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刘钢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金吾伦先生
金吾伦先生（1937年11月-2018年1月20日），浙江萧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
先后出版有《生成哲学》、《物质可分性新论》、《科学变革论》、《跨学科研究引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分析与国际比较》、《科学革命的结构》、《知识管理》等十八部原著及译作。主持了社会科学院、国家科技部的多项重要课题。参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主要负责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与国家创新体制建设研究。
转眼之间金吾伦先生已经辞世一年了。这一年中，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写好一篇怀念他的文章。今年元旦，像往年一样，我还是去他家探望师母李老师。见到师母基本从失去先生的阴影中逐渐走出来，我感到很欣慰。这时，金老师的宠物，一只美国黑短公猫出现，顿时让我回想起金吾伦先生一面抚摸着猫咪，一面和我亲切谈话的鲜活身影。于是我决定这篇怀念文章不再改了。
一、我与金吾伦先生的初相识
我最初知道金吾伦先生并非面对面的，而是我为他翻译的那本贝弗里奇的《发现的种子》写了篇书评。那本书是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书评刊登在当时的《湖北青年》上。从那时起，我便对金先生就有了初步的印象。所以说，我认识金先生理应从30年前开始。
《发现的种子》.【澳大利亚】.贝弗里奇
我当时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数学物理研究所工作。是《数学物理学报》英文版的编辑。由于我多年自学英语，1978年，我到武汉大学英语系考到了一纸所谓的“同等学力”的证明。也就是武汉大学教务处说明了我通过了英语系为我特别准备的两次考试的“证明”。1978年，是刚刚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那同等学力，也只能说是工农兵大学生的“同等学力”而已。尽管我的“事迹”曾被《湖北日报》和《武汉青年报》大篇幅做过报道。
1989年5月，在当时的华中师范学院（现在叫华中师范大学）专门召开过一次全国科学哲学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是因为我与武汉科学哲学届的朋友有很好的关系，如任定成和李光等人。后来工农兵大学生在大学和科研单位基本很难在教学和科研岗位继续待下去。要么转行从事行政工作，要么下海经商，要么继续深造读博士去了。在1989年科学哲学的会议上，我结识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史所的董光璧先生。他嘱咐我要关心计算机的发展。他说现在的个人计算机也不贵，可以承受。认为我如果有可能，不妨购置一台。没过多久我便让朋友为我“攒”了一台286的个人计算机。
所以我接触计算机还是比较早的。80年代中期，我开办过公司，在家里装了电话。家中有电话，自然能与在美国的胞弟直接联系了。他知道我买了计算机，就希望我们联网。那时的互联网还没商业化，依然在NSF手中，但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可以随便用。于是我和他在约定的时间就连上了网。我记得清清楚楚，用的是PC Tools软件。计算机屏幕横向分成两半时，简直让我惊呆了。直到对方敲击键盘和我打招呼，我这才醒悟过来。后半生就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我暗暗下定决心！可是机会呢？没有机会光有激情那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
任定成先生是我当年我在华中师范学院的好朋友。以前我们常来常往。但是到了90年代初叶，却未见他的动静。1994年的一天，他突然来到我家。这让我太惊诧了。好奇地问他，你去什么地方了？他告诉到北大读博士去了。我说你在华师都是特批的副教授了，还要那个博士有意思吗？他给我讲，以后像他这样的人，要想继续在高校很难的。他是工农兵大学生，但好赖还有个毕业证书，我虽然也是工农兵大学生的水平，但却只有武汉大学给我开具的一纸同等学力的证明！他连这个毕业证都没信心了，我凭什么还抱着那张纸不放呢？
二、机缘巧合下，成为金吾伦先生的开山弟子
任定成先生本人是学化学的，当年他的一项成果还得到我国化学家徐光宪的赏识。他说社科院哲学所有位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化学哲学的老师，要在1995年招博士，但他有两个要求。一、要会外语；二、懂计算机。这位化学哲学的导师就是金吾伦先生。由于金先生要到1995年才能招生，他才到北大读博的。否则他会到社科院跟随金先生读的。
通过任先生的引荐，我终于和在北京金先生家里见了面。这不能不说是机缘巧合，命中注定。我是1994年见到金老师的，那时他住在劲松。1994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俗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人过四十天过午”，可那时我已经40岁。按理说是开始走下坡路的年纪了。但我还是选择1995年来北京跟随金先生读博士。1993年美国克林顿当局出台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简称NII，在中国俗称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划。社科院非常敏锐地察觉到，这是对未来社会有巨大影响的一个事件。于是社科院便开始立项，专门对其社会影响进行研究。
金老师正在担纲社科院的课题《信息基础设施对社会的影响》的课题。这在我国是第一个国家级关于这个领域的STS重大研究项目。他1995年开始招博士，于是我就考了他的博士生，成为他的开山弟子。1994年我曾两次来北京，一次是到金老师家正式拜师并加入课题组，二是到社科院研究生院探班，准备1995年的博士生考试。
回过头来看，当年我的选择绝对正确。此前我一直被自己的学历所困扰，正好有来北京读博士的机会，我要主动抓住这个机会！而金老师此时恰恰给了我这个机会。最终我获得博士学位并留在哲学所工作。可以说没有金老师给我的这次机会以及为我留在哲学所工作所付出的努力，今天我会是什么样子，连我自己都无法想象。正是金老师对我的呵护和照料，不仅让我获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系的博士学位，而且还有了比较稳定的后半生的生活。所有这一切，可以说是无法用言语形容和表达的。
金吾伦先生2017年8月14日摄于家中书房。左上方是于光远先生遗照，上面有金吾伦先生手书：光远老师千古。
在我的印象中，金老师是位闲不住的人。我跟他念博士，除了研究生院的课程外，就是陪他到全国各地搞调研，写文章和报告。1994年“信息基础设施”（俗称“信息高速公路”，现在我们叫它“互联网”）还是个非常超前的课题。我曾记得一位同学问我学什么专业，我说是关于“信息高速公路”的。他还“哦”了一声，原来是汽车跑的高速公路啊！可以想见，那时人们对这个课题及其社会影响的认识是在什么水平上了。
金先生除了带我到北京各个单位调研外，还带我专门登门拜访一些老专家，如罗沛霖院士等人。另外还带我参加各种比较专业的学术会议。那时似乎有一股热潮，对“信息高速公路”究竟会为我们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大家都有各种期盼。这个课题结束后，他还专门写过一篇研究该课题所遇到的种种古辣酸甜的文章，“‘网’事回忆”。
三、做课题，指引我前方的路
《数字化生存》.【美国】.尼葛洛庞帝
美国的尼葛洛庞帝于1996年出版了一部《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的“未来学”的书。这本书1997年便被译介到中国，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去年刚好是译介过来20周年的日子，电子工业出版社又出版了纪念版。对《数字化生存》做了新的解读。尼葛洛庞帝说数字化生存，即人类生存于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的生存活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应用信息技术从事信息的传播、交流、学习、工作等活动。而数字化生存的基础就是“信息高速公路”。实际上，经过20年的发展回过头来看。20多年前金老师担纲的项目之超前性了。
《信息基础设施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个项目最终形成两个成果，一个是为中央办公厅提供的政策报告，为我国发展信息高速公路事业提供了理论支撑；一个是《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的著作，该书被社会科学文献收入《二十一世纪丛书》，并于1998年10月出版。后来该书又收入刘吉先生主编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丛书》，武汉人民出版社以《塑造未来——信息高速公路通向新社会》为名将其再次刊印。
尽管我是金先生的开山弟子，但他对我的要求却是极高的，容不得半点马虎。在和金先生读书的日子里，我的英文派上了用场。首先就是为课题查阅各种最前沿的国际资料。当然还有计算机的应用，因为课题过于超前，国内的资料相对缺乏。只有在网络上寻觅。我这才领悟到他招博士的两个条件的意义了。
从左到右依次为：《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塑造未来——信息高速公路通向新社会》、《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
另外，我们曾合作翻译了我国第一部关于虚拟实在的书，《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从现在的VR热来看，我们20年前的工作又是多么的超前。另外，我还翻译了一部关于信息伦理方面的书，《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这也是当年这个领域的第一部著作。由我翻译，金先生校对。所有这些成果均是该课题的“副产品”。我记得金先生还用英文发表过一篇论文，我在英文方面也帮他做了些工作。
我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时，曾做过将近20年的英文版《数学物理学报》编辑。那么在金先生的课题结项专著中，我便选了“电子出版”一章。因为从我的理解，未来电子出版肯定会占出版的主导地位。我在那一章的写作上，还是下了大功夫的。我希望通过这个专题研究，为我的博士论文垫个底，说白了就是弄个提纲。那一章的字数差不多有1.5万字。金先生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认为我不愧是当过编辑的人。按理说，他应该让我沿着电子出版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可在我博士毕业还不到半年的时候，他却明确地告诉我，不允许从他那个课题中选择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当时听了他的这句话，我简直就懵了！当时我还美滋滋地做着梦，按照电子出版的路数走下去呢！毕业了，我再回到中国科学院，自然会成为这个方面的专家的。
四、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另起炉灶
金先生是位哲学家，他也要把我培养成哲学家，而非出版人！所以他没有理由让我沉溺于“电子出版”的美梦中。后来想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必须关心现实世界所发生的种种前沿现象。我对金先生的这一理念深有体会，这是哲学家的社会责任。可是完全从纯哲学方面讲，他并不希望他的弟子一开始就关注现实。现实问题纷繁复杂，不是一篇博士论文所能涵盖的。他要求我一定要打牢哲学的基础，这样才不愧为他所培养出的学生。
我只有另起炉灶了。他说做什么都行，只要不出科技哲学这个圈。我想在我随从他做课题的三年左右的时间里，认为我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伙，对我“画地为牢”反而影响我的发挥。这才是他对我培养的真实理念！
怎么办？时间紧，离答辩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任务重，必须写出合格的哲学博士的论文；工作忙，就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我还要协助金先生做些课题方面的工作，有时甚至要出差。看来我的博士论文只有小题大做，这样才能有可能成功。幸亏我在数学界工作过20来年，自学过数理逻辑和基本的数学知识。
《交叉科学导论》、《科学推理的逻辑》
而且我还曾与任定成先生合作，翻译出版了《科学推理的逻辑》一书。并与任定成和李光两位教授合作，出版了《交叉科学导论》一书。同时在我工作期间，还参与过中科院科学史所李约瑟著作的翻译工作。但对我而言，这都不是主要的，是显现出来的实际工作。表明我的外语水平和基本写作能力尚可。但作为隐性的学术功力却未体现出来。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我曾写过一篇不是硕士论文，但胜似硕士论文的文章，“佛郎机火铳初传中国的时间考”。那完全是科学史中的一个小小的考据性文章。是我在翻译李约瑟著作中的一个脚注中发现的问题。时任《自然科学史研究》主编，也发过一篇类似的文章。但他得出的结论和李约瑟所言并不一致。我发现了这一点，认为这里面有文章可作。那么我便开始进行仔细的研究。就在写那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学会了什么是有意义的学术论文。那篇文章可以说是和李约瑟与《自然科学史研究》主编的商榷文章，所以必须做到严谨。尤其是对文献的利用，我所读过的方志文献，是这二位先生所未读过的。我把该文投到《自然科学研究》，但却石沉大海。我做过多年的编辑，知道其中的“潜规则”。再到后来我跟金吾伦先生读书是还见到过该主编。他还对我说，你的那篇文章是要安排发表的。我来北京是告别科学史研究的，那又何必在不属于我的领域发文章呢？我谢绝了他发表那篇文章的好意。根据我过去的经历，我似乎感觉到我有能力做出比较好的博士论文。
五、“小题大做”成为博士论文的关键
还是回到现实，面对自己的博士论文吧，我该怎么办？金老师并非完全大撒把，而是从方法上告诫我，不要选大题目。一定要小题大做，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这样才能出好的成果。并提醒我，题目大了，漏洞必然也就多。别人随便杵几下，就是些大窟窿，最后自己立论不成甚至前后矛盾。可小题目呢？那就大不一样了，由于题目小，考虑得就要周全许多，而且也不容易出纰漏。但具体落实到我的博士论文上，究竟什么是那个我能做的“小题”呢？这可一定要看准、找准，而且能够认为自己有能力做好。那才是符合博士论文要求的“小题目”。
想了许久，我认为跟随金先生数年，不就是从“信息高速公路”开始的吗？“高速公路”或“基础设施”大家都懂。但有谁能懂“信息”呢？这个概念本身就非常含混，据我初步统计，仅信息的定义就有不下百种。我国1978年版的《辞海》中，竟然还没出现这个词！可见这个概念是多么新，我们根本就未能正本清源。而信息论的创始人香农也未对“信息”下过定义。香农本人是位数学家和电气工程师，他没必要管信息的哲学意义。尤其是当他听到冯·诺依曼对他说，可以不去管意义。这让香农高兴得跳了起来。数学家还去管意义？那不是他的事情。他在自己工作的领域提出了著名“信息熵”或“香农熵”。他的工作就大功告成，并开创出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
那信息的意义该谁来澄清呢？这时便轮到哲学家出场了。哲学本身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澄清概念，尤其是科技哲学，概念澄清了，就成为科学技术的问题了。那我为什么不从哲学的角度入手，对“信息”这个概念做个探究呢？这可是个“小题”，如果有所斩获，这对理解“信息”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了。为一个语词下定义相对简单，种加属差是最基本的方式。但那是编词典的方法，而非哲学的探究。信息的哲学探讨在国际上早就存在。而我国对其研究则比较晚。我们对于信息的哲学研究并非从香农的信息论开始，而是始于维纳的控制论。所以这个研究进路便不同。因此我不能按照我国传统的老路走下去，要另辟蹊径。
金吾伦先生（左）、刘钢老师（右）
这时我又发挥出我的语言功底，由于之前长期搞翻译工作。我手头有好几十本各语种的词典。那查词典对我而言还不是问题。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就是以英文Information一词展开。条分缕析，把关键的部分集中在Information的分析上，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掰开揉碎，反复比较。就围绕这个词差不多就把论文的主要部分搭起架子。从小处着手，终于完成了1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信息化的哲学基础》。这是篇哲学领域的基础性文章，答辩时全票通过。金吾伦先生为我指出的这种方法上的优势，从此我也对其他人这样要求。千万别做大题目。（上）
*此文为刘钢老师怀念恩师金吾伦先生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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