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邓小平在西安的革命活动，是他在国内从事政治、军事斗争的起点。在此期间，23岁的邓小平和刘伯坚、史可轩等著名共产党人一起，努力培养革命人才，积极宣传鼓动群众，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对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当时和后来革命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邓小平1927年在西安之际，正值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浪潮席卷全国。
国民军首领冯玉祥在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苏联顾问帮助下重振旗鼓，于1926年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率全军参加国民革命。随后，冯玉祥接受共产党人李大钊“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侧应北伐”的建议，制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行动方针，绕道宁夏、甘肃向陕西进军， 一举解围被直系军阀刘镇华部镇嵩军围困8个月的西安城。
国民军联军入陕和西安解围， 标志着西北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开始新的高涨，处于大革命疾风骤雨中的西安成为北方革命运动的重要根据地，一时有“南广州，北西安”之美誉。
冯玉祥为了壮大实力，一方面接受苏联的大批军火援助，一方面接受中国共产党派遣更多的人员从事政治工作。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从广东及在苏联学习的党员中抽调大批同志到西安，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一位。
二
邓小平当时名叫邓希贤，1926 年1月离开法国奔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年底，邓小平奉命启程回国。他们一行20多人先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到乌金斯克，然后换乘汽车到达蒙古的库伦（今乌兰巴托）。等了一个短时期后，由于车辆容载的限制，便派共产党员邓小平和共青团员王涤亚、朱世衡3 人组成先遣队，乘坐苏联给冯玉祥部队运送军火的汽车先行回国。
好不容易走出漫无边际的荒原，他们又遇到沙漠。汽车不能行走了，只好改骑骆驼，整整走了8天8夜才越过这死亡之海。就这样，邓小平一行历经千难万险，走了1个多月，终于到达宁夏银川。在银川稍事休息，又骑马日夜兼程，经陕甘大道，于1927年3月到达西安。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他们从莫斯科经蒙古草原、西北沙漠而来的20多个同志，到了西安后都已衣不掩体了。有一次，冯玉祥召见他们这些中共派来的人员，所见到的几乎都是这个样子。
目前史书上有关邓小平到达西安的时间、路线记载不一，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邓小平1926年8月随冯玉祥由苏联回国，参加五原誓师后又随冯于1927年1月到达西安。对此，邓小平曾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邓小平传略”条目送审稿上明确批示：“1926底从莫斯科动身，1927年3 月到达西安，没有参加五原誓师。”
三
陕西地区国民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急需大量的军事、政治干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和国共合作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西安创设了许多革命干部学校，其中仿照黄埔军校办学方式创办的中山军事学校被称为“西北黄埔”、“第二黄埔”。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军校于5月12日正式开学，共招收学员700余人。中山军事学校名义上归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管辖，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掌握，全校各级领导和指挥职务都是共产党员担任的：校长由著名共产党员、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史可轩兼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由从苏联回国的共产党员李林担任；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并任该校中共党组织的书记；学员总队长由共产党员许权中担任，主持日常操练；全校3个大队（相当于营）的大队长高致凯、张汉俊、杨海波也全是共产党员；所有中队、分队指挥干部及军事政治教官， 除少数教官由苏联顾问团专家担任外， 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在整个国民革命时期，象中山军校这样各级军事、政治及教育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在全国南北方众多的军官学校中绝无仅有。
中山军事学校“以政治军事教育练成革命军人干部人才为宗旨”，开设的课程有政治课和战术学两大类，政治课包括《中国革命史》《三民主义》《国民党史》等。全校政治教育由政治部主任邓小平负责。
据中山军校学员雷展如回忆：邓主任“经常给我们讲话，讲大革命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苏联的革命经验，以及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应遵守的革命纪律和养成吃大苦、耐大劳、英勇善战的革命精神等。”学员郑殿华回忆：邓主任“讲得生动精僻，通俗易懂，对我们的教育鼓舞很大。”学员胡震回忆：他与邓小平经常见面，邓主任“每天都很忙，上课、作报告，研究与处理学校的重大事宜，常常工作到深夜。”
另据《陕西国民日报》报道，中山军事学校于1927年5月23日成立国民党特别支部，李林、许权中、杨国栋，当选为监察委员：惠介如、邓小平、张汉泉3人当选为执委会常务委员，分别负责总务、组织、宣传等工作。
四
邓小平十分注重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军队。
在国民军联军中，有共产党直接掌握的许权中旅，该旅的前身是按照邓小平的意见，由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和中山军事学校学员为基础组成的，史可轩任总指挥，许权中任副总指挥，高文敏（克林）负责党的工作。1928年5月，许权中旅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渭华起义。邓小平后来回忆中军事学校时说：该校“除了军事训练外，主要是政治教育，健全和发展党团工作等项。政治教育主要讲革命，公开讲马列主义，在西安，是一个红色的学校。这个学校在1928年成为陕西渭华暴动的基础”。
中山军事学校位于北院门内（即后来的西安市人民政府院内）。校门上是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手书的校名，一进门是操场，再往里是一个大厅，大厅左边是学员宿舍，右边是一座二层楼房，邓小平和其他校领导都在楼内办公。
今天的遗址内已无遗物可寻，但在传世的物品中还存有1927年6月6日陕西省农民协会成立时，中山军校给大会代表的赠旗。赠旗的右上方是铁锤、镰刀、步枪和红星组成的图案，图案上有“世界革命”四个大字， 左下方的赠言是：“要想得着你们自身的解放， 只有团结起来， 武装起来， 在工农兵联合形式之下努力前进！”这种旗子当时赠给出席会议的代表每人一面，现在能见到地只有两面，一面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另一面保存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邓小平在主持中山军事学校政治教育工作的同时，也经常在西安中山学院讲课。中山学院由共产党员刘含初任院长，李子洲任副院长兼教务长，实际上成为西北地区具有中共党校性质的著名革命学校。该校每星期六举办专题报告，邓小平和刘伯坚及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等都利用这个时间作过报告，给学员们留下了极期深刻的印象。
当年的学员张子敬还清楚记得，邓小平在该院作报告时双手卡腰，生动讲述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情形。除此以外， 邓小平还参加过西安的一些党团会议和革命群众集会。据《陕西国民日报》当时报道：5月20日，陕西青年社第一次代表大会特邀“新自苏联归国之邓希贤同志讲演苏俄之近况”。6月12日， 邓小平又出席了省立一中非基同盟（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实行文化侵略的组织）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指出：“我们打倒基督教，应具有三点，第一， 要站在科学的观点上来反对基督教：第二，要站在革命的观点上来反对基督教：第三，要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观点上来反对基督教。”
五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形势风云突变。冯玉祥于6月10日参加汪精卫在郑州召开的反共会议后，19日便以集训为名下令所部全军政治处长到开封集中予以捕押审讯。邓小平与刘伯坚、史可轩、李林等商量对策， 大家一致认为邓应去武汉找党中央而不去开封“受训”。6月底，邓小平离开西安，经郑州前往武汉。
1927年邓小平在西安的革命活动虽然只有三四个月，但却是邓小平在国内从事政治、军事斗争的开端，在邓小平革命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82年9月14日，邓小平在接见冯玉祥的亲属时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说：“当时，焕章（即冯玉祥）先生要求我们党派人到西北军。我们从莫斯科一起来了20多个人。有3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才23岁。……记得我们和焕章先生在（西安） 红城广场一起用餐，啃馒头吃咸菜，那时西北军的生活苦得很。”
（作者简介：袁武振，中共党史专家，西安邮电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三级教授、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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