朝，充滿了猶豫，不自信，體現出來的，就是一會激進向前，一會又保守後退。
無論向前還是向後，是對還是錯，西漢都為後世提供了大量可以借鑑的政治模板。
東漢時期，士族慢慢發展，成熟，進入南北朝時期，士族階層登峰造極。
4，由隋入唐，這是一個特殊的時期，士族階層由極盛而漸衰亡，士民階層慢慢嶄露頭角，不同階層的文化相互交流，撞擊，伴之以不同地域，民族間文化的大融合，催生出大唐盛世。
盛唐的權力基礎建立在士族之上，可是出於防範士族勢力的坐大，離心，又主動推動士民階層的興起，更引入，推動多元文化因素以對士族話語權進行制衡。
對士族的持續打壓，也同時傷害了盛唐的權力基礎，新興的階層登上舞臺，需要的是改天換地，不是剜肉補瘡，修修補補。
5，歷經五代十國，在兩宋登上舞臺的士民階層，還顯得稚嫩，在一邊摸索前進中，一邊在儒學基礎上再次改造，發展出“理學”，試圖建立起屬於自身階層的理論基礎。
權力階層下移過程中造成的力量分散，組織，控制力減弱，在推動兩宋商貿經濟繁榮的同時，也使得兩宋在軍事上始終處於被動的局面。
6，由宋，而元，至明，朱元璋時期的“南北分榜”是個標誌性事件，明朝內部各區域的士民階層，開始抱團形成更大的集團爭取自身的利益。
類似這樣的士民階層集團，為保證穩定，為明王朝凝聚力量抗擊內憂外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時也為之後的“黨爭”，為這樣的集團失去控制，埋下了禍根。
7，清朝的權力基礎在於它的貴族階層，即“八旗”，包括“滿蒙漢八旗”，從士民階層到貴族階層，無疑是歷史的倒退。
太平天國興起，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八旗”的不敗神話，到這時，實際上清朝的權力基礎已經千瘡百孔，不堪一擊了。
不得已，清朝依靠士民階層集團維繫自己的權力，撲滅了太平天國。
之後，在內部戰爭中發展起來的各大士民階層集團，與清廷，與外部勢力，內外各種力量交織，達成了微妙的力量均衡，相互間形成了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的默契，各取所需。
8，由清而入民國，各大士民階層集團利益迅速分化，在出現混戰不休，各據一方的局面的同時，也使得中國在列強環伺之時，無法凝聚力量推進“工業化”，以富國強兵。
十四年抗戰，空前的亡國滅種的危機，使得中國內部打破各集團之分，更打破階層之分，重新團結在了一起，並最終打贏了這場戰爭。
這樣的跨集團，跨階層的巨大力量一旦出現，每一個在“百年屈辱”的大背景下，懷揣強國夢想的人，會願意重新走回老路？
進而，在十四年的抗戰歷程中，付出巨大代價爭得自身利益的民眾，會將之拱手送出？
於是，三年解放戰爭，摧枯拉朽，誰擋在這股力量的面前，誰就必然粉身碎骨。
9，新中國，全民民主，進而全民教育，全民醫療，這才有了推進“工業化”的基礎。
之後，披肝瀝膽，百轉千回，這才有了今天，有了“十一”國慶大閱兵，長安街上，天安門前的滾滾鐵流，有了那無數的鮮花，笑容。
10，全民民主，民眾站上了舞臺。
我們準備好了麼？
我們有沒有屬於自身階層的，契合中國文化，歷史的理論基礎？
有了制度，觀念的保障，從經濟基礎到知識結構，我們可以慢慢積累，學習。
我們在積累，學習中也會推動著中國繼續前行，新中國依然年輕。
有感於對中國歷史是幾千年的無效“輪迴”的說法，以上，嘗試著從權力階層的變換，對中國歷史的演進，作了基於我自己理解的描述，不敢說正確，僅供參考。
權力階層之所以能夠成為權力階層，所依仗的有三點，經濟基礎，知識結構，話語權。
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權力階層變換，交替之際，話語權對人的觀念的改變，總是建立在新生階層經濟基礎和知識結構的大幅提高之上。
人的觀念是極為頑固的東西，每當朝代更迭，權力階層的變換完成，即便老的階層在經濟基礎和知識結構上的優勢，都已蕩然無存時，舊有的觀念，卻仍然會像不死的冤魂，飄蕩很久。
在這一點上，新中國是個例外，我們在沒有廣泛的提升經濟基礎和知識結構的積累時，就已然完成了觀念上的改天換地。
二，世界各主要地區，國家的歷史發展階段定位
說明一下，農業社會時期，財富與力量的體現，是土地和人口，而在如今的所謂“工業化”時代，財富與力量的體現，是資本與工業能力。
財富，力量的衡量標準的變化，並不會對實際的社會結構，對歷史的發展演進，有什麼根本性的影響。
再有，這個歷史發展階段，與所謂“專制”與“民主”無關，只看實際的權力階層。
就本質來說，所謂“專制”與“民主”，也是權力階層之間的遊戲，與普羅大眾關係不大。
1，歐洲，日本。
整個歐洲，和日本，都是處於封建制度結束，向士族掌政過渡的階段，只是進度各有不同。
舊有的土地貴族，與新生的士族階層，共同或以政治家族，或以資本財閥的面目出現，要麼就是兩者兼而有之。
等級，貴族這些東西，要麼留存嚴重，要麼就被各種各樣的，由話語權粉飾出來的華麗外衣包裹，讓人看不出其本來面目。
2，美國。
美國作為一個新興國家，原本是沒有封建制度殘留的，可是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南方逐漸發展出了實際上的封建莊園體系，並在利益訴求上，與北方發生了衝突。
“南北戰爭”，是工業打敗了農業，也是士族政治體系，打敗了封建政治體系。
為什麼我說美國是士族政治，而不是士民政治？
從財富的集中程度，最容易判斷一個國家，地區的社會結構。
1929年，著名的“大蕭條”之前，美國0.1%的人口，掌握超過25%的財富。
之後，鑑於嚴重的社會危機，以及“一戰”，“二戰”對外部資本的大量吸納，還有“冷戰”危機下對於社會穩定的需要，這種情況逐漸的好轉。
美國“獨霸”後，貧富差距的問題，急轉直下。
到了2015年前後，美國0.1%人口掌握的財富，已經超過25%。那個著名的“1%俱樂部”，126萬戶家庭的年收入，超過其他99%的26.3倍，實際上，這個1%的財富，超過後面80%的財富總和。
美國處於頂尖位置的400人的財富，超過底層1.5億人的財富總和。
社會的發展，權力階層的變換的重要特徵，就是擁有財富，力量人群規模的不斷擴大。
美國如此觸目驚心的貧富差距，和他們的社會財富集中程度，足以說明一切了。
3，前蘇聯。
蘇聯是個特別有意思的話題，有機會得好好說說。
說到蘇聯，我們先來看他解體之後，在俄羅斯迅速崛起的“七大財閥”都是些什麼人。
篇幅有限，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只給大家說說這些人的名字，有興趣的可以自己去查，無一例外，不是原本的蘇聯體制內官僚，就是依託官僚的“白手套”。
俄羅斯七大財閥：別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維諾格拉多夫，斯莫稜斯基，弗裡德曼，霍多爾科夫斯基，馬爾金。
當然，還有後來的那個買下英超球隊的“阿布”。
如果蘇聯解體，進入俄羅斯時期是社會進步，原有的階層，不是應該被替換才是麼？
怎麼就從體制內到財閥，行雲流水的完成了無縫轉換呢？
那麼，究竟是誰，才這麼迫不及待的想讓蘇聯解體？
那麼，是不是蘇聯的體制，妨礙到了這個階層的膨脹，擴張慾望，才被他們急不可待地拋棄了呢？
社會的發展，是不可能“跳躍式”前進的，即便人為的強行完成，也終究會退回到原本的軌跡上，把該有的路，都再走一遍。
蘇聯承接的，是沙俄，羅曼諾夫王朝。
19世紀，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時期，推行“君主立憲”，進入封建向士族政治的過渡時期，一直延續到了“十月革命”之前。
之後的蘇聯，從把“戰時經濟模式”當成常態，到對這種模式的推翻，清算，進入了實質上的，以“黨派”形式出現的“士族”政治階段。
當蘇聯體制的“殼”，開始阻礙了這個“士族”階層的利益擴張時，他們就毫不猶豫地拋棄了他。
4，拉美，非洲，中東，東南亞，印度等地區。
拉美地區的問題是，主體民族文化的形成時間過短，或者連民族的觀念都還在逐漸形成中，整體社會缺乏向心力，無法形成共有價值認同，凝聚力量。
其他各國，各地區，原因大致類同，基本都是一戰，二戰之後立國，而國土疆域又都不是自然形成，都是人為強制劃分的。
基本上，這些國家內部都處於磨合期，處於主體文化或力量的成形階段，無論對內對外的力量輸出都顯得過於薄弱。
三，世界作為一個整體的歷史發展定位。
如果全世界，全人類，可以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他的歷史發展定位，是怎樣的呢？
“冷戰”的結束，蘇聯解體後，美國的“獨霸”是一個標誌性事件。
整個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及本世紀的頭十年，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實力到達了巔峰，實質上的控制力伸展至全世界。
雖然，這種控制，大多的時候，是鬆散和粗疏的，更是在短短二十年後，就暴露出了他不堪重負的疲態。
但是我們必須得承認，這的確是人類歷史上，劃時代的大事件。
“地球人”的概念第一次被提出，雖然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它很快就被擊得粉碎。
全球統一聯合，地域空間的極大擴展，當然不能再用舊時代的思想，理論來作為指導，支撐，這需要有超越國家，民族，文明範疇的全新理論，思想來作指導。
做到這一點，至少就當下來看，還是極其遙遠的事。
全世界各文明生態，各種地域，宗教文化縱橫交錯，交織共存的現狀，以中國歷史來作參照，大約相當於炎黃戰蚩尤的時期，誰是主，誰是客，還沒有定論。
四，總結。
文明，沒有先進，落後之說，決定國家間強弱的，是力量的大小。
全世界的各類文明生態，從來沒有哪一種，是孤立演進發展的，或者說，所有自我孤立的，都消亡了。
力量的大小，由構成力量的三個要素，生產力，組織力，體量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而成。
對於我們來說，清晰我們和別人的歷史定位，有助於看清彼此的優勢和弱勢所在。
世界這個大亂局，至少在目前，還遠遠看不到盡頭，生存和發展，仍然是我們當下最要緊的事。
超越國家，文明範疇的思想，中國的文化歷史上，是有的，就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觀。
不過，如何把這樣的思想，變為可操作的指導理論，需要做的事，那就太多了，恐怕也不是哪一個兩個人，能夠完成的。
進而，對於話語權這件事，我們其實大可不必過於焦急。
話語權，終究是要靠實力作支撐的，當我們壯大到別人哪怕低著頭，都無法看不到的那一天，該來的終究會來。
至於某些人的觀念的頑固，我們得允許別人有做夢的權利，遲早，他們都會消失在時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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