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31 「魏晉書風」劉濤:漢晉書家的自矜自誇

「魏晉書風」劉濤:漢晉書家的自矜自誇

「魏晉書風」劉濤:漢晉書家的自矜自誇

劉濤先生

書法家的自我誇耀,可以追溯到東漢後期大書家蔡邕那裡。唐朝張懷瓘《書斷·中·韋誕傳》記載:“蔡邕自矜能書,兼(李)斯、(曹)喜之法,非流紈體素,不妄下筆”。

蔡邕是書家,也是學者,還是著名的文學家,擅長碑銘這種文體。東漢立碑頌德的風氣極盛,許多名士的碑銘都是聘他撰文。蔡邕還做了一件轟動朝野的大事,熹平年間,他和幾位大臣聯名上書,要求正訂儒家經典,刻立石經碑,得到漢靈帝的批准。刻成的石經碑,共46通,立於洛陽太學,後人稱為《熹平石經》。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把儒家經典的標準文本刻在碑上,又是蔡邕等人書丹,當時“後儒晚學,鹹取正焉”,“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百餘兩,填塞街陌”(《後漢書》卷六十下《蔡邕傳》及李賢注引《洛陽記》)。觀石經,既可看到經典的正規文本,亦可摹寫標準的隸書。《熹平石經》並非蔡邕一人書丹,他的書名大,以至於後人只說蔡邕書碑。

「魏晋书风」刘涛:汉晋书家的自矜自夸

《熹平石經》局部

東漢草書家張芝與蔡邕是同時人,都生活在東漢中後期,也自矜能書。但是,蔡邕的自矜不針對任何人,而張芝則是針對當時另外兩位草書家而發,西晉衛恆《四體書勢·草書序》說:

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同時,見稱於西州,而矜此自與,眾頗惑之。故伯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羅叔景、趙元嗣就是羊欣《採古來能書人名》中提到的羅暉,趙襲。他們也是一副自矜的派頭,頗能惑眾,引起張芝的反感,所以自稱“下方羅、趙有餘”,這樣說,就有與人爭勝的味道了。

「魏晋书风」刘涛:汉晋书家的自矜自夸

張芝《冠軍帖》局部

漢魏時,士族名士間流行臧否人物的風氣,他們的品評,重節操,論才性。文學之士陶染其間,則以己之所長貶斥人之所短,曹丕所謂的“文人相輕”,就是概括這種現象。張芝輕視羅、趙,大概是書家之間“相輕”的先例。

張芝有一眾弟子,其中韋誕(仲將)名列“曹魏五家”。他能篆書、草書,尤其擅長大字榜書,所謂“尤精題署”。洛陽、許、鄴三都所建宮觀,朝廷皆令韋誕題署。韋誕也是一位自矜能書的書家,聲稱:“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建勁丈之勢,方寸千言。”韋誕的自矜自美,類似蔡邕,不針對別人。

西晉草書家索靖的自矜,又是一種方式。他的草書,“傳(張)芝草而形異”,“甚矜其書,名其字勢曰‘銀鉤蠆尾’。”(王僧虔《論書》)索靖稱自己的草書“銀鉤蠆尾”,很像為自己做書法廣告。

「魏晋书风」刘涛:汉晋书家的自矜自夸

索靖《出師頌》

東晉時代,自矜而爭勝的風氣更盛。王羲之書法原不及小他數歲的庾翼,四十歲之後書名大盛的時候,連庾翼家的子弟也學王羲之,庾翼時任荊州刺史,出鎮在外,知道後很不高興,修書都下:“小兒輩乃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還,當比之”。謝安也很看重自己的書法,他是王羲之的好友,羲之去世時,王獻之才十八歲,曾經抄寫嵇康的詩送給獻之。後來獻之漸有書名,為人所好,但是謝安“得子敬書,有時裂作校紙”,顯示自己的名士風度。東晉末年,桓玄權傾一時,喜好收藏“二王”父子書法,他的自矜其書是方式是“自比右軍”。

「魏晋书风」刘涛:汉晋书家的自矜自夸

庾翼書法

爭勝的典型,當推羲獻父子。王獻之曾經作箋十許紙與簡文帝,後題“民此書甚合,願存之”,這是自美的例子。後來他連父親王羲之也不放在眼裡。虞龢《論書表》記載:謝安曾經問獻之:“你的字與右軍相比,你覺得何如?”他答道:“當然是我比他強。”謝安婉轉反駁:“別人可不是這樣認為。”子敬一步不讓:“世人哪裡能知道!”

王獻之說自己勝過王羲之,是泛泛而言,時人很難認同。但5世紀前期的幾十年間,獻之的書名確實掩壓羲之,正如梁朝陶弘景所說的那樣:“比世皆高尚子敬,……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鍾繇),於逸少(王羲之)亦然。”(《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唐朝書論家特別欣賞王獻之的行草書,李嗣真說:“子敬草書,逸氣過父,如丹穴鳳舞,清泉龍躍,倏忽變化,莫之所成,或蹴海移山,或翻濤簸嶽。”(《書品後》)北宋米芾喜好王獻之書法,稱“子敬天真超逸,豈父可比”(《書史》)。

「魏晋书风」刘涛:汉晋书家的自矜自夸

王獻之是與其父爭勝,王羲之爭勝的對象卻是漢晉書家頂禮膜拜的張芝和鍾繇,他自誇的口氣要比王獻之大得多。《晉書·王羲之傳》記載:

(王羲之)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雁行也。”曾與人書雲:“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

張芝以草書稱聖。鍾繇擅長銘石的隸書,抄寫奏章的楷書,通尺牘的行書,“三法皆世人所善”,尤以楷書、行書著稱。王羲之每每說自己“抗行”鍾繇,表示不相上下;“雁行”張芝,是承認自己後於張芝,但羲之又說:“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王羲之這樣的攀比“鍾張”,看似分別相比,實是誇耀自己兼具兩位書法鉅子之長。羲之的爭勝自誇之言,成為南朝人評說右軍的依據,庾肩吾《書品》推崇右軍“兼撮眾法,備成一家”。

漢晉書家的自矜自誇,無非顯示灑脫的名士做派,以高聲價,只有著名書家才玩得起這樣自信的遊戲。到了南朝,竟然發生帝王與士族書家王僧虔“賭書”爭第一的場面,就顯得滑稽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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