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山河方位命名，山西省是這樣一個區域：河東（黃河東岸），陰南（陰山以南），太西（太行山以西），中北（中條山以北）。但是，除了河東充當過山西代稱，其他都沒有叫起來。除了方位準確，區域命名還要考慮語音美學等複雜因素。所以一個簡單的地名並沒有那麼簡單。

作為中國人，你真的知道各省區得名的真相嗎？

比如，“山西省”為啥叫“山西”？即使是山西當地人，也存在著認識上的極大誤區，甚至以流傳的“定論”為定論，乃至成為口口相傳的“常識”。

恰有一文，名《山西省的由來》，為考古專家、雲岡石窟研究院院長張焯撰寫。今徵得張焯先生同意，特刊於此，以解國人不知“山西”之惑。

山西，舊稱 “山右”

作為省級行政區的稱謂《辭海》曰： “因在太行山之右 （西）得名”。但是，這僅僅屬於一種“想當然”式的結論。如若再問，那麼“山東”呢，疑竇會馬上出現，《辭海》所謂“因在太行山之左（東）得名”。明顯不妥，因為若以太行山而論，真正意義上緊鄰太行山，而堪稱“山東”者，其實是今天的河北地區。那麼，山東最終變成了今山東省，主要是行政區劃變遷所致，而非完全的地理定義。

看似簡單的名詞背後，可能隱藏著複雜而難言的信息，我們特邀學者張焯先生撰文，以正本清源。

1

山西作為地理概念，起初專指關中，

後來也被用指太行山以西地區

山西名稱的出現，大約始於戰國。

當時，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爭雄，秦與六國有關山之隔，關謂函谷關，山曰崤山，遂有關東、關西（關中、關內）、山東、山西之稱。《史記》卷40《楚世家》曰：“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從，即“合縱”也。《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載楚漢之爭時，“蕭何填撫山西。”填，乃“鎮”也。而《漢書》卷69《趙充國傳》班固“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髙上勇力，鞍馬騎射……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因此，清顧炎武《日知錄》卷31《河東山西》曰： “古之所謂山西，即今關中。”

山西作為太行山以西地區的稱謂，始見於北朝，偶見於隋唐。《冊府元龜》卷622《忠節》記北魏末，“裴延雋拜太常卿，時汾州山胡恃險寇竊，正平、平陽二郡尤被其害。以雋兼尚書，為山西道行臺節度、討胡將軍。”按：汾州、正平、平陽，分別即今山西離石、新絳和臨汾。《北齊書》卷22《盧文偉傳》雲：“族人勇，字季禮……爾朱滅後，乃赴晉陽。髙祖署勇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鄉租輸，皆令載實，違者治罪，令勇典其事。”

晉陽，亦稱幷州，即今太原，時為東魏大丞相高歡的霸府所在。《北齊書》卷11《安德王高延宗傳》曰：“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幷州，又聞周軍已入雀鼠谷，乃以延宗為相國、幷州刺史，總山西兵事。”東魏北齊都鄴（今河北臨漳），疆土跨太行兩側，山西、山東 （指今河北）遂成熟語。隋大業 “十一年，煬帝幸汾陽宮，命高祖往山西河東黜陟討捕。” （《舊唐書》卷1《高祖紀》）。 《舊唐書》卷200下《黃巢傳》雲：陳州刺史“趙犨求援於太原。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諸軍，由蒲、陝濟河，會關東諸侯，赴援陳州。”

需要說明的是，唐代設置河東道，以太原為首府，轄區囊括今天山西省全境，但史書中的“山西”仍多指關中。

2

遼代，山西成為西京大同及其以北地區的稱謂

契丹建國朔漠，後得幽（今北京）雲（今大同）十六州，仿唐五京制度，將全國劃分為上京（治臨潢府，今內蒙古巴林左旗）、東京（治遼陽府）、中京（治大定府，今赤峰寧城）、南京（治析津府，今北京）和西京（治大同府）五個道。

其西京道，地處西南，相當於今天雁北、張家口和內蒙古中部地區。西跨黃河，與西夏接壤；南界恆山，與北宋對峙。進而，因在大興安嶺、大馬群山、太行山一線以西，與東部四京相隔，遂有“山西”之稱。

然而當時“山西”的範圍不止西京，亦包括上京道的嶺西地區（含今蒙古國）。對此廣大區域，遼朝在西京道設立西南路招討司（治豐州，今呼和浩特東），在上京道設立西北路招討司 （治今烏蘭巴托西），統領諸部族騎兵，捍禦邊疆；遇事，設“山西兵馬都統軍司”，總統二路邊防。在財賦徵管方面，設“山西路都轉運使司”於大同。從此，賦予“山西”新的地理概念。

《遼史》卷9《景宗紀下》載保寧十一年（979）宋太宗滅北漢而引發的戰爭：三月“己丑，漢復告宋兵入境，詔左千牛衛大將軍韓侼、大同軍節度使耶律善補以本路兵南援……九月己卯，燕王韓匡嗣為都統，南府宰相耶律沙為監軍，惕隱休哥、南院大王斜軫、權奚王抹只等各率所部兵南伐；仍命大同軍節度使善補領山西兵分道以進。”

據此，知大同軍節度使所統“本路兵”即“山西兵”。

再如卷11《聖宗紀二》載統和四年（986）宋遼西京爭奪戰：“三月甲戌，于越休哥奏宋遣曹彬、崔彥進、米信由雄州道，田重進飛狐道，潘美、楊繼業雁門道來侵……庚辰，寰州刺史趙彥章以城叛，附於宋。辛巳……順義軍節度副使趙希贊以朔州叛，附於宋……丁亥，以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為山西兵馬都統……彰國軍節度使艾正、觀察判官宋雄以應州叛，附於宋……夏四月……辛丑，宋潘美陷雲州……五月……詔遣詳穩排亞率弘義宮兵及南北皮室、郎君、拽剌四軍赴應、朔二州界，與惕穩瑤升、招討韓德威等同御宋兵在山西之未退者……秋七月……宋守雲、應諸州者，聞繼業死，皆棄城遁……八月……己未，用室昉、韓徳讓言，復山西今年租賦。詔第山西諸將校功過而賞罰之……惕隱瑤升、拽剌欻烈、朔州節度使慎思、應州節度使骨只、雲州節度使化哥、軍校李元迪、蔚州節度使佛留、都監崔其、劉繼琛，皆以聞敵逃遁奪官……冬十月……政事令室昉奏山西四州自宋兵後，人民轉徙，盜賊充斥，乞下有司禁止。”

文中所謂 “山西四州”，俱屬西京，其民隨宋軍南遷，見《宋史》卷5《太宗紀二》： “五月……潘美還代州。徙雲、應、寰、朔吏民及吐渾部族，分置河東、京西。”

3

金代及蒙古國時期，山西範疇縮小，

先則指代西京，後則專指大同

女真金朝滅遼，又滅北宋，疆域南擴至淮河一線，定都燕京（時謂中都）。承襲遼朝故實，五京依舊，但改“道”為“路”。得北宋之地，將河東路分析為二，河東北路治太原府，河東南路治平陽府；改京東東路、西路為山東東路、西路，山東行政區雛形從此確定。

較遼代而言，金代“山西”的範圍逐步縮小，一是蒙古族崛起，蒙古高原脫離所有；二是西南、西北招討司所統“山後諸部族”，均回縮至西京境內。因此，山西成為西京路的專稱。

《金史》卷46《食貨志一》記：太祖“天輔六年，既定山西諸州，以上京為內地，則移其民實之……七年，以山西諸部族近西北二邊，且遼主未獲，恐陰相結誘，覆命皇弟昂與孛堇稍喝等以兵四千護送，處之嶺東，惟西京民安堵如故”。

按：山西契丹舊部東遷後，西京的主體地位加強。此前，北宋與女真共謀攻遼，約定燕雲之地歸還宋朝。《金史》卷3《太宗紀》曰：天會“二年春正月……甲戌，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宗翰、宗望請勿割山西郡縣與宋，上曰：‘是違先帝之命也，其速與之。閏三月，“宗翰復奏曰：‘先皇帝徵遼之初，圖宋協力夾攻，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皇帝辭其加幣。盟書曰：無容匿逋逃，誘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

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持久，請姑置勿割。’上悉如所請。”（《金史》卷74《宗翰傳》）。金朝既毀盟約，復南下伐宋，《太宗紀》載天會四年（1126）“三月癸未，銀術可圍太原，宗翰還西京。”

此事，《宗翰傳》記作：“留銀術可圍太原，宗翰乃還山西。”山西成為西京的代名詞。

金代末年，蒙古成吉思汗大兵南下，金宣宗遷都汴梁（今河南開封），號稱南京。南宋謝採伯《密齋筆記》曰：“貞祐元年十一月至二年正月，韃靼殘破河東、河北、山東、山西，復一十七府，九十餘州，鎮縣二十餘處。”女真千里山河盡歸蒙古。

蒙古窩闊臺汗時，西京宣德州（治今張家口宣化）地位上升，又名“山西東路”，大同府則為“山西西路”。時中書令耶律楚材奏立十路課稅所，宣德、西京各設長官。既而，《元史》卷4《世祖紀二》載：中統四年（1263）八月，“升宣德州為宣德府，隸上都。”脫離了西京的管轄。

從此，西京路唯大同一府，獨享“山西”之名。

4

元代設河東山西道，治大同，轄全晉；

明初行中書省於太原，山西省成為定名

《元史》卷91《百官志七》曰：“宣慰司，掌軍民之務，分道以總郡縣，行省有政令則佈於下，郡縣有請則為達於省。有邊陲軍旅之事，則兼都元帥府，其次則止為元帥府……每司宣慰使三員，從二品……凡六道：山東東西道，益都路置；河東山西道，大同路置……”

按：河東山西道，亦稱山西河東道；河東山西道宣慰使，亦稱山西宣慰使、西京宣慰使、西京道宣慰使、大同宣慰使，是元代河東山西道的最高軍政長官。最早任山西宣慰使的李德輝，在元世祖忽必烈中統年間（1260～1264）。

《元史》卷86《百官志二》曰：“肅政亷訪司。國初，立提刑按察司四道：曰山東東西道，曰河東陝西道，曰山北東西道，曰河北河南道。至元六年，以提刑按察司兼勸農事。八年，置河東山西道，陝西四川道……二十八年，改按察司曰肅政亷訪司……每道亷訪使二員，正三品……內道八,隸御史臺。山東東西道，濟南路置司；河東山西道，冀寧路置司……”據《世祖紀》，至元八年（1271）“三月乙丑，增置河東山西道按察司；改河東陝西道為陝西四川道”。

就是說，先有河東陝西道，此時將河東與山西合併，改組為河東山西道，總括全晉。

其河東山西道按察司，又名太原按察司、太原提刑按察司。至元二十四（1287）年閏二月，“省太原提刑按察司，分置西京者入太原。”五月，移“太原按察司治西京。”二十五年二月，改“西京路為大同路。”明年八月，徙“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司治太原，宣慰司治大同。”也就是說，最終變動的結果：大同宣慰使（從二品）掌河東山西道軍民之政，太原肅政廉訪使（正三品）掌河東山西道監察與農事；有元一朝，河東山西道的首府在大同。

《明史》卷41《地理志二》雲：“山西，《禹貢》冀州之域。元置河東山西道宣慰司使，治大同路，直隸中書省。洪武二年四月，置山西等處行中書省，治太原路。三年十二月，置太原都衛，與行中書省同治。八年十月，改都衛為山西都指揮使司。九年六月，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由此可見，元代大同的地區行政中心地位，明代以後讓位於太原。

同時可以看到：元朝“河東山西道”，明初改稱“山西等處”，山西的地理概念、範疇擴大了，終於實現了與太行山以西的地理特徵相吻合。

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既於太原設立“山西等處行中書省”，太原遂為省城。山西省作為“山西等處行中書省”的簡稱，從此聞名於世。

我們檢校明代著作，例如明初李繼本《一山文集》、楊維楨《東維子集》、蘇伯衡《蘇平仲集》，明中期夏良勝 《東洲初稿》、王禕 《王忠文集》、何景明 《大復集》、王世貞 《弇山堂別集》、尹臺 《洞麓堂集》、髙叔嗣 《蘇門集》、崔銑《洹詞》，明後期陽瑪諾《天問略》、汪砢玉《珊瑚綱》等，均書寫有“山西省”之稱，足證明代“山西省”已經成名。

現在有人講：“清為山西省”（見 《辭海》）、“清代始名山西省”（《山西省情概覽》），實在是淺陋。

5

《辭海》對山西誤解根源是什麼？

通過上述考證，我們對山西省的形成歷史有了一個較為清晰的認識，可以判定 《辭海》“因在太行山之西得名”的解釋，似是而非。其失誤在於：忽視了“山西”由地理概念到行政區劃的漫長演化過程；不懂裝懂，強言附會。

然而，非獨辭書作者如此，我們的前輩史學大師亦迷惑不解。

例如《金史》卷108《胥鼎傳》曰：“自兵興以來，河北潰散軍兵、流亡人戶，及山西、河東老幼，俱徙河南。”這條史料記載的是：金宣宗貞祐年間（1213～1217），成吉思汗蒙古大軍南征，太行山兩側軍民避難遷徙，追隨朝廷流亡河南的史實。

而中華書局本 《校勘記》雲：“按山西與河東意復……疑‘山西’當作‘陝西’

。”其實，山西是大同府為中心的金西京路，河東指太原府、平陽府為中心的河東兩路，二者既不矛盾，也不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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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張焯

1963年10月生於山西大同。1985年山西大學歷史系畢業，1988年天津師範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獲歷史學碩士學位，文物博物專業研究館員。現任雲岡旅遊區管委會主任、雲岡石窟研究院院長。著有《雲岡石窟編年史》等多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