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1899年11月18日—1967年6月22日），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中國工人運動的傑出領導人之一，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書長、宣傳部長，全國人民防空委員會秘書長，全國總工會副主席。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曾用名李能至、李成、柏山、李明、李敏然等，湖南醴陵人。1919年9月赴法勤工儉學，1921年回國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在地方和中央擔任工人運動領袖，曾一度掌握著中央的實際權力。在1930年犯過“立三路線”的錯誤，但不久就認識改正。在鬥爭歲月中，他曾經“死”過三次，組織和同志們為他開過三次追悼會。新中國成立後，他歷任中共中央工委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等職，“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1967年6月22日在北京蒙冤逝世。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為李立三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向黨和人民贖罪補過，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李立三曾是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人齊名的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物；他叱吒風雲，既立大功，又犯大錯；他是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驅，安源路礦罷工的領導者，五卅運動的總指揮；被毛澤東視為“半個朋友”、還是周恩來的老同學。他一生波瀾壯闊，宦海浮沉，傷痕累累，是一位充滿傳奇和悲劇色彩的革命領袖。中共早期的兩大革命運動，一是工人運動，有時表現為城市暴動；一是農民運動，有時表現為農民暴動。兩大運動的領導人，一位是李立三，一位是毛澤東。

毛澤東與李立三交談

1930年夏，受共產國際“左傾”錯誤理論和反右傾鬥爭影響，錯誤估計革命形勢，於6月1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對於中國革命形勢、性質和任務等問題提出一整套"左"傾錯誤主張，要求全國各地準備馬上起義。不久定出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主義計劃，又將黨、青年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併為準備武裝起義和各級行動委員會。這種"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被稱為"立三路線"。

周恩來於1930年8月從莫斯科回到上海，主持召開六屆三中全會，迅速糾正和終止了李立三的左傾運動。從6月至9月短短3個月的城市暴動，使革命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周恩來在會上說：“中央在這一時期中，政治局是集體指導的，負責問題是整個的。當然立三同志負責要多一些。”批評了李立三在工作佈置上部分地犯了“左傾”冒險主義傾向的錯誤，當時周恩來的批評用詞是寬容謹慎的。李立三在會上勇敢承擔責任，並就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革命形勢的估量、黨的總路線等九個方面進行檢討。他總結道：“當時我很幼稚，巴不得革命早日成功，下達了許多錯誤指示，給革命帶來了嚴重的損失。想起這些犧牲的同志，想起給黨造成的不可補救的損失，我簡直不能用語言來表達自己對犯錯誤的痛恨。我只能表示一點：我要用我畢生的精力努力向黨、向人民贖罪補過，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李立三沒有推責，也沒有諉過。

李立三

李立三因“立三路線”被解除政治局委員職務，並於1930年10月被共產國際強令調往莫斯科，一去就是15年。其中有兩年時間是在“世界無產階級紅色堡壘”的監獄中度過的。1946年，李立三終於從蘇聯回到東北，化名李敏然。一些單位請他去講黨史，他就選擇介紹“立三路線”的錯誤，並分析形成的原因和領導者個人的責任。講完後場上一片讚揚聲。但也有人聽後疑惑不解：“您怎麼會知道犯錯誤的人心裡想什麼？”李敏然的回答令全場大吃一驚：“我就是李立三。”短暫的沉寂後，會場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許多人多年後還回憶說，聽了那次課，才知道什麼是老革命家的坦蕩胸懷和自我批評精神。

李立三自殺的不解之謎

由於李立三勇敢而公正地為已經成為“全國共誅之，全黨共討之”的劉少奇實話實說，不肯出賣自己的靈魂，他的這種“不識趣”的態度，終於觸怒了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團，給他招來了“殺身之禍”。1967年6月15日，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成立了一個由各地58個造反組織參加的“批鬥李立三反革命集團聯絡站”。聯絡站發表公告稱：“竊取華北局書記處書記職務的李立三，是一個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托洛茨基分子、裡通外國分子。四十年來，他一貫地、猖狂地反對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積極為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篡黨、篡政、篡軍活動效勞。他勾結一小撮牛鬼蛇神，進行一系列裡通外國的反革命罪惡勾當……”

根據這些無中生有的“罪狀”，揪鬥李立三的浪潮鋪天蓋地而來。僅在一個月內，大型批鬥會就達14次之多。1967年6月22日，一群造反派按原計劃繼續對李立三進行審訊，同時通知他參加下午還將舉行的批鬥會。李立三用近乎哀求的語氣說，自己身體實在不行了，需要休息。造反派做了讓步，允許他上午休息，但下午的批鬥會必須參加！

當天下午3點，批鬥會現場早已擠滿了人，但就是不見主要批鬥對象李立三的身影。最後，主持人宣佈批鬥會因故改期。

而與此同時，造反組織的“常委”們正處於焦頭爛額之中，他們來往於華北局機關、二機部宿舍和北京醫院之間，紅色保密電話正與周恩來辦公室、謝富治辦公室和公安部門頻頻聯繫……直至7月4日下午，造反派不得不在華北局機關全體幹部大會上宣佈：李立三畏罪服毒自殺，自絕於黨！同時留下遺書一封。

最最敬愛的毛主席：

我現在走上了自殺叛黨的道路，沒有任何辦法來辯護自己的罪行。只有一點，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絕沒有做過任何裡通外國的罪行。只有這一點請求中央切實調查和審查，並做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我還有寫給你的信，放在家裡床單下。沒有寫完的，請要（派）人找出送你審閱。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李立三

李立三死後，造反組織的權威人士放出風來說：6月21日李立三與夫人李莎在汽車上分手時，他的“特務上級”李莎向李立三發出要他自殺的指令，意圖滅口。安眠藥是李莎交給李立三的。

然而，那位“權威人士”的說法，顯然是毫無根據的。因為：

其一，據6月21日押解李立三夫婦的常某6月22日交代，李立三夫婦在車上的談話根本沒有李立三向李莎要安眠藥的內容。

其二，6月21日下午常某押送李立三夫婦上了同一輛汽車，原以為是送他們回家。誰知車行到文津街人民醫院附屬醫院附近突然停下，常某命令李莎下車轉到另一輛汽車去，李莎當時根本不可能有要把他們分開的思想準備。也就是說，她怎麼有機會在這時向李立三下達“讓其自殺的指令”呢？在這種情況下，李莎怎麼會有可能當著常某的面把安眠藥交給李立三呢？

其三，據說，1970年華北局機關幹部在追查李立三的死因時，原造反組織的“權威人士”又說，“李立三自殺時服的安眠藥是他自已早有思想準備，早就帶在自己身上的。”這種說法同樣毫無根據。

據李立三生前的秘書李思慎回憶說：李立三服用安眠藥有幾十年的歷史，這點我們當秘書的最瞭解。晚上沒有安眠藥，他不能入睡。當時，出於安全考慮，為防不測，我曾經給李立三的服務員胡玉珍明確提出要求：必須加強對安眠藥的保管，每晚只給李立三兩粒（這是李立三習慣服用量）。後來，在李立三思想鬥爭最劇烈的時候，服二粒安眠藥不能入睡，就找服務員胡玉珍要安眠藥。胡玉珍對他說，李秘書早有交代每天只給兩粒，堅持多要不給。第2天，李立三把我叫去，對著我大發脾氣，追問我為什麼不給他安眠藥。我笑著回答說：“立三同志，我這是好意。”李立三向我吼著，“這簡直是笑話，幾十年風風火火我都過來了，難道還經不起這次考驗？你不就怕我自殺嗎？自殺是叛黨行為，這點我明白，難道我能走上叛黨的道路嗎？簡直是笑話。”表現得很激動。但無論李立三怎麼發火，我始終不讓步。事後我對胡玉珍更加明確地要求：把安眠藥保管好，控制好。這說明，服務員每天給他送兩粒安眠藥，他每天必須吃掉，不可能不吃或少吃積攢起來。也就是說李立三根本沒有自帶大量安眠藥在身上的可能。

李立三與夫人李莎

1980年3月，中央決定給李立三召開追悼大會前，中央組織部讓李立三的家屬子女看了李立三死亡時的醫院“驗屍報告單”，上面記載：身高1．63米（與實際的1．78米相差了15公分），體重56公斤。這顯然也不符合實際，李立三之“自殺”，始終是一個懸案，成為“文革”亂世的一道不解之謎！　

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1980年3月20日，在北京中山公園中山紀念堂，中共中央為李立三舉行了700多人參加的追悼會。鄧小平、胡耀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到會，彭真主持會議，王震致悼詞。悼詞充分肯定了李立三一生的功績：“李立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貢獻了自己的畢生經歷。現在，黨中央決定為李立三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林彪、‘四人幫’一夥強加給李立三同志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都通通推倒。”之後，為紀念他的革命功勳，修復李立三故居，設陳列館，展覽其生平事蹟。

1999年11月16日，在紀念李立三誕辰一百週年座談會上，尉健行指出：李立三同志的一生是同中國工人運動聯繫在一起的，始終忠於黨，忠於人民。他在長期的白區工作和國外工作中，英勇奮戰，探索革命真理；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堅持學習馬列著作和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努力鑽研黨的方針政策，朝氣蓬勃，努力工作，任勞任怨，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顧林彪、“四人幫”一夥的誣陷迫害，堅持原則，顧全大局，尊重歷史，實事求是，公正地為許多同志的歷史作證，堅決抵制對黨的老幹部進行迫害，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堅強黨性。我們要學習他對黨對人民忠心耿耿，對敵鬥爭堅決勇敢、不畏艱險的革命精神；學習他服從真理，謙虛誠懇，勇於自我批評，注意吸取歷史經驗的高尚品質；學習他顧全大局，堅持原則，為人坦率的優良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