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消息尚未经过业界专家确认，研究也还没有经过同行评议、或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某种程度上真实性存疑，但它仍然引发了学术界和舆论的强烈震动。国内122位科学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谴责，称试验存在严重的生命伦理问题。140名艾滋病研究专业人士也在27日午间发表公开信称，“坚决反对这种无视科学和伦理道德底线的行为，反对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未得到证实的基础上，开展针对人类健康受精卵和胚胎基因修饰和编辑研究。”
在技术层面，这项试验是简单的，相当数量的实验室都具备条件和能力。过去从来没有人尝试过，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当前技术下，试验的安全性得不到保证。研究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无法预料的麻烦，还会把麻烦遗传给每一个子孙后代。
“就像我们面对一个黑箱子，在一切都还未知时，就大踏步往里走。”澳大利亚彼得·多赫提传染病与免疫研究所的研究员刘浩铭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形容这项研究的性质。
这是第一次有经过基因编辑的胚胎细胞发育成人，但我们还远没有做好迎接的准备。
贺建奎的想法听起来很美好，保护孩子，让其对艾滋病病毒免疫。贺建奎在视频中还专门解释，他的团队为了保证安全，选择了“被了解最充分的基因之一——CCR5”。真的安全吗？已有多项研究表明，人体CCR5基因的缺失可能增加感染流感、脑炎、西尼罗河病毒的风险。
艾滋病病毒之所以能识别并入侵人体免疫细胞，靠的就是CCR5基因生产的蛋白质。有研究人员选择敲除淋巴细胞基因组上的CCR5，也有人选择让患者服用CCR5蛋白抑制剂，但只有贺建奎选择让一个人全身上下所有细胞中的CCR5基因都消失。“这太疯狂了……没有人能预测CCR5基因缺失对人体的损伤。”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全球健康及传染病研究中心与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琦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这可能影响人体免疫细胞的成熟，以及很多正常的生理功能。“CCR5在人体免疫细胞行使功能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对人体健康胚胎实施CCR5基因编辑是不科学的和不理性的，会直接导致不可逆转的突变和后代遗传的严重后果，长期安全性和负面后果无法预测。迄今为止，在我国人体内的CCR5基因是完整的，没有发现在欧洲人种中的天然缺失突变。”140名艾滋病研究专业人士发表的公开信中提到。
最早的基因编辑技术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世界上第一例基因治疗成功的案例发生在1990年的美国，科学家治愈了两名患有严重的联合免疫缺陷症的儿童。
人们一度信心满满。当时世界上就已经发现上千种单基因遗传病，其中绝大部分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然而，1999年，一名美国的18岁男孩在基因治疗的临床试验中不幸去世，原因是免疫反应带来的细胞因子风暴。
2000年，英国、法国的医生试图用基因编辑治疗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却因为插入的基因无意间激活了与癌症有关的基因，导致多名患者罹患白血病。
这几乎导致全美范围内所有正在开展的基因治疗试验被叫停。后来，基因治疗试验中使用的方法被第二代、第三代技术取代，基因治疗又开始被谨慎地使用。
2003年，原科技部和卫生部联合下发《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贺建奎所做的研究如果属实，涉嫌违反其中第六条规定，不得将“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于人或其他动物的生殖系统”。
众所周知，所有的物种都是逐步进化而来的，是以自然选择为基础一代一代遗传下来，才有了今天的地球生物。我们人类也不例外，我们能有今天的各种性状，都是遗传进化过程中一次次基因突变进化的结果。
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出现于30亿年前。从单细胞逐渐发展为生命体、从海洋走上陆地，我们开始直立行走、脑容量越来越大……我们身体里的基因大多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洗礼和考验。人类对可遗传基因的每一次修饰，也将永远记录在自己和后代的身上。这一次次修饰，从来都不是人类自己做出的，也不是人类可理解的，至少目前不可能理解。
那么今天我们自己编辑我们的基因，一个事物除了创造它的人，还有谁能对其进行改造？
没有完美的基因，只有适合的基因。一个新的诞生，必然带来新的问题。
你放弃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么自然必定会选择放弃你！
人类在无法完全理解自身的情况下，妄图改变自身只会有一个结果——自己走向灭亡。
贺之行为或许只是为了其丑陋的商业目的
据调查，贺建奎本身就是商业化大潮中的一员。可查资料显示，贺建奎是7家公司的股东、6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并且是其中5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瀚海基因是7家公司中最早成立的，今年4月宣布获得2.18亿元A轮融资。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这样的行为，是无视法律、无视人伦道德的商业行为！这样不计后果的行为，无疑是玩火自焚。
最后引用刘浩铭的原话：“这个试验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汹涌的资本和突破边界的尝试已经处于失控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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