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普惠金融要避免落入两个‘陷阱’，一是避免个人过度授信带来新的信用风险，二是避免互联网金融‘先发展后治理’的风险。”6月12日，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王小龙在由中国人民大学普惠金融研究院主办的“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研讨会”上做出这一表述。
他认为，自《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印发以来，普惠金融成为金融领域的热点，无论是传统银行还是新兴的非持牌机构都积极投入其中，这一派繁荣景象的背后，有一些新情况应被业内高度重视。
首先，避免个人过度授信带来新的信用风险。
“过去银行对企业过度授信、多头授信，客观上成为经济发展埋下隐患。”王小龙说，以浙江省为例，在经济下行期，因联保互保引发信用风险，该省银行业曾大吃苦头，甚至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如今，由于各大银行转型纷纷下沉重心，大力拓展零售业务，个人贷款的总量和比重明显增加。“我感觉当前比较危险的趋势是，农信社个人业务做到哪里，别的行跟着我们做到哪里，这种个人过度授信是很危险的。”
他表示，农村过去是授信不足，但如果在农民金融知识不够丰富前提下给他过度授信，反而会让他误认为融资是很容易的事，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同时他认为，当前影响普惠金融的因素之一是成本，即整个社会融资成本高，但融资成本高与所谓的银行业竞争不充分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因为普遍的资产升值预期带来的高杠杆推动了市场利润。
“在浙江杭州有近60家银行在竞争，目前不是银行竞争不充分，而是过度竞争，很多银行在同一个县域，我的看法是没有可持续的条件和能力。所以，利率高不是银行竞争业竞争不充分的问题，也不是普惠金融力度不够的问题。”王小龙说。
其次，避免互联网金融“先发展后治理”的风险。
他表示，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其在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提升服务体验等方面具有优势，但目前其治理模式尚不完善，特别是如何规范、合理地利用大数据十分重要，不能走上不规范、不合理滥用信用体系的弯路。
“实践中，有部分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利用大数据分析，选择特定的优质客户群开展跨区域营销，这种利己主义者的互联网金融，我认为不应该被视为普惠金融的有机组成部分。”王小龙说。
他建议，监管部门应继续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和引导，鼓励正规持牌金融机构重新利用互联网技术来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同时，防止别有用心、打着所谓“互联网金融”旗号做违法违规事情的机构和个人，尤其应加强对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数据的管理。
最后，普惠金融应融入社区治理体系重构的进程。
王小龙表示，城乡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单元，长期以来，广大农村地区通过党的领导、村民自治、乡规民约的有机结合，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社区治理体系，特别是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农村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乡村治理日益完善。
“然而，目前缺乏城市社区治理，现在叫金融机构上人家家门是进不去的，社区对农民的情况也不了解。”王小龙说，从全国整体范围看，社区治理体系正处在不断完善和重构的进程中。
深化提升普惠金融发展，接下来农信社一方面要总结农村治理的相关经验，开展社区网格化服务，让服务触及家家户户、边边角角，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城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全面融入社区治理体系重构的进程中。同时，要积极应用金融科技力量，着力提升服务便捷度、体验度，让社区百姓“一次都不用跑”，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内涵。
閱讀更多 經濟日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