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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安史之乱，几乎所有朝代的叛乱都如此，都会有一大批人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要跟着别人去造反。这涉及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是什么叫盛世？第二，古代的军队的性质。

先来说所谓的盛世。现在一般确定的被称为盛世的时期主要包括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相对而言，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更多的是指国家整体比较稳定，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比较安定，是在上升通道里。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则是两个巅峰期，政治上比较稳定，国家没有大规模的战争，经济也比较繁荣。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盛世，也就是所谓的巅峰期之后，就是一个比较长的国家衰落过程。

实际上，就以经济繁荣程度来说，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是要大打折扣的。如果按照一般的标准来说，北宋统一全国之后，整个北宋几乎都可以说处在盛世，国家总体比较安定，内部没有大规模的战乱，经济也比较繁荣，国力一直在稳步提升。如果只是看经济繁荣程度，北宋可能是比开元盛世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的盛世时期。

相比较而言，北宋并没有被称为盛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宋没有开元盛世时期对外扩张那么积极。但这也恰恰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正是因为对外扩张没有那么积极，更加注重保持内部的稳定和一些社会、经济、民生问题，所以整个国家的经济才能持续比较长时间的繁荣。如果过分积极的对外扩张，整个国家的资源分配就会向军队倾斜，就很难保持稳定，这也是开元盛世最终在安史之乱的打击下戛然而止的原因。

盛世的另一面则是杜甫诗中说过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私有制条件下任何阶级社会都无法避免的，因为有阶级分化、贫富分化、地区发展差距，所以盛世能够带来的社会福利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公平的享受到，只有一小部分人能享受到更多的好处，绝大多数人只要能免于忍饥挨饿，就算是不错了。

而且，所有的盛世都是阶级分化、贫富分化加速的时期，而且会出现越来越明显的阶层固化态势，每个人的上升通道会越来越依赖于父祖辈的财富和文化、社会资本积累，个人努力在其中所能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是这种盛世的常态，而且会加速让一些自耕农破产，整个社会越来越两极化。

也就是说，哪怕是在开元盛世、康乾盛世这样的时期，也还是有大批的穷人存在，他们并没有享受到盛世带来的好处，而且这个人群数量不小，这是这些盛世之后就会出现动乱的社会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就不至于出现叛乱。如果社会财富在各个阶层之间的分布相对来说比较平衡，而且每个人的阶层上升通道都是畅通的，都能够依靠个人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当然没有人愿意去造反、叛乱。

第二个问题，古代军队实际上下层士兵都是比较贫苦的，上升通道极其狭窄，而且战损率非常高，尤其是在征兵制条件下，国家初创期还比较注重对阵亡将士的家庭进行抚恤和优待，一旦进入比较长时间的承平时期，军官克扣军饷，喝兵血就会成为常态，下层士兵的生活也是非常穷苦的。

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要保持一个军队的战斗力，就要在每次打仗之前先发赏钱，不发钱就不肯打仗。尤其是在中晚唐时期出现越来越多的牙兵，也就是世袭军户出身的职业军人家庭。因为他们是职业军人家庭出身，所以他们没有其它的社会技能，收入来源就是当兵打仗的微薄收入，以及打胜仗之后的奖赏。打个比方说，平时的饷银是他们的基本工资，而打仗的奖赏则是他们的绩效工资。这也是泾原之乱时，因为不发赏钱，泾原兵突然在长安城下直接反叛的原因。

相比之下，古代军队尤其是职业化的军队的另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更重要，也就是在战争中的缴获，以及在攻破城镇之后的劫掠。正常的战场缴获都要上缴，至少是要上缴一部分，劫掠所得则基本上都是归个人所有的。所以古代条件下，只要出现大规模的战乱，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本国军队和敌国军队差别不大，反正都是要抢掠老百姓的。大家都读过杜甫的三吏三别，应该是有些印象的。

甚至直到现代化的军队，也有一些军队也仍然保持着传统农耕时代的封建军队的特点，比如抗战时期的日军，所到之处就必须进行劫掠，就是因为日本是在明治维新这种改革之后就进入了近代化，军队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仍然保留了以前的封建军队的特点。如果哪个军队不允许劫掠，那就必须要保证军队士兵能够得到比较优厚的待遇，如果无法提供，就必须放纵抢掠。

叛乱的军队尤其如此，更加需要抢掠。因为是叛乱，所以一般都会承诺只要攻破一个城镇，士兵就可以随意奸淫掳掠，正因为有这样的诱惑，所以叛乱一般刚开始的时候，叛军的士气会特别高涨，因为每个叛军都觉得自己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发财的机会来了。如果能够连续打几个胜仗，让叛乱的下层士兵尝到一些甜头，士气就更加高涨了。但是，这种用抢掠维持的士气也很脆弱，一旦被打败，就会出现全军崩溃的可能。

萧武

估计有些人会觉得，安禄山造反，是因为部下都是番族军队，对唐朝朝廷不够忠诚的原因。

但实际上安禄山的叛军集团确实有数十个民族的武人构成，但汉人也一点都不少，甚至还是造反的主力。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评书《薛刚反唐》中薛刚的原型薛嵩，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之孙，范阳节度使薛楚玉之子。根正苗红的开国元勋之后，居然也参加了安史叛军。还好后来找机会又归顺了。

从安史乱军的士兵构成来看, 既有少数民族人, 也有汉族人。如张通儒屯守在长安的10万人中, 多数是奚人。 张献诚所率的万余人多数是由汉族人组成的团练兵。 李庭望在东袭宁陵、襄邑时, 率领“ 蕃、汉二万余人” 。安禄山攻取河北后, “ 郡置防兵三千, 杂以胡兵镇之” 。

为什么这些汉人士兵，会不顾大节，向大唐朝廷反戈一击呢？

在整个唐朝初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府兵制，简单的来说就是国家免费发给你田地，甚至还发耕牛和农具，你家则需要耕种，缴税，以及派男丁服兵役来回报。如果你在战争中立功，可以用军功换取田地。

府兵制下人民其实是过的非常苦的，很多史料记载唐朝初期政治清明，治安很好，其实原因是人民忙于服兵役，每个人的生活完全被朝廷控制着。不过好歹如果朝廷真能兑现田地，农民至少还活得下去。

但是今天我们都知道，朝廷政府这东西，如果缺乏外界监督，那么再好的政策肯定执行不下去，唐太宗的时代还可以，到了唐高宗接任时，已经出现了不少军人发现获得的军功得不了奖励，只是个名义而已。

不但得不到赏赐，府兵们还发现自己成了兵部的奴仆，经常被命令去做一些额外的工作，虽然法令说这些建立了功勋的士兵地位和公卿并列，但实际上却连小吏都不如。于是府兵们逐渐失去了对朝廷的信心，出现大规模逃亡。

这个过程，无论是唐高宗，武则天。。唐朝前期的君主，基本都无法阻止，也就是说唐朝衰亡的根源，是从唐朝初年就开始的。府兵制和后世明朝的卫所制度一样，其实都是短时间有用，但会随着时间进展不断退化的。

最后的解决方法，就是募兵制。

唐玄宗后期边军的两大骨干是安禄山的东北军和哥舒翰的西北军，前者有18 万兵力，后者有15 万兵力。基本都是募兵制。

募兵制会带来几个大问题:第一，必须给士兵发工资了。

唐朝募兵的费用很大部分来自地方财政，对普通的北方士兵来说，他们的衣食来源都来自于安禄山，自然是知安禄山不知朝廷，跟着造反也是没有选择的。

第二个问题是兵为将有，谁给饭吃就听谁的，这个问题实际一直到民国都是如此，在建立现在的财政体系之前，永远存在。

闭家锁的红枫

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唐朝人已沉迷于诗词歌赋、金银女色等等不务实的东西，他们崇尚诗词文化，崇拜李白这样放浪不羁又没有政治智慧的大诗人，已经不像开国时期那样彪悍勇武了，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人愿意参军，唐朝国土面积辽阔，军队战斗力下降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东北地区经常爆发动乱，搞得唐玄宗头痛不已。

为此，军队开始征兆少数民族入伍，相当于以夷治夷，这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成效。因为少数民族天生会骑马，懂得齐射，对附庸风雅的文化不感兴趣，能征善战爱好兵法，重用少数民族使得唐朝军队战斗力大增，安禄山就是少数民族中的突厥人，因为镇压东北动乱有功为唐玄宗赏赐，一路走红下去。

随着安禄山快速升迁，少数民族士兵在军队中的地位和数量也不断攀升，到后来安禄山的手下几乎全部是少数民族，汉族人已经很少了，即便有也得不到重用，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又找皇帝要来了自行赏赐军队，分封功勋的权力，官兵是很现实的，谁提拔我，谁给我金银财宝我就跟谁混，这样一来，北方军队只知安禄山，不知高高在上的朝中皇帝，等到安禄山积攒下足够实力，安史之乱爆发已无可避免。

楚江

题主想说的大概是大唐盛世。

对于长安、洛阳或者其他主要城市的官宦子弟来说，这当然是盛世。财富从帝国各处汇集到这里。靠着家里的关系，这些名门子弟可以出任重要的官职——或至少是有利可图的职位。他们写诗，他们喝酒，他们享受盛世的生活。

然而，对于在边境讨生活的人来说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安禄山自己年轻的时候，日子就不大好过。他的父亲是粟特人，或许是因为丝绸之路的生意，一路来到了唐帝国的东北边缘。本来，安禄山也许还有一个殷实的童年；但他很小的时候，他爸就死了。他妈妈是突厥人，信仰拜火教，后来改嫁了一个突厥小官。安禄山就要自己想办法讨一个生活。

他似乎做得还不错。因为通晓各种杂胡的语言，他开始在边境做一份口译的差事，叫“互市马牙郎”，这个郎是说他有了编制呢？还是说他就是一个口译的人呢？其实我们也不清楚。可能是后者。今天，我们仍然不难想象这样的角色。车展的时候，或是其他商贸展览会的时候，很多大老板来来去去，驾驭着资本香车还有美人。他们有一些小跟班，一些我们现在称为屌丝的人。拎一个包，哈一个腰，混点赏钱。

但这样的地方也孕育着机会。他可以认一个干爹，和现在一样。安禄山成为了节度使张守珪的养子，这样他有了身份。他也有了真的编制：他做上了一个将军。

他知道，这里生活着太多讨一份生活的人。许多人还是胡人，甚至是杂胡，就像他一样，胡人中的杂种。他们会骑马，会和胡人说话——长安与洛阳，根本就不在意这些人的存在，这些人也许都不在户籍，即使来到长安，大概也只能吹个笛子，表演个节目。然后远远地望着长安地香车美人，讨一点赏钱。

但安禄山在意他们。因为他就曾经也是其中的一员。安禄山让这些人跟自己混，给他们编制，让他们做将军。于是，就有了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在野武將

安禄山叛乱刚发生的时候，唐朝上下也不相信安禄山的部下会愿意跟着他叛乱，但是从后来安禄山叛乱的过程看，叛军内部凝聚力相当的强，与唐朝对抗的意志非常坚定，哪怕是安禄山、安庆绪相继死亡也不影响叛乱的继续，可见安禄山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很稳固的团体，并且得到东北地区很多民众的支持。

之所以这种情况会出现，主要原因是唐朝河北地区的胡化。唐朝建立以后，把大量归附唐朝的异民族移民安置在了河北地区，包括粟特人、突厥人、契丹人、奚人、靺鞨人、高丽人、室韦人等，这些人大量聚居在范阳周边地区，造成当地胡风盛行，对唐朝中央产生离心力。安禄山叛军的主力，正是由这些人组成的。安禄山本人是粟特人和突厥人的混血“杂胡”，史思明也是杂胡。

安禄山叛乱初期以粟特人为核心力量。粟特人通过经商而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叛军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些人拥有的财富和相对较高的文化素质，使得他们可以胜任叛军的领导力量。

在安禄山叛乱之前，实力强大的粟特胡商集团为他造反提供了经济支持。史载：“（安禄山）潜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宝，计百数万。 每商胡至，则禄山胡服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禄山盛陈牲牢，诸巫击鼓歌舞，至暮而散，遂令诸胡于诸道潜市罗帛，及造绯紫袍、金银鱼袋、腰带等百万计，将为叛逆之资，已八九年矣。”

由于河北地区的胡化，所以安禄山、史思明在这一地区很得人心。在安史之乱平息后，当地人还继续崇拜安禄山、史思明，称为“二圣”，进行祭祀。唐朝中期，唐中央一度控制了范阳，任命文官张弘靖为幽州节度使，他到任后就摧毁当地对安禄山的祭祀场所，结果引起当地百姓强烈不满，最后引发叛乱，唐朝中央重新丧失对范阳的控制权。

谈史说事

关于安禄山反叛的原因，历代历史研究者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包括有种族不同说，有制度败坏说，有权力斗争说等等。当然前人的研究相对集中在安禄山为什么想叛乱这一点上，而对于安禄山叛乱的“底气”和实力基础，研究则少得多。简单来看，中国传统政治的格局中，地方势力坐大，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后，只要来自中央的控制明显减弱，地方势力或独立，或反叛试图取而代之，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一点，来看唐代中期藩镇局面与力量的此消彼长，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唐玄宗时期节度使镇边的防御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因应于边境战争的形势，逐渐形成了以范阳、平卢为中心的东部藩镇集团和以河西、陇右为核心的西部藩镇集团，东西部藩镇集团基本处于均衡状态，朔方、河东二镇归入哪方，哪方实力就会得到大的提升。而唐玄宗先西后东的边防策略使得朔方、河东先归于西部藩镇，后从西部藩镇独立出来，而东部藩镇的安禄山得到了河东镇之后，实力得到提升，成了其叛乱的一大助力。

让我们来复盘一下这个过程：玄宗即位伊始，四境不宁，突厥、突骑施，吐蕃，奚、契丹、靺鞨、南诏等周边民族与政权均和唐王朝发生过冲突。但威胁最大的莫过于东部的奚、契丹和西部的突厥、突骑施和吐蕃了。开元二年( 714) ，即位不久的玄宗就在东西边境分别打了一仗。东部是大将薛讷征伐两藩（突厥及奚，契丹），唐军惨败; 于西部则是吐蕃大兵进犯，唐军惨胜。虽然东败西胜，但分析两场战役，不难看出西部的威胁远较东部大，这也是玄宗重视西部边陲防务的开始。

开元十五年正月，河西节度使王君率兵破吐蕃于青海之西，虏其辎重及羊马而还。但这次胜利并未稳定西部的局势，同年九月，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及烛龙莽布支就攻破了瓜州城，不但尽取城中军资及仓粮，还俘虏了瓜州刺史田元献和王君的父亲王寿，毁城而去。之后又乘胜进攻玉门军及常乐县。被瓜州刺史张守珪击败，继而陇右节度使张忠亮在青海西南渴波谷大破吐蕃。开元十七年，朔方节度使李祎率军拔石堡城，于是吐蕃频遣使请和西部局势开始逐渐稳定。在这个过程中，陇右朔方两镇经常互相支援，因为单凭一镇兵力常常无法应付庞大的吐蕃犯境之军，所以以一名最高统帅来统率两镇边军逐渐成为势在必行之事，西部藩镇集团已经初见端倪。

然而从开元十八年到天宝八年，唐代东部边疆的局势再度恶化，开元二十一年，“契丹可突干邀突厥又来抄掠，幽州节度使薛楚玉遣副总管郭英杰及副将吴克勤，邬知义，罗守忠等率精骑万人，并领降奚之众追击之”结果唐军大败，玄宗于是改变了自己“重西轻东”的巨变，在边疆防务政策上开始“重东而轻西”，征调能征惯战的宿将来东境，比如张守珪，就出任幽州节度使。

那么东部边境各镇节度使是如何形成一个天然集团的？幽州节度使在开元二年( 714) 设立，领幽易平檀妫燕六州，开元七年( 719)升平卢军使为平卢军节度，经略河北支度，管内诸蕃及 营 田 等 使，兼统安东都护及营、辽、燕 三州。幽州节度遂分为范阳，平卢二镇，但是平卢镇虽然设立，其节度使往往虚置，由范阳节度使兼平卢军使，依然合称幽州节度使。和西部一样，由于边境游牧民族多以骑兵犯境，来去迅捷，边镇兵力的统一指挥就变得非常必要，所以东部各藩镇也变成了一人统率，“不久任，不兼统”的原则很快就被打破。到了开元后期至天宝年间，一将统率多镇的局面屡见不鲜，除了安禄山本人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还有王忠嗣兼任河东河西朔方陇右四镇节度使，封常清兼任安西北庭两镇节度使等等，根据统计，玄宗朝一共有10人次14次兼任两镇以上节度使。

东西两大边境藩镇集团分别建立后，必然要开始争夺唐王朝有限的权力，资源。东西藩镇的直接力量对比为，东部藩镇总共统兵十万八千九百人，战马一万两千匹; 西部藩镇总共统兵十四万三千人，战马两万匹。范阳虽然以一镇统兵九万余，为当时最多，但战马不足，而且平卢军力过低，因此东部藩镇和西部藩镇相比处于劣势地位。不过西部虽然强于东部，但优势并不太大，故而为了保证对于东部的压制，西部藩镇必须东扩; 而为了消弭对于西部藩镇的劣势，东部藩镇也必然会选择西进，这样，位于东西交界且军力不弱（河东额定兵力五万五千人，马一万四千匹；朔方管兵六万四千七百人，马四千三百）的朔方，河东二节度就成了至关重要的所在。

另一个对于东部藩镇的好消息是，西部藩镇首先坐大，吸引了玄宗的疑虑，并导致了有意的分裂和削弱，再加上西部边陲战事逐渐熄灭，所以玄宗开始放心大胆对西部各藩镇开刀，最主要的事件，就是强行提拔了并非王忠嗣天然接班人的哥舒翰。王忠嗣获罪后，接替他地位的应该是任河西节度使的安思顺，安思顺作为西部宿将，资历甚深，威望甚隆，安思顺的伯父安延偃是安禄山的继父，还曾和安禄山两次结拜。所以从玄宗的角度来讲，不论是从压制西部藩镇的权力来说，还是从避免东西藩镇过于密切的联系来说，资历尚浅，和安禄山不睦的哥舒翰都是比安思顺更好的选择。为了安抚安思顺，安思顺成为了朔方节度使。西部藩镇终于分裂为安思顺( 朔方) 和哥舒翰( 河西陇右) 两个部分。

然而在东部藩镇方面，安禄山始终是稳定的领袖，而在天宝十年，安禄山入朝参拜，又成功地将河东镇纳入自己囊中，这样，安禄山麾下的兵力陡增五万五千人，一万四千匹战马的实力，而拥有六万四千七百人，四千三百匹马的朔方也与西部藩镇渐行渐远，东西部藩镇的力量对比已经颠倒了过来。

安禄山在得到了河东镇的控制权以后四年悍然发动叛乱，唐廷猝不及防，失去了朔方，河东的哥舒翰在潼关失败，之后玄宗仓促出奔剑南，以后和同安史作战主要依靠的乃是朔方军，也还有来自安西北庭和河陇的军队。可以说唐王朝和安史集团的斗争，依旧是以朔方为主的西北边防军与东北边防军之争。而玄宗天宝年间对西部藩镇集团的打击和分化，也可以看做是安禄山起兵反叛的第一个诱因。

用户69792950182

安史之乱，让处于顶峰时期的唐朝，轰然崩塌。

皇帝唐玄宗更是被迫逃向四川，在逃亡的路上，还发生了兵变。唐玄宗为了自保，只好忍痛割爱，把昔日最为宠爱的妃子，杨贵妃给送上了断头台。

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的领导者是安禄山，他一个小小的藩镇领导，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号召力，竟然能带领那么多人，磨刀霍霍，杀向最为鼎盛时期的大唐？

导致这种结果的出现，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一两天能达成的。

要说安禄山能有这么大的号召力，这和唐玄宗的宠幸是分不开的。

安禄山之所以被唐玄宗重用，就是因为他会打仗，很能打。在他管理东北这块地方之前，这里经常发生暴动。

朝廷隔三差五就会派军队来镇压一次，这是让唐玄宗最为头疼的一件事了。

事情出现转机，就是从安禄山开始的。

因为安禄山到了东北一带之后，就开始把这里不服的人打怕了，这一时期没有人敢领头闹事了。

这让唐玄宗对安禄山格外的另眼相看。

唐玄宗给了他很多赏赐，还让他当了一方地方的诸侯。

更为严重的是，唐玄宗最为宠幸的妃子，杨贵妃还收了安禄山为养子，并且为了拉拢安禄山，杨贵妃还亲自为他洗过澡。

这些事做的，都是为安禄山加分的项，把安禄山的威望给提到了很高的高度。

可以说那时候的他是皇帝跟前最红的人。

无论他要多少钱，唐玄宗都是大笔一挥，给了。

安禄山就是用了这一批皇帝奖赏给他的钱，招兵买马，武装他的部队的。

那时候，安禄山之所以能战无不胜，全部依仗他有一支快如闪电的铁骑部队。

安禄山在招兵买马的同时，还大量拉拢人才，给他们封厚的奖赏，这就叫收买人心。

更加不得了的是，安禄山在发动叛乱之前，给唐玄宗要走了，他管辖军队官吏的升迁奖罚权。

有了这些权利，安禄山就把服从自己的人，给提拔了上来，把不服从自己的人给打压了下去，或者直接给杀害了。

就这样安禄山从地方诸侯，变为了地方的土皇帝。

当他发兵叛乱的时候，他的手下都肯为他卖命，毕竟，对于士兵来说，谁给自己发工资，谁给自己的待遇好，他们就会为谁服务。

这就是北方的部队，宁愿选择造反，也不安分守己的原因。

安禄山是唐玄宗一手提拔起来的，威望也是唐玄宗一手给他塑造起来的。

当时朝廷里没有能和安禄山匹敌的武将。

所以，安禄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拿下大唐的半壁江山，还把唐玄宗给逼走。这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大概这就叫自己酿的苦果，自己吃吧。

史学达人

“惊堂木一响，有书君开讲！”大家好，这里是有书君讲历史。

今天我们来聊聊在唐玄宗时期，安史之乱中唐朝军人为什么不珍惜“盛世”生活而去造反？

首先我们要说唐朝时期是中国最鼎盛的一个时期，唐玄宗一生经历了唐朝从最辉煌走向最没落的过程。

在他前半生，他做到了前辈们都没能达到的丰功伟绩；

可是他后半生却因为自己的“残疾行为”让好好的大唐盛世出现了危机。

为什么说唐玄宗有“残疾”，因为有人称他后半生像个“聋子”。这全都是通过他对安禄山的态度体现出来的。

有书君听说过一个段子：张九龄劝诫唐玄宗杀掉安禄山，认为此人不可留，但是唐玄宗并没有执行，气的张九龄大骂：

“你聋子吗（李隆基吗？自行脑补粤语发音）？”唐玄宗答道：“对啊，是我啊。啥事儿？”

当然，前面是开玩笑。不过唐玄宗确实是有机会杀掉安禄山的。

但是因为他没有杀，才给了安禄山发起“安史之乱”的机会，也就是在“安史之乱”事件之后，唐朝就开始走向衰退了。

那么在安史之乱事件发生的时候，唐朝还处于一个盛世阶段，为什么仅凭安禄山这样的一个普通人就可以让那么多军队跟着他一起造反呢？这得从两点说起：

1. 所谓的大唐盛世

对于像长安、洛阳或其他主要城市的官宦子弟来说，这当然是盛世，源源财富从全国各处汇聚到这里。

靠着家里的关系，这些名门子弟可以出任重要的官职，或者至少是有利可图的职位。

他们成天作诗、饮酒，享受盛世的生活。

然而，对于在边境讨生活的人来说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无论什么时期的生活都是一样的，有富就有穷。

不是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说么？那下面的百姓和边疆的军人们都是很苦的，所谓的盛世跟他们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安禄山在年轻的时候，日子就挺不好过。

他的父亲是粟特人，可能是因为丝绸之路的原因，一路来到了唐国的东北边疆。

本来安禄山还可以有一个殷实的童年，但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故去了。

他母亲是突厥人，信仰拜火教（不懂的去玩一下“剑侠情缘网络版”），后来改嫁了一个突厥小官，对安禄山十分不好。

没法子，安禄山只能自己想办法讨生活了。

2. 安禄山的为人

安禄山狡黠、阴险，同时也敏感、精明。

他虽然目不识丁，但却不是纯正的大老粗。

他能说六种语言，还擅长玩“读心术”，是个智商与情商都很高的人。

而且他很会伪装，先是想方设法巴结上唐玄宗，然后又认了比自己小十六岁的杨贵妃当干妈（听说杨贵妃还给他洗过澡）。

如此通天绝地的人脉为他罩上一层神秘色彩，有奏必准的能力也增强了他的感召力。

唐玄宗给了安禄山很大权力，同时也给了他很高的地位。

头衔包括地方上的卢阳、范阳、河东三个节度使，以及闲厩群牧史、陇右群牧史和群牧总监。

朝中则先后履职御史大夫和左仆射（等同于宰相），晋封东平郡王。

如果安禄山要是活在当下，印个名片都不够地方写头衔的。

安禄山也很有交际能力，冯梦龙在《智囊》中写过，他在造反前会先宴请手下将领，主要是为了宣布奖惩纪律、恩威并施。

先是提出立功之后的大量赏赐，然后分发出兵路线图布置任务；同时威慑手下、宣布违令者斩，让手下别无选择。

通过以上两点，有书君觉得凡是对大唐盛世毫无感觉的边疆将士茫目跟随造反也很正常，毕竟他们的价值只能在战场上体现出来。

危难时刻，官民们才能想起他们；

太平盛世，他们就成了隐形状态。

如今有了安禄山这样如此爽朗、又会做人的领导者带领他们争取更好的生活，谁能不渴望未来或许真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在等待着他们呢！

有书共读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说明题主还是很理想化的。

事实上，“盛世”只是一个形容词，并不意味着当时社会的所有阶层都处在一个“完美”的生活环境下，我们说开疆扩土、封狼居胥，往往又是建筑在军人、百姓的累累白骨之上，当然，对于没有身处这样的残酷环境下的旁观者而言，往往看到的是四海宾服的光环，而不是黎民的痛苦。当然，也有不少理想充盈的朋友，真心认为自己愿意做“盛世强国”的一块砖，哪怕做鬼也幸福。

然而，作为大唐“盛世”的一部分，唐朝的军人们往往没有这样高的觉悟。

唐朝前期和后期，军事体制有很大的区别，前期以府兵制的番上来支撑中央禁军，以兵募等民户征发的方式满足出兵、野战的需要，边境的镇、戍、守捉，也以民户征发为主。

也就是说，唐太宗、唐高宗横扫四夷的野战军其实是由大唐朝各个州县的民户，以服役的方式组成的，而国家给他们的主要回报，是荣誉和任官的机会，这个逻辑与之前的北朝一脉相承。

而唐代的官职系统，其实是明确分为文武两个序列，文，则为职事官（三省宰相到县尉，实际职务）、文散官（待遇官阶）；武，则为卫府官（十二卫大将军到折冲府校尉、队正，实际职务）、武散官（待遇官阶）、勋官（战功奖励，获得候选武官资格及对应田宅、礼仪奖励）。

在唐代前期，由于战争频繁，勋官首先滥恶，以至于丧失了社会地位，因为已经太多了，按级别“授田”的经济优待完全执行不下去，政治上升空间也近乎于无，《旧唐书·职官志》记载：

翻译过来就是，由于士兵出身的勋官按照唐令的规定，品级相当于公卿，但实际上身份地位连不入流的胥吏都不如，甚至“有类童仆”。

问题是，哪怕是这套虚文，到了武则天朝也已经废弃，《旧唐书·魏元忠传》就写道：

这些是“兵卒”，他们的领导——用来“储将”的卫府系统，所谓的大将军、折冲都尉、果毅都尉们，在高宗、武则天时代的大扩张之后（总章年间为唐代版图最大之时），也一路沦落。

傅璇琮著《唐代诗人丛考·韦应物系年考证》：

可见，到这个时候，连曾经由五品以上子弟充任的府兵禁卫，也已经沦落了，骂人都叫“侍官”，至于说武职最高的大将军、将军们，也沦落成了安排闲人的“闲职”。

最重要的是，《新唐书·兵志》记载：

兵不补充倒还在其次，折冲府系统的武官久久不能升迁，豪强士人已经抛弃了这条晋身之路，则这个职官系统的废弃也就是时间问题了。

到了唐玄宗时代，上述问题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他的解决方案也并不是恢复旧制，而是将卫府武职官彻底的阶官化，变成一种口头政治待遇奖励，一次战争胜利，发出的空白折冲、果毅的告身成百上千，直至开元天宝之交，彻底废除了折冲府体制。

而此时唐代的军事制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原本的“义务兵”基本上被“职业兵”代替，从军不再是为了“荣誉”和“仕途”，而是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且是养活全家的手段。

到了安史之乱前后，武人晋身的封赏滥恶，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按照《资治通鉴》卷219的记载：

这种官爵的泛滥，直接造成的结果，并不是军人地位的上升，而恰恰是安史之乱前后，大唐王朝愈演愈烈的“清浊之分”，即已经不再把朝廷的名爵当做衡量地位高低的标准，而是当时的贵族阶层，以及社会主流舆论，完全将“出身”视为区分地位高下的基准。

这种情况下，尽管职业化的官兵们仍有资格穿着三品以上官员的紫袍招摇过市，收获的却不是艳羡，而是“成功人士”的白眼。

换句话说，“大唐盛世”中的军人们到了安史之乱前后的时期，其社会地位与他们拥有的力量完全不匹配，我们不能否认大唐正统王朝具有的伦理号召力，但是，对于日益游民化，社会地位越来越低贱的军人群体而言，这个“盛世”只在需要他们出命打仗的时候把他们当做“人”看，这不仅是社会地位的问题，在军食、赏赐等方面，也是如此，所以，职业士兵们最终走向了“拿钱办事儿”的行为逻辑，经常会“养寇自重”、“肆意劫掠”，以他们的“战争技艺”来获取，骗取，甚至是胁迫来得到封赏。

具体到安禄山的反叛，则要考虑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唐代供军费用的严重“西高东低”，哪怕是在战事并不激烈的剑南节度使，每个编制士兵的费用也是东北方向，范阳节度使士兵的3倍。

而安禄山本人之前兼任了一系列与“供军”有关的使职，说明其在唐玄宗的信任和倚重下，以更少的财政资源厚养了三镇，或者至少两镇的镇兵，这些人作为长期居住在边塞的边兵和边民，无疑与他们真正的“衣食父母”建立了深厚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将领与军队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安史之乱后仍旧可以看到，比如幽州节度使朱泚入朝，就带了一部分幽州兵，而他统带这部分兵马的权力也由朝廷的正式任命所认可。

综上所述，唐朝的边军跟着安禄山造“大唐盛世”的反没什么奇怪的，而且这部分军人的主力，也并非某些人所臆测的都是“胡兵胡将”，其主体就是唐朝当年的经制军人，很多就是汉人。

刘三解

想要知道为什么，就要从当时藩镇军队的状态来看。唐玄宗时期大唐开边战争不断，一开始这一切还在皇帝本人手里掌握着，唐玄宗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一时间好不痛快。

可是到后期，由于贪恋美色，整天跟杨贵妃腻歪在一起，唐玄宗这个人就废了，他逐渐不过问朝事，导致整个帝国陷入一种失控状态，远在边陲的藩镇军队更是如此，很多将领为了个人利益随意向国外发动战争。好在那时候大唐国力强盛，边陲烽火连天的时候，内地仍然过着舒服的小日子。

将领们对外作战为的是名利，对小兵来说仅仅是为了利了。公元750年，高仙芝借口石国无藩臣之礼，率安西军征讨，石国上下知道打不过只得投降。可惜高仙芝此行的目的不是降服石国，而是看中了石国的财富，唐军对已经投降的石国大肆搜刮，将钱财捋掠一空，并且俘虏了石国国王。第二年高仙芝将石国国王进献给唐玄宗，因战功被封为右羽林大将军。而夺取的财富，大多被手下的军人们瓜分。

正是有以上好处，军人们非常愿意打仗。可是不要忘了，当时天下最富庶的国家就是他们所在的大唐帝国。

大唐有多富呢？杜甫是这样回忆安史之乱前的大唐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富庶的大唐）

所以，当安禄山举兵反叛的时候，这些骄兵悍将所看到的不仅是平步青云，还有数不尽的财富美人。这比攻打北方游牧民族所获要多的多，值得去拼命！

最关键的是，内地承平日久，根本不是这些藩镇军人的对手。面对唾手可得的财富，谁会拒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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