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学家浜隆一郎在评点中国历史人物时，曾这样说道：
“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道德、学问和事功，三者兼备才能成为伟人。纵观中国历史上的所有人物，能够做到三者兼备的只有三人——三国的诸葛亮、明朝的王阳明、清朝的曾国藩。三人品格高尚，学问精深，并且都有征战沙场、建立事业之功。”而今天咱们讲的就是这三人中的其中之一，也是心学的开创者，王阳明。
1，愚人求知识，高人悟学问。
《传习录》上记载，一朋友问王阳明：“读书不记得如何？”
王阳明回答说：“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若徒要记得，便不晓得；若徒要晓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体。”
王阳明认为，一般人读书只是记得书中的话，这是在学知识。因为记得只是你记住了书中的话，但这“知识”对你有没有影响、触动,，这种知识很难得到现实应用。
晓得则是你从自心中发现了书中的那些道理，在自己心中印证了书中的道理。这就是读书以发明本心。这样得来的才是真正的学问。
在王阳明眼中，知识是死的，没有态度的东西。而学问，则是在我们心中得到印证，得到体悟的知识。这里最大的差别就是有没有在自己内心，印证过，体悟过。
所以，有些人明白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读过很多书，但做起事情来却不靠谱。因为这些道理在他心中只是知识。
此前流行的一句话：明白很多道理，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其实说的就是只求取知识和外在的技能，没有得到真正的学问
不管是读书还是修行，我们都应该搞清楚我们是在学知识，还是在体悟道理，做学问。
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学就是学知识，当然是越学越多；而为道，就是体悟学问，自然越来越少。王阳明告诉我们，学问到最后就只剩下体悟和良知。
2，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还不如不知。
生活中经常碰到这种人，他们有很多知识，知道很多道理，但却从未按照那些道德箴言、那些知识去做事，去践行。
王阳明认为，他们其实是不知。比如一个儿子自以为知道什么是孝道，但是现实中经常虐待自己的父母。这个儿子其实并不知道“孝道”。
所以王阳明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真正学问到家的人，知道了一个善的道理，是马上就会身体力行的。如老子所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一个人如果真的体悟到了什么是好的、善的，那他一定会去做。如果他没有付诸行动，原因只有一个：他并未真正认识到善或孝。
我们知道太多，但是践行却很少，这些的结果还不如知道的少些让自己的心更自由的效果更好。
3，有诚才智慧，无诚只是小聪明。
王阳明认为惟天下之至诚，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即“诚”对于做事非常重要的。做事情，必须要先有诚意，然后才能在事物上格物致知，否则就会无从下手。所以，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讲究一个“诚”字。而这个“诚”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坦白。
我们经常谈到智慧和聪明的区别，在王阳明看来，真正有大智慧的人都是以诚为本的，诚就是不自欺，不欺人，不欺世。
而那些“聪明人”，与诚相反，以巧诈为本，所谓的聪明都成了获取利益的手段。
在王的代表作《传习录》中，他说：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时之得，以猎取声利之术，若管、商、苏、张之属者，至不可名数。既其久也，斗争劫夺，不胜其祸，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霸术亦有所不能行矣。
翻译过来就是：人人互相模仿，每天所关心的只是富强的学说、倾诈的阴谋和攻伐的计策，所有欺天骗人得到一时的好处，可以猎取声名利益的方法，比如管仲、商鞅、苏秦、张仪这种人，简直数不胜数。时间一长，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掠夺，祸患多到受不了了，人与禽兽夷狄几乎没有两样，霸术慢慢也行不通了。
所以，王阳明在家训中告诫后辈说：毋说谎，毋贪利，毋使诈。人如果做不到诚这个字，那么他的智慧很容易就堕落为一般的小聪明。
《韩非子》中说，巧诈不如拙诚。在这一点上，王阳明、曾国藩的思想是相通的。
曾国藩以“钝拙”自居，以“拙诚”破“机巧”，这使他练就了深谙世事却又不为世俗所扰的超然本领。
“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 “拙诚”不仅是修身之要、相处之道，更是立业之本、成事之基。
虽然“拙诚”，有时候看起来会吃眼前亏，但是终究是为未来打下了基础，最终会有更大的收获。这是一切目不见睫的“聪明人”所不屑的，而却是任何成大事者所必备的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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