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說集《獨唱者》中，科幻作家韓松描繪了一個“鬼魅中國”：人格分裂的小職員在深夜獨唱，沉迷於神秘卡拉ok點唱機制造的虛擬現實中；在龐大機場迷失，忘卻人生目的的男女青年；庸碌一生卻無法證明自己身份，因而在科層制分工精細化的時代中被剝削致死的工人；反客為主的汽車武裝成神，玩耍著人類……作品除了在人性、社會發展、全球化等層面有較深入的洞察外，科技理性也是作品觸及的一個層面。在作品中，科技理性已經走向神秘和自律，人淪為科技理性的奴隸，可憐、可悲、可嘆，又像走入無物之陣，找不到敵人，猶如寄居在卡夫卡的地洞。這裡不能不令人反思：從樂觀的人類中心主義和代表政治正確的科幻作品，逆轉為人走投無路的境況，難道科技成了“原罪”嗎？人的境況又該如何？作品的答案是，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卑微如螻蟻，虛無得可怕。
科技元素是啟蒙大敘事下的一個小敘事。因此，隨著西方啟蒙思潮興盛到反思啟蒙現代性，科技的命運也由登堂加冕到下野潦倒，較明顯的是從20世紀開始，關於科技理性批判的聲音便不絕於耳，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例，比如《啟蒙辯證法》《單向度的人》《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等書，批判科技的炮聲一個比一個猛烈。反映到西方科幻作品中，如果從19世紀初期，瑪麗·雪萊發表《弗蘭肯斯坦》算起，再到凡爾納和威爾斯等人弘揚之，到了20世紀初期表現科技與理性良好互動的樂觀書寫分化逐漸明顯，其中一支便是悲悼科技與理性相結合後的殺傷力、反作用力。在他們那裡，科幻之命運起伏是循序漸進的。這種變化之描寫適合中國語境嗎？回顧一下，近現代以來中國的啟蒙與救亡主題交織變奏，救亡雖然解決了生存層面的迫切需要，但是啟蒙斷斷續續，到了當今仍在行進中。從近代算起，梁啟超倡導“小說界革命”，科幻小說位列其中，魯迅推介外國的科幻小說，再到“新文化運動”宣傳“民主與科學”，以他們的期待視野和接收動機來看，科幻小說有助於科學、現代化的普及；到了建國後，科普色彩濃郁的科幻作品滿足了走向“四個現代化”的中國需要，可以看出科幻作品被政治正確的科學敘事所引導，多表現出樂觀色彩。這種樂觀主義現在似乎過時了，延續到改革開放後的一段時間，直到今天突然轉向，韓松認為“幻想的中國很大程度成了現實中國，如今中國的現實變得比科幻還科幻”。
反觀西方的科幻和啟蒙密不可分，無論是弘揚還是反思，都有一個協調搭配的思路。啟蒙歷程演變的起伏和分化，表現到其科幻作品中，顯然更加切合他們的語境和需要。而我們的啟蒙進程和他們可以劃等號嗎？顯然是困難的。中國這種突然轉向的科技理性悲觀論，與中國反思啟蒙在多大程度上組成同構關係，引人思考和懷疑。科技理性只是啟蒙大敘事的分支之一，關於啟蒙的論題還有許多，諸如自由、民主、權利、道德和宗教，涉及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範疇。科技理性的泛濫確實是科幻作品從未來反思理性失去節制後的一個角度，然而它恐怕不能承擔全責。更何況在我們當下啟蒙搖搖晃晃的現狀，本身就讓這種科技理性反思顯得輕浮。放到我們這裡，簡單地批判科技理性在出發點上就不能不說沒問題，——那是不是說，科技強大了，啟蒙完成了，科幻作品便隨之成熟了呢？顯然不能把二者簡單對等起來。要說的是，構建科幻作品，找不到立足點和話語體系，科幻作品的某些書寫在我們似乎成為一個必經又必然走在別人後面的選擇。獨唱者之所以尷尬，就在於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科技與人的異化之間的關係有這麼堅實嗎？將科技妖魔化，這是不是另一種“人類中心主義”呢？即科技承擔人類道德淪喪、精神維度墜落的責任，指斥它和人類的進步和超越，以及自由自覺的理想前景相悖逆。事實如此嗎？人和科技的關係在科幻作品中應當如何構建和表達，不能不回答這一問題，今日的科技發達到何等程度不是本文能定義的，但可以確信的是，人與科技的緊密結合，恰是觀察現代化演進的一個角度，尤其不能否認的，是科技成就了今日，歸根到底，科技是人本質力量的外化，證明了人的強大，科技不是人的依託，它是手段而非目的。當手段吞沒目的，疲於奔跑而忘記出發，那麼批判科技，將其妖魔化只是一種無力的宣洩罷了，這無關於事情的解決，反倒是混淆了視線。如果從啟蒙現代化的歷史角度思考科技，那麼是不是要想到，當從西方取其科技加以膜拜的同時，是不是忽略了啟蒙的其他維度？早在近代之初，侷限於器物層面的簡單模擬已經顯得幼稚。這是不可忽略的啟示。
只取一點，不及其餘的後果，是把科技妖魔化渲染了科技的神性之於人性的壓抑，強烈的虛無粉碎了光明的信念，誠如黃軼認識到的：“我們從提倡科學主義到反對科學主義，非常一元論。韓松可能陷入這樣一個過程，是從科學主義到虛無主義。作為一個作家，當面對人類被物質控制的時候，進入無限發展黑暗的軌道，找不到光明的時候，我們情感上的的悲憫在哪裡？我們還是呼喚一種建設的後現代主義。”當然，科技妖魔化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已經形成的科幻作品一大傾向，然而也有一些不同看法，比如劉慈欣，“他相信科學技術會帶來很多問題，但是解決這些問題，還是需要科學，可能是一個更完備、更高層面的科學”，“劉慈欣是一個科學主義者，他相信科學技術能夠解決一切問題”。
樂觀也好，悲觀也罷，未來是敞開的。科幻作品雖然避免不了談論科技理性，但恐怕無法侷限在一點上，人的自然能力、科技發展、啟蒙理性和現代化進程等問題，是考察與書寫科幻作品的大背景。每一種缺席，恰恰說明問題的所在，也是對在場的最高諷刺。
原刊於《文學報》2016-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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