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墨李毓昌老家里，他父亲李守礼身患顽痹，行动不便，他母亲孟氏终日在身边扶持。他的妻子赵珍珀领着三岁的女儿小蕙，守着几十亩地过活。李姓在当地是大族，毓昌既博得七品顶戴，算有了出息，族人更多有照顾，家里日子还过得去。
逼近年关，传来噩耗，如晴天霹雳。妻子当时昏厥，女娃儿吓得哇哇直哭，父亲唉声叹气自怨不幸，母亲唤了一声“天哪！”见媳妇昏倒，又强忍着泪水上前救助——掐人中、抹胸、捶背，待珍珀醒过来，吐出口浓痰，放声一哭，她又喘不上气来。隔墙而居，也是送信来的叔叔李太清顿足不及，忙得团团乱转，不知如何是好。好一阵大家才缓过一口气来，开始商量如何迎丧。这负担也就落在族叔身上，说定过了初五动身。
过了年，既嘉庆十四年，李太清从山东出发来到山阳县。先拜了王县令，得到了热情的接待，被引去城外一座庙院里看了寄存那里的灵柩。晚上安排他在原李毓昌公馆附近的客栈一间上房里住下，并把公馆的钥匙交给他，说死者遗物均在其中，没人敢乱动，请从容清理，如需人手，言语一声，县府提供。
次日一早，李太清就进了那座公馆，准备把李毓昌的遗物归拢一下。遗物也不多，值得收捡的，除了一套被褥，几件换洗衣服，一领皮袄，就是几部书籍。书籍放在案上，一个多月无人动，封面已布满灰尘。他信手拿过一册扑拍抖动一下，忽然从中掉出一叠折起的纸来。他捡起来见是两张八行笺，上面写满了字。仔细一看，认出是李毓昌的笔迹。开头写道：
“具文。领知县衔查赈委员李毓昌为山阳知县王伸汉贪冒赈银，查证座实……”
后面还有“利陷毓昌，严辞斥退”等语。这原是一篇呈文底稿。他想而今山阳县令仍是逍遥法外，显系呈文没有送出。那么侄儿之死，恐怕另有原因。从哪里打听线索呢？县衙门的人说过李毓昌原是随身带来三名仆役的。主人死后，他们曾出场交代所见情节，之后，流落异乡，生计无着，王县令看死者情分，予以照顾，分别作了安排，现在都走了。李祥被推荐给常州通判当长随，马连升被荐到宝应县衙门当差，顾祥得到王伸汉一笔重酬，回了老家。李太清既找不着可供问询的人，只好向县令辞行。王伸汉当即赠给一包银子——在贪污者心目中，有钱能使鬼推磨，自然处处想用银子来结好。带着疑团，拿了王伸汉赠送的一百五十两银子，雇了四名脚夫，拾着尸棺，李太清一路护送着回原籍了。
回到即墨，家人虽说噩耗早闻，但想到一位骨肉至亲，尚未及而立之年，竟长眠在棺木里了，也都不胜悲凄。尤其是珍珀，出身书香门第，礼教攸关，势将守寡终生，过一辈子凄苦生活。有心从夫君于地下，经公婆族人劝解，也舍不得已能笑语的小娃儿，才打消了身殉的念头。多少日子柔肠百结，常是以泪洗面，又像失魂落魄似的。
转眼到了二月二，四年前珍珀与毓昌，正是这个日子结婚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念及已经死别的亲人，神伤不已。一大早抱着蕙儿到距宅子不远，浮丘李毓昌棺木的地里，大哭了一场。回来后含泪给二老做点饭菜，侍奉他们吃了。自己难以下咽，喂喂蕙儿，孩子陪着妈妈哭，折腾半天，早已困了。
珍珀拍睡了幼女，无精打采地坐着，抬眼看到叔公带回来的丈夫的遗物，自从叔公把它带回来，公婆均无力捡看，就交给她拿进房里。她也无心收拾，也似有一种莫名的忐忑，所以一直未动。现在睹物思人，物要人杳，泪珠儿不由又一连串地滴了下来。抽泣一阵，终于一阵冲动，把那个包袱拿过来抱在怀里，又凄然打开，手轻轻地翻着，轻轻地抚着，两只眼凝凝地似无神而又似专注地看着。突然发现丈夫随身穿的一件皮衣上有一、二小片斑痕，似为血迹。触目惊心，赶快禀告公婆。又请来叔公，把皮衣拿出来共同仔细察看。
李太清出身武馆也曾读过些书，看过《洗冤录》之类的书籍。本来对李毓昌的死因就很迷惑，见此情节，更加生疑。当即作主，自行开棺验尸。棺木启开，但见死者指甲青黑，用一根银针探人喉部，白针颜色立变，擦拭不掉；是中毒确证。于是筹措路费，准备赶赴北京，向都察院具控喊冤，这就是要告御状了。
所谓冤，只是说李毓昌并非向缢身亡，乃中毒而死。谁是凶手，尚无证可指明。可是李太清却抓住李毓昌所拟呈文底稿中写的王知县贪冒赈银，又对上差利陷的事项。还提到自己在山阳县已找不到打听的线索——李毓昌的三名仆役均得到很好的安置，都远离山阳了，山阳县对他出奇的热情等等可疑情节。这样，虽说告的是王伸汉杀人，而实质上重点又突出了王伸汉是由于贪污迹露才动心谋命，那么更加引人注目的就是告一件贪污案了。
在封建时代，一般老百姓如有冤告状，只能从基层审判单位诉起，不允越报。只因李毓昌之死，已经过府、藩几级定案。冤是他们造成的，要喊冤等于把他们都告了，这也只能到京城去告御状。告御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击“登开鼓”，京城长安左门外设置面大鼓，由大内侍卫值守，接纳击鼓申诉上奏。另一种是在皇帝出来时拦舆喊冤。勿论是拦皇驾或击“登开鼓”，当时就可能被先打得半死不活，或枷一个月，要是被认为所诉不实，是有罪的，严重到有可能被处以绞刑。就是向都察院投诉，受理之前，从门房、文房到司吏，不知在哪里就可能给挡住了。就是到了都察使手中，能不能给转呈到皇帝面前，还是难说。
李太清进京告状的时候，幸得一个好机会。那就是嘉庆皇帝对贪污案的特别关注。和绅贪污抄出的家财之巨，他是清楚的。乾隆晚年优容近臣，已成积弊。到他这一朝，官官相护，狼狈为奸的事件层出不穷，此落彼起。他深感对那些尸位素食，贪赃枉法之徒，如不严肃追查惩处，将会动摇他大清王朝的根基。为此正想抓住要案、要员，狠狠地给以打击，以便造成震撼人心的威势，以儆效尤。这个心意早经晓渝都察院。所以李太清的诉状都察院不仅收了，而且很快地转报朝廷，奏请嘉庆皇帝御览。
嘉庆看了都察院的奏章及李太清的状词，认为正是自己要物色的案件。即给军机大臣发下旨谕。“朕详加批阅奏折，其中疑窦甚多，必有冤抑，亟须昭雪！李毓昌既能拒贿，可见清廉正直，出于常情到县署赴席，何以回寓后遽尔轻生？山阳县厚赠李太清，未必不因情节支离，欲借此结交见好，希冀石生疑虑。推荐安置李毓昌的仆从也属反常。李祥等不过同僚厮役，何以俱代为安置周妥，其中难保无知情同谋贿嘱灭口之情弊。总之案关职官身死不明，更属吏员贪污渎职，总应彻底查清，以期水落石出。”他命令山东巡抚吉伦把李毓昌的尸身运到省城检验，又命刑部将山阳知县及有关人证调来京城，由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长官一齐审讯。
山东巡抚接至圣旨，哪敢迟延，立即派人员到即墨将李毓昌的尸体妥为运来，委派有经验的仵作详加检验。这时辗转已春夏之交，天气暖了，尸体也腐烂了。仵作们只好蒸验骨殖，发现全身骨骼大部青黑，惟独胸骨暗黄。他们断定：大部分骨色青黑是中砒霜之毒所致，胸骨颜色未变，则显示毒未发到全身即被缢死，显系受谋害而非自寻短见。
刑部行文到江苏藩司衙门，由于是奉旨行事，藩司迅即派专员经府到县，将王伸汉摘去乌纱帽看管起来。待包祥、李祥、顾祥、马连升等抓齐，便一起押解京城。
王伸汉被押之日，已知事态严重，无奈差官来得急迫，仓促间不及安排，被押后更失去了自由，想和两江总督衙门通消息都不可能了。只有家属托付几个亲友，带了一批银子和几件珍贵玩物赶到京城，企图贿赂要津。所托之人身份不高，也没经验，竟迟迟不得其门而入。又因听传言皇上正亲自过问此案，也不敢轻易探路。结果只好悄悄地归去了。
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侍郎分别严讯了王伸汉等人。在确凿的证据与诸般刑具的面前，他们都无从抵赖，也不敢抵赖，先后供出了谋杀李毓昌的动机和手段。同时王伸汉也供出一些贪污的情节与款项数目。但在杀人手段上，王伸汉早就作有文章。他在遣走李祥等三人时，基于自己熟悉办案过节，所以心虚，惟恐事迹有败露的时候，就让包祥告诉他们，在某种情况下，就是认罪了，投毒的情节要各说一套，那样县令在两江总督衙门里有人，将来必有转环的余地。所以在质问他们投毒情节时，王伸汉承认主使，却又说不知道具体情节。顾祥说是不是投了毒，他不知道，他只是把李毓昌抱住，按在床上。马连升说他就是奉命套口袋勒人。包祥说自己身上原藏有砒霜，投在席上点心里。李祥说他到市上药铺里买的砒霜，投在茶里。虽然口供有出人，可是刑部亟待奉报皇帝，从验尸明显的现象已足可证明是中毒后被缢死的，又有人供认了投毒就认定可结案了，将审讯结果写成奏章呈给了嘉庆皇帝。
在刑部办案的过程中，两江总督铁保总算得了有关消息。王伸汉既出自他的府中，他就有些放心不下。也派人到山阳县进行调查，并令淮安知府，亲自到南京面禀经过。知府称自己没参加饯行宴，一口咬定是经官家仵作按律例验了尸的，案卷只能根据尸格来定。李毓昌年纪甚轻，只身在外，已近年关，酒后感情激动，一时糊涂寻了短见也是可能的。因之，才以“酒后情惑自缢”定案。至于查实王伸汉侵贪赈银一事，王毂则说山阳县虽属他管辖，但査赈的毕竟是上差，情况尚未向他禀报，他只是略有风闻。“王伸汉操行不洁，准备查证，果有严重污绩，谋杀上差或有可能。”他真说得头头是道，滴水不漏。铁保想到王伸汉侵贪赈款谋杀上差的案如果定了，由于王出于他府，难免要遭清议。一旦朝廷再追查他的责任，不好答对。于是就交代文房执事拟一奏章，据实为王伸汉开脱。拟稿者挖空心思，也不敢用王毂所说之“实”，却说总督也怀疑李毓昌是在王伸汉的酒席上被毒害致死。接着说调查同席之人，无一人有中毒现象。调査山阳县一些药铺，也无衙门的人买砒霜的印象，逮捕厨役严讯，也无所供云云。这为王伸汉开脱之意已跃然纸上。只是没有明说李毓昌可能死于他人之手。原曾想倒打一耙，说李毓昌贪污了，仆人见财起意谋杀了他。后来怕与刑部产生直接矛盾，以致激怒皇帝而作罢。因为他派出的调査人员回来后，确已发现王伸汉是有贪污受贿劣迹的。
尽管如此，皇上见到铁保的奏章，也大发雷霆，怒斥铁保“昏聩糊涂已极，不能理封疆重任，亦何堪忝列朝绅”下令“着即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嘉庆对江苏巡抚也没放过，说他“身为巡抚，于所属有此等巨案，全无觉察，如同昏聩。”实属“年老无能”革出职务，让他回乡养老去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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