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一個讓人心裡充滿溫暖的名字，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一位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一位傑出的中國女性代表，一位成功男人背後的偉大女人……她是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敬愛的周總理的夫人，她在國內外享有崇高聲譽，深受全黨全國人民的尊敬和愛戴，大家都親切地稱她為“鄧大姐”。

在中南海西花廳，曾掛著一幅何香凝在1950年為周恩來、鄧穎超銀婚之際特意繪製的國畫《臘梅》：一株粗碩的老幹上，兩朵梅花怒放。其中一朵正面盛開，特別陽光，而另一朵雖然也盛開著，但大部分卻被粗粗的老梅乾遮擋著。何香凝曾解釋說，周恩來、鄧穎超這一對伴侶就他們對革命的忠誠和貢獻來說，都算得上是傑出的偉人。然而，在客觀上由於周恩來的“遮擋”，使鄧穎超這朵“紅花”少了一定的光豔。

周恩來與鄧穎超

“當總理的夫人其實很難”，鄧大姐曾深有感觸地說。這種“難”，既來自她本人的自律，也來自總理的嚴格要求。這種“難”，更多的是一種自我清醒、自我約束、自我要求、自我勉勵。身居特殊位置，不但沒有利用便利大搞特殊化，相反還執意降低標準、作出很多物質和職務上的犧牲。鄧穎超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毫無保留地奉獻了一切。她是20世紀中國婦女的傑出代表，也是中國婦女的驕傲。

鄧穎超，曾用名鄧玉愛、鄧文淑，1904年2月4日出生於廣西南寧，河南省光山縣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八至十二屆中央委員，第十二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曾任全國婦聯副主席、名譽主席，中紀委第二書記，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等職。1992年7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8歲。

深受母親性格影響，15歲參加革命

鄧穎超出生在一個晚清地方官吏家庭，父親鄧庭忠曾官任南寧鎮臺，母親楊振德，出身官宦世家，從幼學習中醫。在楊振德嫁給鄧庭忠的第三年裡，生下女兒鄧文淑（即鄧穎超）。由於傳統“重男輕女”的思想，父親當時要把她送人，母親極力反對，以死抗爭，最終才把女兒保住。在鄧文淑三歲時，父親因得罪上司遭到陷害，被流放新疆，隨後，客死異鄉。楊振德決心獨自把女兒撫養成人。他們曾先後輾轉廣州、上海等地，過著顛沛流離的日子，最後在天津落腳。楊振德以行醫和當家庭教師為生，日子雖清貧，但卻絲毫沒有放鬆對女兒的教育。鄧穎超也因此深受母親性格的影響。

鄧穎超1918年就讀於天津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時的資料照片

1913年至1920年，鄧穎超先後在北京一所免費的平民學校、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讀書。1919年，15歲的鄧穎超積極發動以女師同學為主的各界婦女參加“五四”愛國運動。在天津組織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任執委兼講演隊隊長。之後，她還與周恩來等同志一起組織了進步團體——覺悟社，是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1919年9月16日，鄧穎超參與創建的天津進步青年團體覺悟社成立。前排右三為鄧穎超，後排右一為周恩來

1920年至1925年，鄧穎超在北京、天津任小學教員，曾組織女權運動同盟會直隸支部和女星社，興辦婦女文化教育，宣傳愛國思想，反對北洋軍閥的賣國行為，爭取男女平等權利。1924年初，參加並組織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任特支宣傳委員。1925年３月，鄧穎超同志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任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長。從此，她把一生獻給了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

“希望我們兩個人將來一同上斷頭臺”

1919年的盛夏，原本相隔數千裡、年齡相差6歲的周恩來和鄧穎超在天津的一次學生集會中不期而遇。

那天，在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唸書、擔任女師女界愛國同志會講演隊隊長和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的鄧穎超在天津南開學校的禮堂裡進行講演。而此時，不久前剛從日本回國參加五四運動、擔任著《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主編的周恩來正巧坐在禮堂的中間。鄧穎超精彩的講演打動了周恩來，這一天周恩來和鄧穎超開始相識。

在周恩來赴法國求學後，二人保持書信往來。直到1923年的某天，鄧穎超收到周恩來寄來的一張明信片。在這張印有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畫像的明信片上，周恩來寫道：“希望我們兩個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一樣，一同上斷頭臺……”自此後，兩人才確認了關係。兩年後，在周恩來回國不久，1925年8月8日，鄧穎超和周恩來在廣州結婚，從此結成了一生的革命伴侶。

1925年8月周恩來和鄧穎超在廣州結婚時的合影。

鄧穎超和周恩來都不避諱地承認兩人的結合首先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其次才是“一個屋簷下的伴侶”。

周恩來與鄧穎超

兩隻手緊緊握在一起

1955年5月7日，參加完萬隆會議，周恩來的飛機抵達北京，劉少奇、董必武、陳雲等到機場迎接。出發前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讓周恩來險些丟掉性命，如今丈夫安全返京，鄧穎超決定不顧虛弱的身體，到機場迎接。當與前來接機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一一握手後，周恩來看到了他的“小超”，他笑了，她更是笑開了花，兩隻手緊緊握在一起。站在旁邊的接機人員，看到此舉也都笑了。

1950年8月8日，周恩來、鄧穎超結婚25週年紀念照.

“在戰爭年代，周總理每次從昏迷中醒來，總是先問鄧大姐的下落。搬入西花廳後，周總理從外面回來，最習慣的一句問話就是‘大姐在幹什麼’。乃至在生命垂危之際，他緊緊拉著我的手說：‘你要照顧好大姐。’我遵從總理的遺囑，陪伴鄧大姐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並遵從鄧大姐的遺囑，把她的骨灰也撒入了海河。”趙煒說。

為了革命失去了做母親的機會

1925年結婚後不久，鄧大姐發現自己懷孕了，想想自己剛21歲，在廣州的工作局面還沒有打開，再添個孩子不是累贅嗎。再加上她當時是何香凝的秘書，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她一下狠心，去街上買來打胎的中藥，咕咚咕咚喝下去。藥性發作，疼得她在床上直打滾。孩子是打掉了，可她身體也損傷很大，面色蠟黃。她母親楊振德從天津趕來，也把她責怪了一番。

周恩來與鄧穎超

周恩來知道此事後，發了很大的火：“你的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孩子不是你一個人的，是我們兩個人的後代，你應該跟我商量，這是我們兩個的大事，你為什麼不跟我商量?”鄧穎超後來告訴趙煒，“我是第一次看到恩來發那麼大的火。現在想起來，我那時也是太輕率太幼稚了”。

沒多久，鄧穎超又懷上了第二個孩子，預產期在1927年3月，之前周恩來已赴上海工作，鄧穎超的母親來廣州陪她分娩。3月21日鄧穎超生產，但因為胎兒過大又是難產，生了三天三夜也沒生下來。最後醫生動用了產鉗把孩子夾了出來，嬰兒的頭顱受了傷，剛生下來就夭折了。

此後，鄧穎超再沒有懷上過孩子。但鄧穎超的內心仍有做母親的渴望。解放後，鄧穎超曾化名到北京協和醫院請著名的婦科大夫林巧稚做過一次檢查，當時沒有認出總理夫人的林巧稚認為她不太可能再懷孕。在得知鄧穎超的真實身份後，林巧稚曾動員她做一次輸卵管疏通，以增加生育可能，但鄧穎超最終還是放棄了。

1940年，周恩來、鄧穎超在莫斯科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任弼時等合影。右起：蔡暢、張梅、任弼時、陳琮英、鄧穎超、周恩來、孫維世。

雖然她和周恩來總理一直沒有子嗣。但他們收養、照顧了很多中共革命烈士的子女，其中包括在文革中慘死的藝術家孫維世、以及後來擔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等。

徹底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鄧穎超同志始終堅持生命不息、戰鬥不止的革命精神。改革開放以後，她不顧年事已高、體弱多病，仍以頑強的拼搏精神繼續為黨和人民兢兢業業地工作。她積極參與黨和國家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制定，為確立和貫徹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新時期我國對外友好事業作出了巨大努力。

1949年6月，鄧穎超和宋慶齡一同觀看少年兒童演出

1980年9月7日，鄧穎超同志主持第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全體會議

1982年9月24日，鄧穎超接見來訪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

“春天過後不是秋，何必為年齡發愁，你的生命要與人民的事業結合起來，白髮就上不了你的頭。”這是鄧穎超喜愛的詩句，也是她晚年精神風貌的生動寫照。1988年，鄧穎超同志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後，仍以活到老、學到老、革命到老的精神關注著黨和國家的命運，關注著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1986年，鄧穎超同志在紀念孫中山誕辰120週年紀念大會上

活到老學到老的鄧穎超

“徹底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鄧大姐的座右銘，她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

鄧穎超同志和周恩來同志一樣，將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