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推送（ ）說到，方誌敏在獄中決心留下一點文字，以明心志，只是要送出去可就太難了。這時，他的“獄友”胡逸民表示，如果方誌敏信得過，這件事就交給他來辦。

方誌敏在南昌豫章公園被“ 示眾”，大義凜然之態讓人動容。

在方誌敏留存下來的獄中文稿中，有一封《給某夫婦的信》，信沒有抬頭，亦無收信人姓名，但結合信的內容和當事人的回憶，可以判斷，這封信就是寫給胡逸民的。

胡逸民在回憶中也提到過，一天夜裡，他從方誌敏那裡取回書報，從中發現了這封信。信中大部分內容是革命宣傳，以及對胡逸民夫婦的感謝，在給他們的囑託中，特意提到：“希望你們在我死後做到允許我的諾言，切不可因為困難或虛驚而拋棄信約！”

信尾署名“雲母文”，三個字合起來，正是“敏”字。

必死的決心

方誌敏給胡逸民夫婦的信寫於1935年5月，胡逸民向他許下轉遞文稿的“諾言”自然是在這之前。方誌敏在《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中提到，他曾因無法把文稿傳遞出去而停筆，直到“後因有法子寄出，才又重新來寫”。這個“法子”，很可能靠的就是胡逸民。

當然，在監獄這個極特殊的環境下，方誌敏也沒有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胡逸民一個人身上，他還找到了其他的“法子”——靠的是看守所的文書高家駿。事實上，這條路徑更早地為方誌敏傳遞了獄中文稿。

高家駿和方誌敏的接觸也是從“好奇”開始的。據高家駿在新中國成立後留下的口述資料，他聽說看守所新關進了一位共產黨的大人物，叫方誌敏。於是，便趁著去牢房出售大餅（看守所牟利的手段）的機會，想看看方誌敏究竟是何等人物。

高家駿描述的方誌敏“身材魁梧，方臉龐，濃眉毛，兩眼炯炯有神，很威武。”方誌敏看到這個年輕人在觀察自己，還主動和他攀談起來。方誌敏的平易近人和在獄中的樂觀精神，讓高家駿心生好感。

後來接觸多了，方誌敏崇高的人格和豐富的學識，讓高家駿甚為欽佩。高家駿對方誌敏幾乎無話不談，連自己戀愛的苦惱也向方誌敏傾訴。而最讓他感到受教育的，是方誌敏給他講授的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這真是諷刺，一個國民黨監獄的職員，卻從一個共產黨人那裡領悟到了“三民主義”的真諦。

高家駿起初盡己所能地為方誌敏做一些瑣事，比如購買報紙、暗中傳遞紙條給獄中同志等。在方誌敏確認他可以信賴之後，甚至託他搞到了一根小鋸條，一點點地鋸鐐銬，為越獄做準備。可惜越獄計劃最終沒有得到機會。

高家駿同樣為方誌敏的寫作提供了幫助。

方誌敏寫作的機會，是“向敵人說要寫一篇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經過與贛東北蘇區的詳情”而得到的。敵人以為能得到方誌敏的“交待材料”，這才提供了紙筆。他們也防著方誌敏寫其它的東西，更不能讓那些東西流傳出去，每張紙上都有編號。但是敵人怎麼也想不到，方誌敏入獄不久，就把看守所所長凌鳳梧等一批大小獄吏，發展成了自己的支持者。給方誌敏供應紙筆的高家駿，自然很方便做些手腳，讓方誌敏真正的寫作不為敵人所知。

高家駿還提到，方誌敏曾讓他弄一些米湯。他起初不明所以，後來方誌敏託他傳遞文稿時，有不少是空白紙張。方誌敏告訴他，這些要用碘酒擦過才能顯出字來——這是最簡單的密寫方式，使用的是“碘遇澱粉變藍”的化學原理。方誌敏後來從獄中傳遞的密寫文稿，想來就是用米湯所寫。

方誌敏寫好的文稿逐漸增多，如何躲過敵人的眼線是個難題。方誌敏在牆上挖了個洞，文稿放在洞中。這個洞他只告訴了高家駿。據高家駿回憶，洞有半塊磚頭大小，外面用紙糊著，剛好被床沿擋住。方誌敏提防著敵人隨時可能殺害他，因而囑咐高家駿，如果他遇害了，請高家駿一定把這些文稿取出，想辦法交給共產黨的組織。

但是到了6月，方誌敏決定提前把部分文稿傳遞出去。高家駿的口述提到，當時方誌敏覺得“無法越獄，只好設法‘社會營救’，就是請上海的宋慶齡、魯迅等知名人士出面營救。”

這個說法不能算錯，方誌敏確實給宋慶齡、魯迅等人寫了信，但“社會營救”同樣機會渺茫，方誌敏很清楚這一點，他對獲救的態度一直都是“就是這樣吧——以必死的決心，圖謀意外的獲救！”

方誌敏在南昌赴刑場前留影。

真正促使他儘快送出文稿的原因，是他已經明確感覺到犧牲的步步迫近，一系列的打擊在6月接踵而至。

6月23日，方誌敏寫了《記胡海、婁夢俠、謝名仁三同志的死》，文中回顧，6月5日端午節那天，他請曾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政治保衛局局長婁夢俠來聚餐，並隔著“櫳塞子”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長鬍海交談。僅隔三四天，婁夢俠、胡海和曾任中共興國縣委書記的謝名仁便被殺害。文中稱讚“他們臨難不屈，悲壯就死，不愧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6月9日，方誌敏的妻子繆敏也被國民黨抓捕了。繆敏是在德興縣毛山塢水竹窩被國民黨軍第二十一師某團捕獲的。當時，她懷有身孕，隨紅軍游擊隊在山上堅持，因山上的條件惡劣且要躲避敵人，孩子降生即夭亡，產後沒幾天便被俘。繆敏曾被軍法處提訊，凌鳳梧、高家駿等分別把這一情況告訴了方誌敏。方誌敏說：“她被俘我知道了。她懷孕產嬰，一定影響身體健康。她臨難不苟免，一股巾幗氣，我為她自豪!”

犧牲隨時可能到來，必須要在犧牲前，把嘔心瀝血數月寫成的文稿能夠交給黨組織，這是方誌敏為黨做的最後一項工作。

誰能擔任這個“信使”？高家駿向方誌敏推薦了他的女友。

四送文稿

1935年7月初，18歲的杭州姑娘程全昭應男友高家駿之邀，瞞著家人，從杭州匆匆趕往南昌。

程全昭比高家駿小五歲，兩人是青梅竹馬的一對戀人。但是因為家境懸殊，這份戀情遭到了程家的反對。程全昭在後來的口述中，這樣描述自己的南昌之行：“瞞著父母，私奔而來。”

在旅館見到高家駿，兩人自有一番衷腸要訴。高家駿依照方誌敏教給的方式，第一天並沒有告訴程全昭送信之事。當時的程全昭畢竟只是個單純的小姑娘，涉世未深，一上來就說這個有殺頭風險的秘密，方誌敏和高家駿都擔心她被嚇住。兩人只是傾訴相思之苦。高家駿把關押在看守所中的方誌敏當成一件大新聞說了出來，並詳細說了方誌敏的英雄事蹟。

第二天，高家駿才把替方誌敏送信的事告訴程全昭。

程全昭既緊張，又激動。她從來沒有過類似的經歷，但她已經被方誌敏的信任所感動。高家駿給了她幾張“李貞，住址寶隆醫院”的名片，再交給程全昭20元錢當路費。“李貞”是方誌敏給程全昭起的化名，取“真理”之意，又是“力爭”的諧音，就是“為真理而鬥爭”。

“李貞”果然不負重託。

程全昭帶著高家駿交付的一個紙包，和方誌敏分別寫給宋慶齡、魯迅、鄒韜奮和李公樸的四封信，趕赴上海。

她首先到了宋慶齡家，一位保姆開了門。程全昭講明來意，保姆稱宋慶齡去廬山避暑了。程全昭便把信和“李貞”的名片給了保姆。

程全昭隨即來到生活書店找鄒韜奮。但鄒韜奮當時在國外。程全昭留下了信和名片。接著去內山書店找魯迅。書店裡的夥計告訴程全昭：魯迅你是找不到的。但你如果有事，我們可以轉告他。程全昭就把信留給了夥計。

最後，程全昭來到中華職業學校找李公樸校長。李公樸也不在。學校老師告訴程全昭：李校長一般是晚上六點半來上課。程全昭就一直等在學校門口，終於見到了李公樸。

程全昭到底是沒有任何秘密工作的經驗，直接告訴李公樸說，“我從江西來，幫方誌敏送一封重要的信給您。”李公樸卻不能憑這句話就完全相信程全昭，於是說了句不留把柄的話：“我不認識這個人，他怎麼會讓你送信給我？這樣吧，信先放我這裡好了！”

信都送到了，程全昭返回在上海的暫住地寶隆醫院。夜深了，一位打扮時髦的少婦來到寶隆醫院找“李貞”。她告訴程全昭，她姓宋，是宋慶齡派她來找李貞的。程全昭以為眼前的這位貴夫人就是宋慶齡，就把紙包中的文稿交給了她。這位少婦又告訴程全昭：“你來上海送信的事已經有人知道，你必須趕快離開上海，我就是特地趕來通知你的。”

第二天一早，程全昭就趕忙離開上海。因為錢已不夠回南昌，她只能先回杭州。因為這次“私奔”，程全昭此後被家裡人嚴加看管。

而在南昌的高家駿，等了二十多天也沒有程全昭的迴音。他著急，方誌敏也著急。為了把餘下的文稿送出去，高家駿又接受了方誌敏的囑託，帶著與程全昭同樣的信件，到上海找黨組織。

高家駿請了長假，於1935年7月30日抵達上海。送出了方誌敏寫給李公樸的信後，發現有人跟蹤，便急忙離開上海前往杭州。後來因家中失火，其餘三封未送出的信全被燒燬。

高家駿回到杭州後，居然在第二年十月份偶遇了已被釋放的胡逸民。從胡逸民那裡，高家駿得知，他走後數日，方誌敏就被蔣介石下令秘密處決了。軍法處雖不知高家駿、凌鳳梧等人合謀暗中為方誌敏傳送密件，但已覺察他倆同情方誌敏，關係較密切，凌鳳梧已被軍法處審查，不知所終的高家駿被通緝。

從此，高家駿改名高易鵬（亦寫作高翼鵬），逃離杭州，輾轉多地，在亂世中艱難謀生。他和程全昭的戀情最終無果。

那時的高家駿還不知道，他碰上的“老熟人”胡逸民，正在趕赴上海的路上，而且他的上海之行，也是為方誌敏轉遞文稿。

據胡逸民口述，方誌敏是在7月末的一個深夜裡，和他進行了最後一次長談。他暗暗塞給胡逸民一大包寫好和未完成的稿子，懇切地說：“你一定獲得釋放，我倆總算有過囚友之交，拜託你，拜託你出獄後，找到住四川北路的魯迅先生……”

這一番懇談，竟成永別遺言。

8月6日凌晨，胡逸民被一陣鐐銬的“嘩啦”聲驚醒，爬起來一看，方誌敏正被幾個獄警押出囚室。經過自己的牢門時，方誌敏投來一望，再無言語。幾天後，胡逸民獲知了方誌敏被秘密殺害的確切消息。

一年後，1936年秋，在國民黨元老、中央監察院院長於右任出面說情和馮欽哉將軍的擔保下，蔣介石釋放了胡逸民。

胡逸民帶著方誌敏的獄中文稿，趕赴上海去完成他的遺願。但是等胡逸民11月初抵達上海，卻晚了一步——魯迅先生於1936年10月19日逝世。

胡逸民轉而想把文稿交給共產黨的組織，然而十里洋場，人海茫茫，一個國民黨的元老，怎麼可能找到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正茫然無緒之時，他在報紙上看到了“上海救國會”的報道，突然眼前一亮，上海救國會的主要發起人之一章乃器，據說與共產黨頗為友善。

胡逸民輾轉找到了章家，把方誌敏獄中文稿託付給章乃器夫婦，使這部分文稿得以留存下來。

除了程全昭、高家駿和胡逸民這三次傳遞獄中文稿，據胡逸民回憶，他的姨太太向影心時常到南昌的看守所中侍奉他，得以認識方誌敏，也曾為方誌敏向監牢外送過信（很可能包括文稿）。

向影心本身是一個極為複雜的人物。她是比胡逸民小二三十歲的姨太太，專程從南京到南昌照料獄中的胡逸民，似乎夫婦感情不錯。但是沒等胡逸民出獄，她卻和國民黨中央軍校教導隊總隊長桂永清混在了一起。後來她被戴笠相中，發展成了軍統女特務，然後又嫁給了毛人鳳……很可能方誌敏早就敏銳地察覺到向影心不是那麼可靠，在《遺信》中說：“就是你的夫人，現在也表示缺乏勇氣。”

向影心傳遞獄中文稿只有胡逸民的回憶中提到，其傳遞的內容和流向，只怕會永遠是個謎。

千秋青史永留紅

幾十年以後，高家駿、程全昭和胡逸民，分別用口述或撰文的方式回憶過傳遞方誌敏獄中文稿的經過。由於他們都是單線傳遞，再加上時間太過久遠，回憶中難免錯漏，彼此間亦有出入。比如高家駿和胡逸民都提到了傳遞的文稿中包括《可愛的中國》，其實這篇文章是由胡逸民傳遞的。又比如胡逸民說蔣介石親自來勸降方誌敏，得不到史料支持。

《可愛的中國》手稿

目前，史學界相對公認的是，方誌敏獄中文稿，是通過程全昭、高家駿、胡逸民、向影心四個人，分四次傳遞到監獄之外。但真正讓文稿交付黨組織的其實只有兩次，即程全昭和胡逸民。

這兩個人互不相識，也沒有任何橫向聯繫，他們經不同路徑傳遞了獄中文稿，中間相隔了一年多的時間。而且，這兩個人其實都沒有把文稿直接交到黨組織，而是非常巧合地交給了同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章乃器的夫人鬍子嬰。

鬍子嬰也曾撰文回憶自己接收和轉遞方誌敏獄中文稿的經歷，她的回憶非常細緻、細節充分，且能夠與其他人的回憶和史料相互印證，因而準確度要高得多。鬍子嬰自己寫道：“因為時間已經過去四十多年,我也老了,可能有些小的出入……但由於這兩次經過印象很深刻,一次是冒了生命危險去取的,所以大致沒有錯誤。”她的回憶，特別是她在傳遞方誌敏獄中文稿過程中的特殊位置，對還原整個過程提供了極大幫助。

“冒了生命危險去取的”那次，是去寶隆醫院找程全昭。鬍子嬰就是那個“貴婦人”。當時程全昭問她姓什麼，鬍子嬰不能用真名實姓，就用了母親的姓氏，說“姓宋”，這才讓程全昭誤把她認作宋慶齡。

那天，鬍子嬰碰巧去生活書店，書店的負責人畢雲程等幾個人正在犯難。他們看了程全昭送的信，得知還有一包方誌敏的文件在寶隆醫院。信的真偽無法證實，白色恐怖之下，這有可能是國民黨特務設下的圈套。如果不去取，更有可能辜負了那份從獄中冒極大風險送出的文件。

兩下為難之際，鬍子嬰自告奮勇。她不是中共黨員，又有社會顯達身份，即便是圈套應該也有轉圜餘地。但是風險依然在，畢雲程等人不同意。鬍子嬰卻言出必行。這才由她取回了第一批方誌敏獄中文稿，交給了畢雲程、胡愈之。

鬍子嬰回憶，這包文件是密寫的，要經過處理才能顯出來，而且前四頁是真的空白，直到第五頁才有文字顯出來。“這文件如何到魯迅先生手中,又如何送到延安,我就全不知道了。”

鬍子嬰還不知道的是，畢雲程是中央特科工作人員，他把顯影文稿抄件轉到了中央特科。當時的中央特科臨時負責人王世英看後，又將文稿抄件轉到莫斯科共產國際東方部。接著文稿又由莫斯科傳到巴黎《救國時報》社，1936年1月29日紀念方誌敏烈士被俘一週年，《救國時報》全文發表了方誌敏《在獄致全體同胞書》和《我們臨死以前的話》兩篇文稿。這是最早公開發表的方誌敏獄中文稿。

出於對魯迅先生的尊重和方誌敏信中的囑託，畢雲程將《給魯迅的信》和文稿抄件轉交給魯迅。魯迅先生確實收到了方誌敏的獄中文稿，但並非由他傳遞給黨組織，相反，是黨組織轉遞給他的。

關於這段歷史，曾入選中學課本的《同志的信任》雖然與史實不符，但文中的判斷一點沒錯：“魯迅先生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可是，在所有共產黨員心目中，他永遠是一個能以生命託付的、最可信任的同志。”

鬍子嬰第二次接收方誌敏獄中文稿是在一年多以後，“1936年11月18日傍晚，一個貌似小商的人將一部分方誌敏烈士的遺稿送到我家。”這個“貌似小商的人”就是胡逸民。胡逸民說，他實在不知道到哪裡去找共產黨的機關或領導人，你們是救國會的知名人士，跟共產黨很好，你們一定知道，所以我只好轉託給你們。

鬍子嬰回憶，這批文稿沒有密寫，是用毛筆直接寫在紙上的，字跡與她一年前看到的信一樣。當天她就看完了文稿，印象最深的是《可愛的中國》。

鬍子嬰對日期記述如此準確，是因為接收這批文稿五天後，章乃器被捕，即救國會“七君子事件”——那一天是11月23日。

鬍子嬰怕敵人抄家，便打電話與宋慶齡聯繫，經宋慶齡同意，鬍子嬰立即取出烈士手稿交給章乃器的弟弟章秋陽（中共黨員），讓他乘出租車送到宋處。宋慶齡在新中國成立後回憶,她收到過文稿,後來轉交給了從延安來的馮雪峰。據檔案載：馮看後做了批語交“小K”（即潘漢年）。後來，馮又遵“小K”囑轉交謝澹如保存於上海。數年後，馮雪峰編輯出版的《可愛的中國》影印本就是這批珍貴文稿之一。

方誌敏烈士獄中文稿裡最長也是最早完成的《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其手稿是1940年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在街頭髮現的，當即以重金買下。黨史學界綜合相關資料推測，這篇文稿很可能就是向影心傳遞出去的。

時任八路軍參謀長兼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負責人的葉劍英,看後寫下《看方誌敏同志手書有感》:

血染東南半壁紅,

忍將奇蹟作奇功。

文山去後南朝月,

又照秦淮一葉楓。

郭沫若讀了方誌敏獄中遺著後,亦感慨不已,和葉劍英詩:

千秋青史永留紅,

百代難忘正學功。

縱使血痕終化碧,

弋陽依舊萬株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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