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宏觀稅負對比：中國全口徑的宏觀稅負（四本賬）自2009年起高於美國，國民收入分配中政府佔比持續提高，存在大幅減稅降費空間。
（1）我國國民收入分配中，政府佔比偏高，居民佔比偏低。
縱向看，1994年分稅制實施以來，政府可支配收入佔比持續上升，近年略有下降；企業部門可支配收入佔比從2009年起下降；當前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佔比僅相當於2003年的水平。
從橫向國際看，我國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的佔比（18.5%）高於美國（17.2%）和日本（17.5%），但低於福利水平較高的挪威（38.2%）、瑞典（32.3%）、芬蘭（29.1%）和愛爾蘭（22.8%）。
我國居民部門在國民收入分配的佔比61.6%低於美國（79.6%）、日本（75%）、德國（77.2%）和法國（73.7%）等。因此，我國收入分配的特點是政府高、家庭低。
（2）今年上半年財政收入增速高於名義GDP增速，財政收入/GDP比重上升至1980年的較高水平，減稅呼聲高漲。
（3）我們在《中美稅負和稅制比較》中研究發現，2015年中國的全口徑宏觀稅負為33.9%，略高於美國的33%，美國減稅後預計減少宏觀稅負0.8個百分點/年，對中國產生壓力。
全口徑的財政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收入和社會保險基金收入。
（4）考慮中國社會保障的低層次和發達國家的高福利，中國宏觀稅負偏高，大量財政收入用於供養龐大的機關事業單位隊伍和建設性支出。
從財政支出結構看，我國醫療、社保與就業等支出佔比近年來上升，但仍遠低於美國，教育支出佔比與美國持平，大量財政支出用於財政供養人員及基建。
財政供養人員為6400萬以上，財政供養人員/百萬美元GDP在國際處於較高水平，為美國的4.8倍。雖然大部分基礎設施投資具有巨大的經濟社會效益，但相當部分無效投資浪費仍不可忽視，民生支出雖然增長較快但基礎薄弱仍有待提高。
中美企業稅負對比：我國企業面臨的高成本包括“綜合稅費成本”過高，以及行業壟斷、服務業開放不足導致的基礎性成本過高，高於美國。以前環境、資源、土地（招商引資無償劃撥）和勞動力成本較低可以彌補部分企業高稅負成本，但隨著環境和勞動力成本提高以及高質量發展要求，降低企業稅負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提高。綜合稅費成本包括稅收、社會保險費用、政府性基金和行政性收費、行政性灰色隱性尋租成本、辦事難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等。
（1）我國企業總稅率（佔利潤的百分比）為67.3%，在世界處於較高水平，為美國的1.7倍。
（2）社會保險（五險一金）的企業繳費率為43%，高於美國的13.65%。
（3）行政事業收費項目仍保留較多，我國非稅收入佔比16.4%，美國聯邦不足5%。
（4）行政性灰色尋租成本、審批程序冗長、開辦企業時間長等辦事難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了營商環境的成本。
中國營商環境世界排名78/190，企業開辦時間為22.9天，為美國5.6天的四倍。
（5）與執行政府指令導致的相關運營成本。
（6）此外，我國企業面臨著行業壟斷、服務業開放度較低導致的高昂的土地、電力、天然氣、石油、物流、融資等基礎性經營成本，在國際競爭中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將伴隨人口紅利的消失而衰減。
我國汽油、柴油、天然氣、電力、土地價格分別為美國的1.6、1.3、4.5、1.3和2.6倍。
中國企業負擔高於美國的深層次原因：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企業作為繳納稅費的主體；政府與市場邊界、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不清晰，對地方政府的激勵約束機制不足，政府規模較大、干預較多；過往不規範、不健全的預算體系，非稅的自由裁量權大；社保欠賬、統籌層次過低的社保體制，依賴企業和個人繳費；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程度、服務業的開放程度不足。
對策建議：加大力度減稅、清費、降低社保繳費率，以國資充實社保，降低宏觀稅負，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業利潤，帶動消費和民間投資。降低宏觀稅負只是問題的一部分，根本的仍是全面推動改革開放，營造低成本的營商環境，界定政府與市場關係、事權和支出責任，精兵簡政，推動要素市場化改革。
（1）減稅與稅改相結合，從政策式、碎片化減稅轉向改革式減稅，稅制從間接稅為主向直接稅轉型。
建議增值稅標準稅率從16%逐步下調至10%，同時設置優惠稅率6%，對月收入10萬以下的小微企業免徵增值稅。個稅改革短期實行綜合與分類徵收相結合模式，最終全面綜合徵收，減少不同收入類別的不公平徵稅，尤其要避免“勞動重稅、資本輕稅”。
考慮不同家庭的負擔差異，從個人轉向家庭徵收。
建立免徵額根據物價變化的動態調整機制，在增加養老、醫療、教育和住房專項扣除的基礎上，將最高邊際稅率從45%降至35%，將7級超額累進減少至5級，擴大級距。
企業所得稅進一步下調稅率至22%，提高研發支出加計扣除比例。
（2）繼續清理費用，壓縮全國性及廣東、廣西、上海、新疆、甘肅等行政性收費項目較多省份的非稅收入。
（3）降低社保繳費比率，建議養老保險從當前19%下調為10%，醫療保險從8%下調至5%。
（4）釐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梳理政府職能，壓縮事權和支出責任，精兵簡政。改善財政支出效率，向社會保障領域傾斜，解決醫療、住房、養老和教育等問題，促進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提高。
（5）全面推動改革開放，推動土地等要素市場化改革和服務業開放，強化競爭，降低基礎性成本。
（6）優化地方政府考核體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7）建立房地產長效機制，促進行業平穩健康發展，降低相關地價、房租等成本。
政策選擇及利弊分析：中美間的競爭實質是改革的競爭，從政策效率看，結構性改革優於單純的減稅，減稅優於基建，基建優於貨幣放水刺激。
我們認為，推動供給側改革，減稅清費降社保是當前的最優選項，將資源從政府轉移到居民和企業部門，資源配置效率提高，雖見效慢，但放水養魚，更可持續更長遠，受惠群體更加廣泛。
次優選項是基建，但要增加有效投資，往人口、產業流入的區域增加投資，增加地下管廊等“看不見的投資”，避免消費性的樓堂館所建設，發揮公共投資的正外部性效應，但由於涉及利益鏈條及財政投資的擠出效應要慎重行之。
最差的選項為貨幣放水刺激，導致產能過剩、債務和槓桿高企，資產價格泡沫，進一步擴大收入分配差距。
中國宏觀稅負水平：高於美國
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佔比上升且偏高
當前中國財政有四本預算，包括一般公共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社會保險基金預算，基本覆蓋政府的收支行為。
因此，一般公共預算為狹義宏觀稅負，四本預算之和是全口徑的中國宏觀稅負，由於社保基金中有部分收入是公共財政補貼，需剔除重複部分。
我們在《中美稅負和稅制比較》中研究發現，美國的財政稅收制度與中國不同，以聯邦財政、州和地方本級財政收入之和衡量宏觀稅負。
第一，美國是財政聯邦主義，聯邦、州和地方政府對稅收的徵收和使用相對獨立，稅收法制化程度高，以直接稅為主。美國聯邦政府稅收主要來自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險稅；州政府主要來自所得稅、一般銷售稅和總收入稅；地方政府主要來自房地產稅。中國稅權高度集中，法制化不夠健全，存在尋租空間。稅收主要來自增值稅、企業和個人所得稅、消費稅，以間接稅為主。
第二，美國政府沒有大量的土地出讓收入和國有資本經營收入。
第三，美國的社會保險稅以社會保障稅的形式由企業和個人繳納，中國仍以費的形式存在。
中國全口徑宏觀稅負自2009年起高於美國，今年上半年狹義宏觀稅負大幅上升，下半年減稅降費存空間。
其中，中國宏觀稅負在2013年前整體持續上升（2013年宏觀稅負為35.6%），2014年以來在減稅降費的帶動下呈下降趨勢，2015年為33.9%，較美國的33%高0.9個百分點。
從狹義宏觀稅負看，減稅降費在前幾年取得效果，但由於“營改增”後加強徵管及個稅多年未調整免徵額，今年上半年宏觀稅負大幅上升。
我國稅收收入/GDP比重從2013年的18.6%下降至2017年的17.5%，財政收入/GDP比重從2015年22.1%下降到2017年的20.9%。但是2018年上半年，上述指標分別上升4.4和4個百分點至21.9%和24.9%，財政收入、稅收和個稅增速分別為10.6%、14.4%和20.3%，高於名義GDP增速10%。
按照GDP10%的增速，上半年稅收應該為88081億，但實際稅收91629億，多收3547億，相當於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的10.5%；財政實際收入比按照GDP增速計算的財政收入高539億。
同時，2017年底特朗普稅改法案通過，預計每年將再降低宏觀稅負0.8個百分點，在全球減稅競爭的環境下對中國產生壓力。
從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看，中國政府可支配收入佔比自1993年來整體持續上升，大部分年份財政收入高於名義GDP增速，僅2015-2017年低於GDP增速。
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財政/GDP”、“中央財政佔財政”兩個比重上升，提高了中央的宏觀調控能力。
政府可支配收入佔比從1994年的14.5%提高到2015年的18.5%。企業部門可支配收入佔比從1992年的13.4%上升到2008年的24.5%，金融危機後伴隨產能過剩、持續通縮，佔比從2009年逐步下降到2015年的19.8%。
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佔比從1992年68.7%下降到2008年的57.2%，其後因貨幣寬鬆導致的資產價格上漲，可支配收入佔比提高到2015年的61.6%，相當於2003年的水平。
從國際看 ，我國政府在國民收入再分配的佔比（18.5%）高於美國（17.2%）和日本（17.5%），但低於福利水平較高的挪威（38.2%）、瑞典（32.3%）、芬蘭（29.1%）和愛爾蘭（22.8%）。
我國企業部門收入佔比處於20%左右的水平，高於國際上OECD國家的佔比。但我國居民部門佔比61.6%的水平低於美國（79.6%）、日本（75%）、德國（77.2%）和法國（73.7%）等。
因此，我國收入分配的特點是政府高、家庭低，即政府和企業通過壓低居民部門收入來獲得更高的收入分配佔比，政府同時又從企業部門獲得收入以提高分配佔比。
從財政支出結構看，我國醫療、社保與就業等支出佔比近年來上升，但仍遠低於美國，教育支出佔比與美國持平，大量財政支出用於財政供養人員及基建。
2016年我國醫療、社保與就業支出佔財政支出比重為7%和11.5%，2018年上半年佔比提高，但仍遠低於美國的23.8%和23.4%。
根據國際經驗，教育支出必須達到GDP的一定比重才能保證教育發展，中國致力於保證教育支出佔GDP4%，因此教育支出財政佔比15%，與美國持平。但考慮到學生的人均教育經費，我國與美國差距仍較大。
我國財政供養人員達到6400萬人以上，每百萬美元GDP對應的財政供養人員在世界處於偏高水平，官民比因我國人口基數大而處於世界中等水平。我國官方未公佈財政供養人員的具體數字。
財政部2012年出版的《2009年地方財政統計資料》顯示，到2009年底，全國不包括中央的財政供養人口為5392.6萬人（含事業單位人員，我國有126萬個事業單位，共計3000多萬正式職工，其中教育、衛生和農技服務從業人員三項佔3/4，教育系統人員約佔一半）。
人社部發布的《2015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共有公務員716.7萬人。前財政部長樓繼偉指出我國中央公務員佔比僅6%，據此推斷中央公務員數量約為43萬人。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陳劍推斷分佈在各地的準財政人員約1000萬，其中含60餘萬個村委會和8萬個居委會幹部。
因此，保守估計中國財政供養人員約為6435.6萬。
截至2014年，美國、英國、日本、韓國、德國、中國香港的公務員人數分別為2188萬、518萬、436萬、196萬、440萬和25萬，官民比分別為6.9%、8%、3.4%、3.9%、5.4%和3.4%。
中國因為龐大的人口基數，官民比為4.7%，處於中等水平，低於英美德，高於日韓和中國香港。
從財政供養人員/百萬美元GDP看，中國財政供養人員數量遠超其他國家（地區），中國6.11人，高於英國的1.71、韓國的1.39、美國的1.26、德國的1.13、日本的0.9和中國香港的0.85，消耗掉大量財富。
雖然大部分基礎設施投資有巨大的經濟社會效益，但仍有相當部分無效投資造成的浪費，
民生支出雖然增長較快但基礎薄弱仍有待提高。
綜上，我國宏觀稅負高於美國，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佔比逐步提高；支出側重基建，財政供養人員/GDP在世界處於較高水平，社保福利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企業和居民要求減稅降費、提高財政支出效率的呼聲高漲。
企業與個人負擔重主要表現及原因
我國企業當前的稅費負擔除稅收外，還包括諸如社會保險費用、政府性基金和行政性收費、行政性灰色隱性尋租成本、辦事難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等一系列“綜合稅費成本”。
此外，我國企業面臨行業壟斷、服務業開放度較低導致的高昂的土地、電力、天然氣、石油、物流、融資等基礎性經營成本。我國在國際競爭中曾有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將伴隨人口紅利的消失而衰減。
（1）我國企業面臨的總稅率在世界處於較高水平，源於我國間接稅為主、企業繳納為主的稅制結構。
我國的間接稅主要包括：流轉稅中的增值稅、消費稅、關稅；資源稅類的資源稅、土地增值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和耕地佔用稅；行為稅中的印花稅。
間接稅佔比約60%，直接稅佔比40%，理論上可以轉嫁的增值稅在經濟運行中卻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佔用企業資金；
第二，對於人力資本密集型的創新創業公司、直接面向個人採購的建築企業等主體而言，它們難以取得足夠的抵扣憑證，增值稅難以轉嫁；
第三，在競爭較為激烈的行業，難以提高價格轉嫁增值稅，增值稅內化為企業成本。
我國稅收近90%由企業繳納，因此企業稅負感重。美國以直接稅為主，佔比80%，且主要是對個人徵收，企業稅負輕。
（2）社會保險費用支出即通常所說的“五險一金”，企業繳費率為工資的43%，高於美國的13.65%，社保改由稅務部門徵收更是增加中小微企業成本。
以北京地區稅前月薪10000為例，企業需要額外承擔的“五險一金”成本為4310元，個人需負擔10.2%的三險和12%的公積金，扣除“五險一金”和個人所得稅之後員工拿到手的工資僅為7457元。
企業繳納的“五險一金”為工資成本額外的43.1%。因此，企業實際承擔14300元，員工獲得的可支配收入僅為企業人力成本的52.1%。
較高的繳費率將導致：
（1）用人單位和員工不願參保，《中國企業社保白皮書2018》顯示，繳納社保的基數完全合規的企業佔比約27%，比上年小幅提升三個百分點，31.7%的企業統一按最低基數下限參保。
（2）直接減少企業利潤和競爭力，影響企業正常生產經營，難以積累資金擴大再生產。
（3）影響企業的用工制度，為避免為更多的員工繳納社會保險，一些企業熱衷於大量僱傭勞務派遣人員，甚至將長期用工“短工化”。
（4）除公積金可在買房和租房時提取，醫療保險直接取現外，其他社保費越高，越阻礙員工實際工資水平的提高，導致企業員工的可支配收入減少和消費下行。
美國的社會保障稅分為老年遺屬及殘疾保險稅、醫療保險稅和失業稅。企業繳納的養老遺屬及殘疾保險稅率為6.2%、醫療保險稅率1.45%，失業保險為6%，合計承擔13.65%。
個人繳納養老遺屬及殘疾保險稅率6.2%、醫療保險稅率1.45%，不負擔失業保險稅，個人承擔合計7.65%。美國沒有生育保險，而是納入醫療保險。
美國的繳費基數隨著社會平均工資的變化而動態調整，在特殊經濟發展週期，基數調節機制會採取特殊政策。
如2009-2011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凍結聯邦養老保險繳費基數上限，維持不變水平，以應對經濟危機或下行對就業或低收入者造成的衝擊。我國的繳費基數整體上逐年上調，企業負擔加重。
相較而言，中國的企業和個人的社保稅（費）率高於美國29.45和14.55個百分點（考慮住房公積金），導致企業負擔加重。
（3）我國各省市在2017年清理大量行政事業收費和涉企收費項目後，廣東、廣西、上海、新疆、甘肅等地保留項目仍較多。
政府性基金和行政性收費指國家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機構依據國家法律、法規行使其管理職能，依法設立的具專款專用性質的基金以及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收取的費用。
具體又分為管理性收費（資格審查、頒發證照、管理費）、懲罰性收費、資源性收費等。
政府性基金中土地出讓收入佔比約80%，此外則包括全國性的國家重大水利建設工程基金、跨省大中型水庫庫區基金、鐵路建設基金、殘疾人就業保障基金和地方性的鐵路建設附加費等。
近年來，清理費用取得明顯進展，非稅收入自2017年5月起至今同比持續為負，非稅收入當年負增長6.9%，佔財政收入比重從2016年的18.3%下降為2017年16.4%。
李克強在2017年6月7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要求公佈中央和地方政府性基金及行政事業性收費目錄清單，從源頭上防範亂收費，決不讓已“瘦身”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反彈。
財政部自2017年6月29日公佈了全國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業性收費目錄清單“一張網”。2017年3月15日、6月14日、2018年1月7日和4月13日等多次取消、停徵、降低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
目前全國的政府性基金項目為21項，行政事業性收費49項，涉企行政性收費31項；地方層面的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業性收費各省不一，仍有進一步壓縮空間，尤其廣東、廣西、上海、新疆、甘肅等地仍較多。
（4）行政性灰色尋租成本是大多數轉軌經濟體面臨的一大痼疾，審批程序冗長、開辦企業時間長等辦事難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了營商環境的成本。
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政府部門以及相關事業單位的大量行政性職能短期內並未完全革除，仍然掌握著諸如審批、評審、蓋章等權利，滋生著尋租空間。
民營企業為了打通這些“關卡”，有時不得不支付一些額外成本。這些成本是“隱性的”，並不體現於統計報表中；同時也是“灰色的”，沒有法律依據，嚴格說來甚至是違法的。
十八大以來，隨著反腐敗和從嚴治黨的深入，行政性灰色尋租成本有所降低，但與此同時又衍生出了一定的“不作為”問題，產生新的制度性成本。
根據世界銀行發佈的《營商環境報告2018》前沿距離分數（DTF），中國營商環境世界排名78/190，屬於中等水平。其中，各分項指標中除執行合同、辦理破產較好外，其他排名如保護少數投資者（119/190）、納稅（130/190）、跨境貿易（97/190）、開辦企業（93/190）排名靠後。中國2017年企業開辦時間為22.9天，為美國5.6天的四倍。
（5）執行政府指令導致的相關運營成本。例如近年來隨著政府對環保越來越重視，環保標準不斷提高，重大節日、會議期間對相關行業實行停限產指令，這些都會增加企業的運營成本。
（6）行業壟斷、服務開放度低導致的效率損失，形成土地、電力、電信、鐵路、融資、物流等較高的基礎性成本。電力、電信、鐵路運輸等行業運營雖然已由政府部門改製為國有企業，但這些行業處於壟斷地位、開放度不足競爭不足，導致效率偏低、費用較高，與此相關的成本成為廣義稅費成本的一部分。
我國汽油、柴油的價格分別為美國的1.6、1.3倍，由於美國頁岩氣革命後天然氣價格下行，我國天然氣價格為美國的4.5倍。
我國工業用電成本9美分/千瓦時，為美國7美分/千瓦時的1.3倍。
從國際看，經過近年來持續的降低電價，我國電價在國際處於較低水平，低於德國、意大利、英國和日本等國，但與美國比仍有降低空間。
自2015年電力體制改革以來，國家有針對性地出臺了多項降低要素成本的政策，有效地降低了企業用電成本。
目前我國已經先後7次降低一般工商業用電價格共計每度8分4釐，其中今年年初政府工作報告要求電價下降10%，降低工商業成本800億。今年已經3次降低一般工商業用電價每度2分8釐5，並清理規範轉供電環節不合理加價，切實降低工商企業用電成本。
7月底，發改委出臺《關於利用擴大跨省區電力交易規模等措施降低一般工商業電價有關事項的通知》，提出將擴大跨省區電力交易規模、國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基金徵收標準降低25%、督促自備電廠承擔政策性交叉補貼等電價空間，全部用於降低一般工商業電價。
我國物流成本/GDP為14.6%，約為美國7.7%的近2倍，物流發展指數低於發達國家，但物流費用率與美國基本相當。
2017年我國物流成本依然較高，但是物流成本/GDP=貨物噸位/GDP*貨物週轉量/貨物噸位*物流成本/貨物週轉量=單位GDP貨運量*平均運距*物流費率。物流成本佔 GDP 比例取決於單位GDP的貨運量、平均運距和物流費率。
單位GDP的貨物量取決於不同的經濟結構，我國的工業佔比仍較高，美國已進入服務業社會，決定中國的單位GDP的貨運量大於美國。平均運距取決於不同國家的國土面積、資源和人口分佈，該部分我國與美國基本相當。
物流費用率更能反映物流成本的真實水平，我國與美國基本相當，但是這種水平源於物流企業的違規超載等手段壓縮成本，過路橋費、路政罰款、燃油費、返程空載等仍是阻礙物流行業的主要因素。
為降低物流成本，政府多措並舉。
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關於進一步推進物流降本增效，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意見》（國辦發〔2017〕73號），提出27條具體政策措施；國辦《關於積極推進供應鏈創新與應用的指導意見》對發展現代供應鏈做出總體部署；發改委等20個部門簽署對嚴重違法失信主體聯合懲戒備忘錄，首批270家“黑名單”公佈；工業和信息化部開展服務型製造試點，提升工業物流發展水平；稅務總局、交通部連續發文，破解道路運輸企業“營改增”後稅負增加問題；國家質檢總局聯合11部門出臺《關於推動物流服務質量提升工作的指導意見》，擴大高質量物流服務供給等。隨著“放管服”改革深入推進，制約行業發展的制度環境逐步好轉。
目前國際社會普遍採用的國家地區間物流績效水平排名是世界銀行每年發佈的《物流績效指數報告》，其核心內容是“物流績效指數(LPI)”，2016年我國物流發展指數低於英法德日，但高於印度和巴西。
我國長期存在中小微企業、民企融資難和貴的問題，整體融資成本高於美國，今年流動性退潮下的融資成本普遍上行。
中小微企業、民企的信用風險相對高，銀行甄別信息的經營成本高，決定了同等利率情況下偏好大型國企。但民企的資金使用效率高於國企，民企在解決就業、創造GDP和上繳稅收方面貢獻巨大，有必要解決融資難和貴的問題，避免所有制歧視。
與美國比較，我國在勞動力方面目前仍有成本優勢，中國每小時工資約為美國的60%，但農民工工資增長較快，這種優勢伴隨人口紅利的消失而迅速縮減。
政策建議
中美間的競爭是全方位的競爭，背後更是改革的競爭，我方要堅定不移地以更大決心和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
推動供給側改革，減稅降費降社保是當前的最優選項，將資源從政府轉移到居民和企業部門，資源配置效率提高，雖見效慢，但更可持續更長遠，受惠群體更加廣泛。
次優選項是基建，但要增加有效投資，往人口、產業流入的區域增加投資，增加地下管廊等“看不見的投資”，避免消費性的樓堂館所建設，發揮公共投資的正外部性效應，但由於涉及的利益鏈條及財政投資的擠出效應要慎重行之。
最差的選項為貨幣放水和刺激房地產，導致產能過剩、債務和槓桿高企，資產價格泡沫，且受惠群體為有產階層，進一步擴大收入分配差距。
我們建議加大力度減稅、清費、降低社保繳費率，以國資充實社保，降低宏觀稅負，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業利潤，帶動消費和企業投資。
但是降低宏觀稅負只是表象，根本的仍是全面推動改革開放，營造低成本的營商環境，界定政府與市場關係，界定事權和支出責任，精兵簡政，減員生效。
具體看，要推動土地等要素市場化改革；對內對外放開服務業准入限制，強化競爭，改革國企，降低能源、通信等成本；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和風險投資，發展中小銀行，解決中小微企業和民企融資難、貴；改善財政支出使用效率，向社會保障傾斜，解決醫療、住房、養老和教育等問題，促進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提高。
1、減稅與稅改相結合，從政策式、碎片化減稅轉向改革式減稅，稅制從間接稅為主向直接稅轉型
第一，加快稅收立法，清理稅收優惠，統一稅制，減少自由裁量權，稅收的使用更加公開、透明。
當前我國稅收的整體法律級次不高，以法律形式存在的稅制有《個人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稅收徵管法》、《車船稅法》、《環境保護稅法》，佔稅收高達40%的增值稅等仍以暫行條例的形式存在，有必要進一步推進稅收法定。各地大量的稅收優惠妨礙公平競爭，需全面清理。
第二，建議增值稅標準稅率從16%逐步下調至10%，同時設置優惠稅率6%，實現三檔變兩檔稅率，對月收入10萬以下的小微企業免徵增值稅。
當前的增值稅有16%、10%和6%三檔以及1.5%、3%和5%三檔徵收率，不利於行業間的稅負公平。為避免稅率下調對財政收入產生較大沖擊，可分兩步走，先將增值稅率下降為13%，後根據情況降為10%。
歐盟國家如捷克、法國、德國、挪威多實行20%左右的高稅率，而其他國家如俄羅斯、新西蘭和英國也採用較高稅率。相比之下，澳大利亞、瑞士、印度、日本、新加坡、土耳其等國家和地區則採用相對較低的稅率。
結合國際慣例，設置6%的優惠稅率，適用範圍為基本的生活消費品、農產品、嬰幼兒產品、文化產品和服務、市政基礎設施等方面。當前對月銷售額2萬元至3萬元的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2020年前免徵增值稅，建議將免徵的門檻進一步放寬至10萬元/月。
第三，個稅改革短期實行綜合與分類徵收相結合模式，逐步過渡到“資本”與“勞動”所得全面綜合徵收 。
明確計稅單位，考慮不同家庭的負擔差異，從個人轉向家庭徵收。提高免徵額，建立免徵額根據物價變化的動態調整機制，在增加養老、醫療、教育和住房專項扣除的基礎上，降低最高邊際稅率，從45%降至35%，將7級超額累進減少至5級，同時擴大級距。
儘快明確獎金計稅方式，避免金融、諮詢服務等獎金佔比較高的知識密集型行業大幅加稅。
當前的分類徵稅模式難以貫徹稅負公平原則，且主要針對工資薪金所得，容易淪為逆向調節的“工薪稅”。工資薪金所得累進稅率高達45%，而資本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偶然所得徵收20%的稅率，導致“勞動重稅、資本輕稅”，不利於調節公平分配。加強對演藝界等高薪收入人群的稅收徵管，重罰偷漏稅行為。
第四，企業所得稅稅率進一步下調稅率至22%（與美國稅改後相當），研發支出的加計扣除增加至75%，高科技領域研發支出的加計扣除增加至100%。
第五，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和實施，構建地方稅體系 。同時要整合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佔用稅和土地增值稅等相關稅種，避免重複徵稅。
第六，改革消費稅，將高汙染、高耗能行業和部分高檔消費品納入其中，提高稅率。
第七，提高環保稅、資源稅等汙染環境、消耗資源的稅率，充分發揮保護環境和促進高質量發展的作用。
2、繼續清理費用，繼續壓縮全國性以及廣東、廣西、上海、新疆、甘肅等行政性收費項目較多省份的非稅收入
目前上海、廣東、廣西、新疆、甘肅等地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涉企收費項目依然較多，需要繼續壓縮。
可以考慮降低重大收費項目如南水北調建設基金、國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基金等徵收標準和比例，儘可能統一收費標準，將符合條件的費用轉為稅收形式。
3、降低社保繳費比率，建議養老保險從當前19%下調為10%，醫療保險從8%下調至5%
日前中辦已公佈了《國稅地稅徵管體制改革方案》，明確從2019年1月1 日起將社保全部轉由稅務部門徵收，由於稅務部門掌握企業和個人更多的信息，這將極大提高社保的徵收覆蓋面和效率。
過去不按員工實際工資而以最低標準繳納、不繳納社保的企業在明年將極大提高成本，據統計這部分企業佔比近70%。
因此，在擴大徵收面的同時，建議儘快下調社保繳費率，養老保險從當前19%下調為10%，醫療保險從8%下調至5%。社保資金不足的部分由國有資本注入充實。
4、釐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梳理政府職能，壓縮事權和支出責任，精兵簡政
減稅的同時不增加財政風險，只能匹配以同等的支出減少，剛性的基本財政運轉和社保資金必須保證，因此只能精兵簡政，縮小政府規模。
對於財政供養人員“只進不出”、冗員以及崗位設置忙閒不均的狀態，推進行政、事業單位改革，提高教師、醫生、科研院所工作人員的薪資標準與要求同步進行，引進績效考核，強化激勵約束機制。
5、全面推動改革開放，推動要素市場化改革和服務業開放，強化競爭
第一，堅定國企改革，不要動輒上綱上線、陷入意識形態爭論，要以黑貓白貓的實用主義標準衡量。
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已經證明什麼樣的產權更有效率、什麼樣的產權是無效的。
改革的目的是用有效率的產權替代無效率的產權，市場經濟的本質是資源有效配置。
因此，國企改革要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加快國有經濟佈局優化、結構調整、戰略性重組，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第二，大力度、大規模地放活服務業。中國已經進入到以服務業主導產業的時代，製造業升級需要生產性服務業大發展，滿足美好生活需要消費性服務業大發展。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中國製造業除了汽車等少數領域大部分已經對民企外企開放，但是服務業領域仍存在嚴重的國企壟斷和開放不足，導致效率低下，基礎性成本高昂。未來應通過體制機制的完善，更大程度地放活服務業。
6、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鼓勵民間投資和發展民營經濟方面，關鍵是要給企業家提供安全、公平和低成本的環境。在納稅服務、企業開辦流程、跨境貿易等不足的方面改善營商環境。
7、堅持房地產調控不動搖，降低土地、房價和房租成本。
按照“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建立居住導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長效機制，關鍵是人地掛鉤和金融穩定。
我們在業內提出了廣為流行的標準分析框架“房地產長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
未來應推行新增常住人口與土地供應掛鉤；保持房地產金融政策長期穩定；從開發商為主轉變為政府、開發商、租賃中介公司、長租公司等多方供給，豐富供應主體；推進房地產稅改革，抑制投機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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