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28 「紅色記憶」毛澤東晚年歲月——閱讀的憂思(五)

「紅色記憶」毛澤東晚年歲月——閱讀的憂思(五)

從笑話書籍到字帖墨跡:消遣還是解憂?

毛澤東晚年,悲患憂慮,心情沉重,難得有歡悅輕鬆的時候。或許是為了調節心情,抒解寂寞,多次集中閱讀各類笑話書籍和字帖墨跡。

據毛澤東晚年的圖書管理員當時記錄,他曾三次比較集中地索要笑話類書籍。第一次是1966年1月,他當時在武漢,讓人從自己的藏書中,找出北宋李昉編的《笑林廣記》、周作人編的《苦茶庵笑話選》、牧野編的《歷代笑話選》等七種笑話書送去給他讀。第二次是1970年8月,他當時在江西廬山,隨後到武漢,讓人從北京圖書館等單位和一些個人手中,挑了20種笑話書給他送到外地。

第三次是從1974年1月開始的。毛澤東當時在北京。此番閱讀,很是深入,費時較長,尋書也頗為周折。

據圖書管理員徐中遠所記,1月1日,毛澤東索要一批大字本的笑話書,工作人員當天送去《笑林廣記》《笑府》《笑典》等,翻閱後,第二天便告知,“不理想,再找一找”。1月2日,工作人員又找了14種21冊笑話書送去,毛澤東從中選出《新笑林一千種》和《歷代笑話選》兩種,讓人聯繫重新排印成大字本給他細讀。1月10日,又讓印《滑稽詩文集》,並囑,“快印些,印好一冊送一冊”。看來很急切。讀完這批書後,2月23日,又讓工作人員“繼續找笑話書”。到4月17日,工作人員先後給毛澤東送去25種49冊各類笑話集子。他從中選出《時代笑話五百首》《笑話三千篇》《哈哈笑》三種,讓人重新印成大字本細讀。6月4日讀了新印的《笑話三千篇》,提出,“也不理想。請再找一找有關笑話方面的書”。通過四處尋找,6月14日工作人員再送去20種55冊笑話集子。6月21日,毛澤東翻看完這批書,再次表示,“最近所借的笑話書,沒有多少新鮮的,就不用重印了”。工作人員實在沒有辦法了,按毛澤東的指點,除在北京有關部門尋找外,還在上海尋找。北京方面此次尋得60多種笑話書,編了一個《笑話書目》供圈選。毛澤東從中圈選出10種笑話書重新排印。上海方面,也送來一個鉛印的《歷代笑話集書目》,包括古代的線裝書、新中國成立前上海等地出版的笑話集、新中國成立後各地出版的笑話集,一共87種。毛澤東從中圈選出16種,由上海方面陸續送來。

1974年上半年,毛澤東為何如此集中閱讀笑話書,不得而知。從他當時的身體情況看,恰恰是1974年6月中旬,健康狀況出現明顯問題。中共中央當即決定為毛澤東成立醫療組,成員包括心血管內科、神經內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科、外科、重病護理等方面的專家。這個醫療組持續兩年多,直到毛澤東逝世。也就是說,他一心要讀笑話書的時候,正是身體釋放出不良信號的時候。1974年7月17日,毛澤東乘專列離開北京到南方休養,先後住武漢、長沙和杭州。一直到1975年4月上旬才回到北京。

在南方期間,也斷斷續續索要過笑話書。比如,1974年9月,當時在武漢,兩次讓人催促在北京的圖書管理員徐中遠,趕快把上海方面送來的《笑話新談》印成大字本,“印好一冊送一冊”,說是“等著看”。該書由一個叫李節齋的人編寫,上海文益書局出版。據身邊工作人員回憶,他讀到該書“怕老婆”一篇時,露出笑容直至笑出聲來,“這一次外出以來,我還是第一次看到主席這樣高興”。毛澤東最後一次要笑話書來讀,是1975年2月3日,當時住杭州。

在閱讀笑話書籍的同時,毛澤東還集中閱讀古今名人字帖墨跡和手札。

毛澤東是書法家,閱看字帖墨跡,本就是他的“必修課”。從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身邊工作人員即已為他購置了600多種字帖。到1970年代,他又一批一批地索要各類字帖墨跡來看。僅1974年下半年,工作人員根據他的要求,先後近20次尋找了165種342冊字帖,陸續給他看。1975年1月初,工作人員又分別從上海和南京找了幾十種字帖給他。毛澤東閱看後1月12日回話:“從上海、南京找來的字帖,墨跡都很好”“都喜歡看”。

概括說來,毛澤東晚年比較喜歡看的字帖墨跡和名人手札,從印製角度講,主要是開本小,字體大,墨跡清楚,不太厚,拿著輕巧的書帖作品,這是出於視力不好,閱讀方便的考慮;從書體上講,比較喜歡有風格的草書、行書,如唐代懷素、張旭,宋代趙孟頫、米芾、黃庭堅、趙孟堅,元代鮮于樞等人的作品,近人則有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的墨跡;從內容上看,他不光是看字,也是看文,特別是那些書寫詩詞文賦的字帖墨跡。應該說,毛澤東晚年看字帖,重點似乎已經不是在鑽研書法藝術了,事實上他當時即使用鉛筆寫字,手已經開始發抖。就像他這段時間同時喜歡讀笑話書,喜歡翻小人書,喜歡聽侯寶林的相聲一樣,看字帖墨跡,主要還是為了休息、消遣,放鬆心情。

但是,老病之軀,憂患重重,毛澤東晚年心情,不可能根本放鬆下來。讀笑話、看字帖,也不好說是其主流閱讀狀態,不過是聊作解憂釋患而已。

“誰念我,新涼燈火,一編《太史公書》”

毛澤東晚年,把不少書籍印成大字本來讀。其中,按他的要求,有計劃地校點註釋的一批大字本文史古籍,透露出他無法排解的憂患所在。

從1972年10月到1975年6月,毛澤東先後開列有86篇文獻,讓人校點註釋,印成大字本。不少篇目正文前有內容提要,均按他的意思而寫。承擔校點註釋和內容提要撰寫的,是復旦大學歷史系和中文系一批專家。所印多則20幾份,少則幾份,供毛澤東和中央少數領導人閱讀。這86篇大字本文獻已於1993年以《毛澤東晚年過眼詩文錄》為書名,由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內容包括史傳、政論、辭賦、詩詞、散曲等體裁。參與此事的劉修明先生,在該書序言裡敘述了毛澤東交代校點註釋的情況。其中說,毛澤東閱讀這批文史古籍,可分為讀歷史傳記、法家論著、詩詞曲賦三個階段。

毛澤東每個階段所要的古典文獻,基本上與他當時面對的國內形勢有關,與他關注和考慮的問題有關,與他在考慮這些問題時特有的心境有關。

第一個階段,從1972年10月至1973年7月,主要讀歷史傳記。按他的要求選注了《晉書》《舊唐書》《三國志》《史記》《舊五代史》等史書中的23篇人物傳記。

林彪事件後,中央領導層進行了不小規模的重組,一批在“文革”初期被打倒或靠邊站的老同志,相繼回到領導崗位,而靠“文革”起家的“四人幫”則越來越明顯地抱成了一團。雙方思想分野明顯,政治格局走向尚不穩定,加之當時中蘇關係日益惡化,外來壓力甚大,毛澤東很擔心黨內團結問題。他從《晉書》中選印的“謝安傳”“謝玄傳”“桓伊傳”“劉牢之傳”,主題相似。這四個人均與公元383年東晉與前秦的淝水之戰有關。淝水之戰是一場以少勝多的著名戰役。東晉的勝利與朝臣“輯睦”“同心”有關。上述四人文武融洽,在軍事上處於劣勢的情況下,打敗了南侵的苻堅大軍。這時候,毛澤東自己讀或讓一些領導人讀這類史傳,其內心的憂慮和期待,不難體會。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不只是在1972年閱讀這類史傳,有8冊《晉書》的封面上,分別留下他用顫抖的筆跡寫的“1975,8”“1975,8再閱”“1975,9再閱”等字樣。

第二階段,從1973年8月至1974年7月,主要讀歷史上的法家論著。按他的要求,選注了《商君書》《韓非子》《荀子》和晁錯、柳宗元、劉禹錫、王安石、李贄、王夫之、章炳麟等人的26篇文獻。

讀法家論著,與毛澤東在林彪事件後對當時中國的政治思想及體制的考慮有關,是借法家思想提倡革新、法治和中央的集權統一。當時閱讀這類古籍,背景正好是批林批孔和評法批儒。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恰好是在1973年8月寫《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時,佈置校點註釋柳宗元《封建論》的。當時參與評法批儒寫作班子的北大教授週一良,在其回憶錄《畢竟是書生》中說:“開始批林批孔之前,《北京日報》約我寫一篇關於柳宗元《封建論》的文章。據說是毛主席欣賞此文,意在宣揚文中意旨,以防止大軍區形成割據局面。”這個回憶雖無其他確證,但毛澤東1973年12月決策八大軍區主官對調,卻是事實。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他讀法家論著的現實考慮。

正式記錄毛澤東精心閱讀、佈置校點註釋法家論著的材料,目前看到的是他1974年4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談話。他在會議上專門談到校點註釋法家著作的事情,並說了下面這大段話:

王充《論衡》中《問孔》這一篇,上海注得不錯啊。《刺孟》搞不搞啊?不過,《刺孟》,他(指王充)不講路線,盡講一些形式邏輯、前後矛盾那些事。其他法家的書我看也要注一下,比如荀子,桓寬的《鹽鐵論》。一個荀子,一個韓非,值得好好注一下。《韓非子》只有唐朝人楊勤注了,注得好,就是太簡單了。韓非的書難讀,比如《說難》。讀懂《說難》的前半篇很不容易,後半篇容易讀。

第三階段,從1974年5月至1975年6月,主要讀詩詞曲賦。按他的要求,選注了庾信、謝莊、謝惠連、江淹、白居易、王安石、陸游、張孝祥、辛棄疾、張元幹、蔣捷、薩都剌、洪皓、湯顯祖等人的辭賦、詩詞、散曲共35篇。

這期間,毛澤東還讓文化部錄製了一套古詩詞演唱磁帶,有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琵琶行》、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懷古》、秦觀《鵲橋仙》、辛棄疾《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陸游《漁家傲》、岳飛《滿江紅·寫懷》、陳亮《念奴嬌·登多景樓》、張元幹《賀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洪皓《江梅引·憶江梅》、薩都剌《滿江紅·金陵懷古》等。這套磁帶共五十九盒,請當時的著名歌唱家和樂曲演奏家演唱配器。這些作品,與校點註釋的上述辭賦、詩詞、散曲大字本,篇目和主題大體相近。可見,對這類作品,他不光讀,還要聽。

讀聽這類作品,與他當時複雜的思緒和心情有關。這些詩詞曲賦,展示的題材,傳達的情緒,多是悲壯慷慨、志氣沉雄一路。蘊含的主題,也多是把個人命運與愛國精神融在一起,很容易引發毛澤東關於社會政治和個人命運,關於理想和現實,關於壯志和暮年這樣一些問題的思考,容易在他的感情世界掀起巨大的波瀾,從中尋求到相應的心志勉勵,相應的憂慮撫慰,相應的情感表達。

比如,1975年4月2日,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董必武逝世。毛澤東當時在杭州,聽到這個消息,沉默不語,反覆聽張元幹《賀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其上闋最後四句是:“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易老悲難訴。更南浦,送君去。”他覺得太悲了,提出把最後兩句改為“君且去,休回顧”。一聽一改之間,錯綜複雜的心態和至深且巨的情感,奔湧突現。

這年7月,毛澤東是聽著岳飛的《滿江紅》,上手術檯做摘除白內障手術的。術後打開眼簾紗布的當晚,他讀的是大字本陳亮的《念奴嬌·登多景樓》。讀後嗚嗚大哭,引得在外屋值班的大夫不明所以。作為南宋愛國詞人,陳亮在這首詞中,反對所謂天然界線、南北分家的謬論,認為江南的形勢有利於爭取中原,歷史上六朝統治者劃江自守是自私的打算,由此批判南宋統治者的妥協投降路線。該詞下闋希望南宋當權者要像祖逖北伐那樣中流起誓,要像謝安那樣不畏強敵:“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強對!”陳亮寫此詞,借六朝故事說南宋現實;毛澤東讀此詞,則是借古人的愛國主義情懷,澆自己晚年的胸中“塊壘”。

毛澤東要求選注的其他詩詞曲賦,諸如辛棄疾《水龍吟》中“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辛棄疾《永遇樂》中“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張元幹《石州慢》中“天涯舊恨,試看幾許消魂,長亭門外山重疊”;洪皓《江梅引》中“空恁遐想,笑摘蕊。斷迴腸,思故里”;等等,表達的都是或壯志未酬,或暮年悲患,或遙想當年,或欲試雄風,或思念故里這樣一些情緒和心態。這種複雜的情緒心態,似乎不應同時出現在一個偉大人物的內心世界,卻畢竟是確鑿的事實。

由此想到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葉嘉瑩說的一句名言:“經常有人問我,讀古典詩詞有什麼用?我告訴大家,學習古典詩詞最大的好處就是讓我們的心靈不死!”

毛澤東要求選注的詩詞作品,南宋愛國詞人的作品居多。其中有一首辛棄疾《漢宮春·會稽秋風亭觀雨(一)》。上海方面的校點註釋者寫的內容提要是:“寫景詠懷之作。詞中運用典故描繪秋天景象,並表現了懷念北方的愛國思想和在政治上遭受打擊的悲涼情緒。篇末通過對友人的答話,表現自己不甘心於長期退隱,而積極關心政治,準備有所作為。”

該詞下闋為:“千古茂陵詞在,甚風流章句,解擬相如。只今木落江冷,眇眇愁餘。故人書報,莫因循,忘卻蓴鱸。誰念我,新涼燈火,一編《太史公書》。”大字本作如下譯解:

漢武帝的《秋風辭》流傳千古,它的章句真是文采風流,能和司馬相如的作品相媲美。看到木落江冷的秋天景象,不免像屈原那樣心中憂愁。老朋友來信,勸我不要忘記退隱。誰會想到,我在新涼的秋天,一燈之下,還拿著一部《史記》在研讀呢?

研讀風雲變幻、政治興衰、歷史遷革的《史記》,不是“閒坐說玄宗”式的消遣和無聊,恰恰表明對現實社會走向的執著關注和牽掛,在憂思中期待著繼續作為,引領時局。

“誰念我,新涼燈火,一編《太史公書》”——不僅傳達了毛澤東第三階段選讀詩詞曲賦,思考時事,悲患憂國的心曲,或許,也折射出他晚年選讀86篇文史古籍內心世界的總體感受。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