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的唐代长安城在清晨五点依然保持着她一贯壮丽的面貌。
一条横贯南北的朱雀大街把城市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属于皇族的宫殿与官衙，以及围绕着他们的高官显贵占据着城市的中心与东北部高档社区。
城中心的鼓楼掌握着城市的生息。每到日落鼓响八百声，在鼓声停止前，城里被分割成方块的一百多个居住区关门歇业，行人回家，再不许有人在街上行走。直到第二天五更天刚破晓的时候，宫内的“晓鼓”响起，坊门才能开启。
在年轻的下级官员白居易眼里，隐没在暗昧夜色中那些象征帝国气派的宽阔道路，面目并不亲切。白居易总是在整个城市熟睡的黑暗里，穿戴整齐，悄悄打开坊门，骑着马向北边宫城出发。他要在宫内“晓鼓”声响前，到达城市北边的宫城，等着黎明时皇宫城门打开，朝拜君主。
长安城北高南低，从白居易家里进宫，十里北行。在冬天，北风呼啸，上坡路滑，照路的蜡烛半路就被狂风吹灭，耳朵被呲出冻疮。哪怕到了宫城门外，宰相们可以去太仆寺车坊暖和暖和，白居易却还需要在毫无遮挡的风雪中等着开门，一边盘算着向君主“贺雪”的句子。等到宫门打开时，等着赞美这场雪的白居易却已经是“须鬓冻生冰，衣裳冷如水”。
白居易在长安住了十多年，搬了五六次家。从长乐里，宣平里，到昭国里，新昌里，却越般越往南，做校书郎时租的第一套房在长乐里，反而是他住过离上班最近的一个地方。
但白居易对未来有一种火热的信心。
白居易考上“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的这一年，也是唐宪宗李纯登基的第一年。这一年，王叔文、刘禹锡“永贞革新”失败，朝廷里当权的高官大多在这次与宦官的权力斗争中失败，被赶了出去。宪宗需要一些年轻新鲜，对他忠诚不二的面孔。
他看见了白居易的诗。一个光明的未来就这样掉到了白居易头上：他先去做了京畿周至县的县尉，没过几个月就被借调入朝中做了集贤校理。元和二年，白居易以县尉成为翰林学士，为皇帝起草诏令，做机要秘书。
隔三差五，皇帝就邀请他参加宴会，他以“内相”的亲密姿态坐在皇帝身边，百官之上。至于宫里送他茶果梨脯，绢帛，甚至家具、御用车马更是平常的事情。白居易在日后为自己编订《白氏长庆集》时，特别收录了所有他为皇帝写的任命诏书，成《中书制诰》与《翰林制诰》两编，以为无上光荣。
转过年去，白居易被再次提拔，做了左拾遗。虽然官品只有从八品上，却是不经吏部由皇帝亲自考核的近臣。工资自然是涨了不少，他甚至有钱买了两个健壮的婢女，照顾母亲，防止她神志不清时自伤自毁。
家庭的负担一时松动，事业一片光明。在无亲无靠的京城里，忽然靠上了那个最大的靠山，心情激动的白居易给皇帝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受宠若惊，宁愿肝脑涂地的心情：
拾遗虽然是小官，但供奉讽谏，天下发生任何不恰当的事情，都该由拾遗提出来，或是上书，或是廷诤。高官们顾虑身份地位不敢说的话，只好由拾遗这样的小官来说。但这正是我愿意去做的事情。您对我这样好，让我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只能粉身碎骨来报答您。可惜我现在还没有得到一个粉身碎骨的机会！您放心，但凡天下的官员做事有一点不合规矩的，您下的诏令，有任何不妥的，我一定竭尽愚诚，向您密陈！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他写了《新乐府》五十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他拿着放大镜努力找到了国朝每一个地方的问题：《卖炭翁》写官市欺压小民，《阴山道》写贪官，《杏为梁》写居住的奢侈，《紫毫笔》写失职，《官牛》写自私的丞相……但同时，他在开篇便写了《七德舞》，《法曲》，又写了《牡丹芳》——也没有忘记歌颂圣人与皇帝——万方有罪，都是地痞恶霸朝臣的错。
作为谏官，他唯恐自己须臾闲置了手上的谏纸。中唐以后，要想在朝廷上出人头地，不是投靠宦官，就是投靠节度使。但白居易，把两边都得罪了。（未完待续）
閱讀更多 老張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