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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東郊的靈谷寺風景區，森林茂密，環境幽靜，平時遊人不多。這裡不僅有千年古剎靈谷寺，還有民國時期建設的三座北伐戰爭和淞滬會戰、長城抗戰中犧牲的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公墓，以及譚延闓、鄧演達等名人墓園。一座紀念陣亡將士的靈谷塔就矗立在景區中央，那綠色琉璃瓦的披簷十分醒目。
上世紀60年代中期的一個歲末，寒風蕭瑟，靈谷寺景區更顯得冷清。這天下午，一輛轎車開進景區，車上走下一位儀容端莊，氣質優雅的女士。她平靜地將手中的大衣交給身旁的司機，緩步向著靈谷塔走去。
沒過一會，塔下為數不多的幾個遊人驚恐地發現，夕陽中一個身影如同一片落葉，從數十米高的塔上飄然而下。司機聽到遊客的驚呼，急忙趕過來，只見一個生命已經凋零。
靈谷塔
事後，人們在女士交給司機的大衣口袋中發現了一張字條，上面是她在人生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我的死，與司機無關。那是她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不願讓無辜的司機受到傷害。
這位女士是誰，為什麼採取這種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原來，她是中國第一位女考古學家，時任南京博物院院長的曾昭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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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燏1909年出生於湖南雙峰縣荷葉鎮峽石村，她的家族有著顯赫的家世。說起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曾國藩，大家一定不會陌生。曾昭燏的曾祖父，就是曾國藩的二弟曾國潢。
曾國潢不像曾家九弟曾國荃那樣，跟隨曾國藩在湘軍中建功立業，加官進爵成為朝廷大員。而是常年在家鄉照顧長輩，教導曾氏子弟。曾國藩也誇獎這個二弟“勞苦最多，好心好報”。
詩書傳家，綿延兩百年的曾氏家族可算是人才輩出。到了曾昭燏這一代，她的兄妹七人，個個都是才華橫溢，出類拔萃的社會精英。
大哥曾昭承，哈佛大學碩士，後來擔任臺灣工礦公司總經理。二哥曾昭掄，麻省理工學院科學博士，解放前為中央研究院首任院士、解放後為中國科學院首任學部委員。弟弟曾昭拯，上海大夏大學畢業，著名書法家。
妹妹曾昭懿，北平協和醫學院博士，林巧稚大夫的得意門生。二妹曾昭鏻、三妹曾昭楣，分別畢業於西南聯大經濟系和生物系。
曾昭燏還有幾個同輩親戚也是名聲顯赫，其中有曾國藩孫女曾廣珊的兒子，留學哈佛的博士，抗戰時期的兵工署長俞大維。曾廣珊還有個外甥陳寅恪，後來成為最負盛名的國學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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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燏在二哥曾昭掄的影響下，於1929年考入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先後在外文系、國文系求學。那時的中央大學是中國規模最大的大學，位居亞洲第一。國文系也是名師雲集，黃侃、吳梅、胡小石等人，都在這裡執教。
曾昭燏成為學術大師胡小石得意的女弟子，她跟著胡先生，研究甲骨文、金文、商周銅器；她寫的詩詞含意深邃，詞藻美麗，被稱為“當代李清照”。
那一屆，國立中央大學理科也有一位出類拔萃的女學生，她就是後來被譽為中國居里夫人的物理學家吳健雄。
1935年，曾昭燏在南京金陵大學念研究生。她出人意料地決定，放棄快要拿到的學位，自費去倫敦大學攻讀考古學。她成了讀這個專業唯一的中國女留學生。
她意圖學習先進的西方考古方法，為發掘悠久的中華文明服務。為此，她還特意寫信向中央研究院的歷史學家傅斯年請教。傅斯年的妻子俞大綵還是曾昭燏二嫂俞大絪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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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燏刻苦學習鑽研，只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就獲得了倫敦大學的考古學碩士學位。她的論文《中國古代銅器銘文與花紋》，詳盡列舉了從2000多件古代銅器上整理出的600餘種徽識，論文深受英國學者讚揚。
隨後她去德國柏林國家博物院和慕尼黑博物館實習。作為研究人員，參加了柏林地區以及什列斯威格田野的考古發掘。1938年返回英國，任倫敦大學的考古學助教。
就在曾昭燏剛到柏林不幾天，就傳來了日寇發動盧溝橋事變的消息。曾昭燏感到十分震驚和憤怒。這年年底，又從報紙上讀到更加令人沉痛的消息，南京淪陷了。她心如刀割，不由得失聲痛哭。作為海外學子，曾昭燏唯有堅強地完成學業，以圖日後報效祖國。
1938年，日寇的鐵蹄已經踏向半個中國，曾昭燏心繫災難深重的祖國。她不顧家中的勸阻，謝絕了倫敦大學的聘書，毅然決定回到了戰火中的祖國。
一件小事，促使她下定了回國的決心。這天午餐時，席間一位教授講到他曾與一位美國學者前往北京十三陵參觀。由於道路崎嶇不平，美國人向當地嚮導抱怨說：“這路是什麼年代修的？”嚮導淡然回答：“大概兩三千年前”，美國人聽罷不再作聲。
曾昭燏聽後深為觸動，中華數千年文明，如今卻面臨強盜蹂躪，自己應該為祖國的抗戰出力。
除了留下回國的路費，曾昭燏把在英國結餘下來的英鎊連同自己的一枚金戒指，都委託抗敵後援會捐給了正在浴血抗戰的中國軍隊。一張刊登在上海《新聞日報》頭版的照片被她保留到抗戰勝利。照片上，在日軍轟炸後的廢墟邊，一個幼兒坐在母親的遺體旁邊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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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月，曾昭燏就回到了大後方昆明，加入從南京內遷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擔任專門設計委員。她發揮自己的學識，參加了雲南大理、洱海境內的考古發掘。以及龍泉遺址、白雲甲遺址和四川彭山江口一帶崖墓的發掘工作，撰寫出考古報告與論文。
在艱苦卓絕的抗戰時期，國家的文化教育事業仍然頑強地堅持發展，因為中華民族的血脈絕不能斷。
1941年初，曾昭燏被任命為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總幹事，從此她將畢生精力貢獻給國家的博物館與考古事業。在此期間，她與考古學家李濟合著完成了《博物館》一書，這是一部關於博物館基礎理論的經典專著。
抗戰勝利後，曾昭燏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遷回南京。1948年底，國民政府中的一些人策劃將中央博物院的珍貴文物裝運去臺灣。
聽到這個消息，曾昭燏和鄭振鐸、徐森玉等文化名人聯名上書，明確表示反對：運出文物，在途中或到臺後萬一有何損失，則主持此事者，永為民族罪人。在他們的堅持下，三批運到臺灣的852箱文物終於全部運回了大陸。
曾昭燏終身未嫁。在她的青年時代，正是中國社會婦女追求個性解放的時期。當時一些文化婦女流行“結婚是女子墳墓，會葬送一生”的看法。
年輕時代的曾昭燏
曾昭燏受堂姐曾寶蓀的影響很大，曾寶蓀是留英歸國的中國早期教育家，她認為：一個人如果結婚，只能教育服務一家幾個人。如果不結婚，便可教育服務無數人。
曾昭燏為了專心於自己嚮往的事業，也決心獨身。上世紀五十年代，曾有蘇聯專家來訪時善意地問她：“曾小姐準備何時出嫁？”曾昭燏意味深長地回答道：“我早就嫁給博物院了。”她的確是把自己的一生嫁給了國家的文博考古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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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後，中央博物院改稱南京博物院。曾昭燏先後擔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長、院長。她以極大的熱情和全部精力投身於國家的考古事業。
她的單身宿舍就在辦公室旁邊，生活與工作緊密相連。在她辦公室的牆上，一直掛著一張國立中央博物院創始人蔡元培先生的照片，和一份國寶毛公鼎銘文的拓片，這也表明了她一生追求的事業。
1950 年，曾昭燏主持了南京南郊的南唐二陵的發掘，她帶領考古隊的人員住在祖堂山下的廟中，過著艱苦的野外生活。人們常見她白天在泥濘的考古工地上，拄著柺棍跋涉，晚上還要在煤油燈下整理出土的文物。
曾昭燏生活十分節儉，吃的是粗茶淡飯，穿的衣服也不講究。給親友寫信，她會將用過的舊信封反過來摺好再次使用。甚至掉在地上的飯菜，都會撿起來洗乾淨吃掉。
可是她對待員工卻非常慷慨，她的稿費和存款都用在了公務招待和接濟遇到困難的職工。在為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的活動中，她帶頭捐出自己所有的積蓄。
曾昭燏克己奉公，從不佔公家便宜。她擔任南京博物院院長後，立下了一條不成文的規矩：本院從事文物工作的人員，尤其是做考古工作的，絕對不準私人收藏古董。她自己以身作則，不玩古董，還把自己收藏使用的清代茶具捐給了國家。
作為院長，曾昭燏親歷親為做好博物院的業務工作。每次展覽，從設計到選擇藏品，編寫說明到現場佈置，她都親自參與。至今，南京博物院還存有她用娟秀工整的蠅頭小楷寫下的藏品目錄。
在我國考古界有“南曾北夏”的說法，“北夏”指的是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南曾”就是曾昭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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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燏始終追求進步，努力跟上時代。可是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特殊年代，她的家族歷史讓後代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那時對於曾國藩並沒有如今的正面評價，在50年代出版的《中國近代史》中，曾國藩被定性為漢奸劊子手。
1957年，她的二哥，時為高教部副部長的曾昭掄和她在南京的侄子，從事戲劇理論工作的曾憲洛相繼被打成了右派，這讓曾昭燏心理遭受沉重打擊。
此後幾年，高度緊張，身心疲憊的曾昭燏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並且最終釀成了靈谷塔上的悲劇。就在自殺前兩週，她還收到了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證書。
陳寅恪得知曾昭燏自殺的消息，悲傷不已，寫下一首悼亡詩：“論交三世舊通家，初見長安歲月賒。何待濟尼知道韞，未聞徐女配秦嘉。高才短命人誰惜，白璧青蠅事可嗟。靈谷年年薰寶級，更應流恨到天涯。”概括了曾昭燏短暫而又才情四溢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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