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中国正处在计划经济时期，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 ，吃穿用都分为计划内和计划外。
那时候，人们的贫富差距还不明显，市场也没有放开，没有所谓的个体户，没有超市和便利店，没有琳琅满目的商品，所有的吃穿用度均要凭票供应，买粮食凭粮票，买布要布票，买食用油要油票，甚至买肉还要肉票。
自古“民以食为天”，镇上最高大上的单位是粮站，负责每季农户们公粮缴纳及计划内售粮，其次就是供销社了，整个小镇上只有两家供销社，分别位处我家正对门和北侧。
母亲自小受过饥饿的苦，对粮食有本能的敏感。小时候印象中母亲最爱囤粮食，即便这样，因为家里人多，粮食总也不够吃，我还清楚记得别人送的粮票，母亲如获至宝，因为有了粮票就可以去粮站买粮食，否则只能买高价黑市粮。
每顿的餐桌上，尽管都是素菜，母亲总能变着花样做出可口的饭菜，小时候鲜少能吃上肉的，偶尔吃上一顿肉，就会开心好几天，即便如此，并不影响我们拥有快乐的童年。
那时没有休闲娱乐去处，没事最爱逛对面的供销社，那里能满足一个孩子对物质的所有欲望，尽管只有看的份。当然，还有个秘密，每次趴在玻璃货柜底下我都能捡到钱，有时候是伍分贰分壹分的硬币，运气好能有绿色和紫色的纸票，那时候五分钱能买一颗糖，两毛和五毛对我来说不异于捡到巨款了。
对门的供销社，是南北方向一字排开，长条形通透的门面房，一共有八间，黑色裸露的外砖墙，墙体上还清晰地印着“毛主席万岁、社会主义好、为人民服务”等大幅字体。
南北两端各有一个正对街道的大门，三步台阶上去，地面也是砖块铺成的。有两扇小门通到后面的院落，院子里长了一排高大的梧桐和杨树，一整个夏天，聒噪的知了声不绝于耳。
院里有一排矮平房，与供销社门面房平行，这是员工宿舍，林荫庇护，小时候最爱到这里来捡杨树叶，用叶上的柄与小伙伴们的交叉拉拽，看谁的柄先断，断者为输。
供销社八间门面，里面按日用品类别，分为四个分管柜台，每个柜台各占两间房的空间。自南向北，分别是文具书籍类，五金灯具类，针纺内衣类，最北边的是布匹。
每个柜台都是相同的陈设，整面靠墙的立式货柜，前排清一色三层玻璃货架，货架靠里那面有推拉门，可以上锁。两个店员负责一个柜台，那时候没有手机，店员上班时一般都会搬个凳子，在玻璃柜台后面正襟危坐，有客人要看商品，起身拿，碰上总看不买的顾客，店员甩脸是常有的事。
等我记事后，镇上供销社依然存在，但职能已经削弱很多，小镇上已经有了一两家私营小店，人们购物有了其他选择，供销社的管理也日渐松散，有时候一天天地静守着，也没几个顾客进来，阿姨常常坐在板凳上织着毛衣，叔叔则将收音机调到合适音量，赖以打发午后无聊时光。
位于我家北侧的供销社，是专卖油盐酱醋的。这里门面大，足足有四间，房子也更高，但里面到处都是酱醋味，所以很少去到里面玩。不过房前却有一大片空地，我和哥哥常在这里滚铁环，空间大到能够连续拐弯，不会停下来，或是找一块相对平坦的地方，用小刀沿着直线挖出几个小坑来，玩滚弹珠。
玩这些我向来不是哥哥的对手，但哥哥每次都还跟我玩得不亦乐乎，估计实在找不到玩伴吧，两个人玩，总比一个人玩得有趣。我俩常常双手糊满了泥，口袋里装了满满透明的玻璃球，跑起来裤腿呼呼生风，弹珠在口袋里也“嚓嚓”乱响。
网络上曾经一度流行“打酱油”这个词，意思是指完全凑人数、出工不出力，或指道义上强烈关注某事，行为上明哲保身，相当于“路过”的意思。
可在我们小时候，酱油真是打的，一口半人高半人宽的黒釉色大缸，上面两扇拼接的木头盖子，还压了个白布包的什么东西，沉甸甸的，柜台后面全都是这么一口一口的大缸。
每每放学回家，母亲喊：“晓伍，去打酱油！”
于是屁颠屁颠地拿着玻璃酱油瓶，走到隔壁，卖货的姐姐拿着一根竹竿做的长柄容器，下端是没锯掉的空心竹筒，伸进缸里，再往对准瓶口的漏斗里一倒，空瓶基本满了，姐姐用抹布利索地将瓶口擦干净，拿一个烟盒叠成的，长得有点像妙脆角形状的瓶塞，往瓶口一放，酱油就打好了。
那时候的盐也没有现在这种成袋装的细盐，都是大颗粒的粗盐，也是要用秤称的，买盐也属我去的最多。我捧着一个黄绿色的陶罐盐钵，往柜台一放，姐姐开始用铲子铲了往杆秤上放，每次都是一斤，牙白色的盐，由于颗粒大，吃菜的时候咬到盐粒子是很正常的。
小时候很爱看书，却没钱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趴在卖文具书籍的玻璃柜台上，仔细盯着一本本书，那时候做梦都想拥有一本《格林童话》或《安徒生童话》，每次一放学就去看，如果这两本书还躺在那，就舒了一口气，只要没卖掉就高兴。
后来开始练毛笔字了，平时用的都是劣质毛笔，在柜台看上一款中狼毫，天天去转。终于有一次鼓起勇气，跟卖货的伯伯说：“把那支笔拿给我看一下。”
伯伯看了看我，半天没有动，一脸鄙夷不屑的表情，半晌，回了句：“你买不起。”
那眼神和语气让我很多年都难以忘记。随着时间流淌，后来我定居省城，每每回家看到他都会主动问候，记忆中的不快早已完全忘怀。
小镇就那么多人家，向来没有秘密可言。谁家贫穷、谁家有钱、谁家丧葬、谁家嫁娶，基本都是皆知的，总体来说乡情融洽，在粮站和供销社上班的人，优越感比较强。
也有人缘很好的，卖五金的叔叔就是。镇上无论男女老少，都亲切地叫他小鲁。叔叔家住县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风雨无阻骑着一辆二八大杠，往返于县城和小镇，人很瘦，皮肤白净，高个头，浓眉大眼，很帅，而且人也很热心，经常帮人修个灯修个车的。
卖布匹的沈阿姨是上海人，随着知青下放到附近乡下，在县城认识李叔叔后结了婚。阿姨在供销社售货的时候，人缘是极好的，整条街对她的评价都很高，为人亲切随和，说话轻言细语，每次量布时都会主动放一两寸给顾客，镇上的人都喜欢在她手上买东西。
阿姨有两个女儿，小女儿亮亮学龄前每天跟着阿姨，从县城骑车来供销社上班，孩子无处托管，后来放在我们家，所以，亮亮基本上在我们家长大，因为比我小，我小名晓伍，她便成了晓六。
当年，那个用铁皮水瓶盖吃饭，搬个小板凳坐门口，唱着“大海，就是我亮亮”的小毛丫，随着阿姨回到上海，有了自己的家，也已为人母。
亮亮始终对我们家念念不忘，每每在电话里亲切地叫母亲为妈妈，叫父亲为爸爸，已俨然成为我们家一份子，每次见面都会搂抱着我们一起合影，临别时流泪。
到了九十年代，市场完全开放，小镇沿街都是私营的杂货店、布店和五金店，购买日常用品，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价格和地点是主要参考因素，或价格更低，或地点更便利，于是更少人会专门跑去供销社买东西。
供销社作为一个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逐步削弱甚至丧失它的功能，紧接着，店员工龄被买断，店面被承包，再后来被全部拆迁，建成商品房出售。
那片门前滚铁环、玩弹珠的空地，和院里的一排杨树，随着那两排门面房一起，消失殆尽，替而换之的是拔地而起的商品房，和房里的主人，一张张陌生的面孔。
每年春节回家，我都情不自禁地在门前那条路上伫立良久，看看对面，看看北侧，脑子里像是装了台播放机，往日的时光又纷纷浮现。当一段记忆变得无处安放的时候，那种无奈和失望的心情总想找到发泄口。
供销社，这个被刻上时代烙印的产物，承载了父辈和我们太多的记忆，现已消失得干干净净。若干年后，可能只有在词典里才有它的解释和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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