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灭亡后，中原大地落入了异族手中，在金元交替统治中原时期，蒙古革新派贵族更改了从前蒙古统治汉族地区的政略方针。忽必烈在这一时期被指派到漠南汉族地区，他深知以汉族制度治理汉族地区是重中之重，所以，他在管辖地区招贤纳士，临时组建了名为“金莲川”的幕府。
这一组织容纳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和奇人，这群忽必烈的门客大部分都是汉族人。他们在忽必烈身后为其的政治举措出谋划策，并且，在忽必烈成长为大汗之后也没有忘记这群幕僚，旧时效命于金莲川幕府的学者奇人纷纷被请入朝堂委以重任。
历史上将这批奇才称作“潜邸旧侣”，若论这群名士中哪个汉人最得忽必烈喜爱，那绝对是被后人们成为“大元朝总设计师”的刘秉忠了。
刘秉忠自幼聪颖，八岁入学就能日诵文数百言，十三岁在帅府做人质，十七岁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以便于就近奉养其亲。刘秉忠为令史时常郁郁不乐，一日感叹道：“我家世代为官，难道我宁愿沦为书记小吏吗？大丈夫生不逢时，只有隐退以待时而起。”便弃官隐居于武安山中。若干年后，被天宁寺虚照禅师收为徒弟。
元世祖即位之前，海云禅师奉召，路过云中时听闻刘秉忠博学多才，邀与同行。
可以说，刘秉忠在金莲川幕府成立之初就已追随忽必烈，平日常伴忽必烈左右，为其出谋划策。由于，刘秉忠出色的政治天赋，忽必烈十分器重这个汉族幕僚。在忽必烈成为大汗后，钦点刘秉忠为太保，在朝廷中举足轻重。在其去世后，朝廷更是将其追谥为公爵，可见，蒙古人有多欣赏这位汉族谋臣。
忽必烈开辟朝代后，刘秉忠将蒙、汉两地的制度整合，帮助忽必烈制订了一套适用于中原各地的规章法典，间接影响了未来元朝的政治方向。那么，刘秉忠是如何获得忽必烈垂青的呢？其实，这都离不开刘秉忠深厚的知识水平与独特的个人魅力。
这对君臣的第一次见面十分独特，刘秉忠当时受到恩师举荐，以和尚的身份从南方一路向北觐见忽必烈。当时的蒙古贵族阶层对中原宗教采取了保护制度，这些人对佛教学说中的因果报应十分感兴趣，更因为忽必烈本人便在不久前皈依佛教，这就给了刘秉忠能够成功觐见忽必烈的机会。
蒙古人当时对儒学兴致缺缺，一个和尚显然比一个儒生受欢迎得多。在这样的背景下，刘秉忠得以成为幕府中最独特的人，他有着比其他儒生出众的资本——僧人的身份。
在金莲川幕府做事期间，刘秉忠以和尚的身份伴在忽必烈左右，并时常展现出一些玄奥的阴阳术数，备受忽必烈青睐。在蒙古人的传统观念中，“阴阳卜卦”向来是十分严肃的大事。成吉思汗统治期间，耶律楚材就因为一手出色的相术而身居高位；蒙哥皇帝更是深谙此道，每次下达重要决策的时候必先慎重的卜卦。
有了这样的先例，刘秉忠自然能够凭借阴阳术数在金莲川幕府中混得风生水起。忽必烈曾对刘秉忠大为赞赏：“刘秉忠在我的手下做事三十几年，心思缜密，不惧危险，从来不会对我隐瞒事实。他的阴阳术十分玄奥，每次占卜的结果都只告诉我一人，其他人并不会知晓。”
除了一手玄妙的阴阳学术外，刘秉忠的儒学修养极为高深。当时，深谙儒学的正统学者许衡曾为忽必烈讲述儒学，但许衡的言语十分古板晦涩，让忽必烈听了毫无兴致。刘秉忠向忽必烈讲述儒学的方式非常简单明了，让忽必烈听了十分受用。
在忽必烈远征云南之际，刘秉忠随军侍奉在忽必烈左右，时常向忽必烈列举古代贤良的例子劝他停止杀戮。刘秉忠的一句：“可以在马背上夺取天下，但是，不能在马背上治理天下”成为一时名言，大幅改善了蒙古士兵每逢战争必烧杀掳掠的不正之风，规范了蒙古军纪，也安稳了蒙古治下的汉族区域。
并且，刘秉忠曾向忽必烈举荐了非常多的汉族良才，他们都有着出众的专业能力，能够为忽必烈在多角度出谋划策。之后，这群经由刘秉忠举荐的人才几乎都在朝廷中被委以重任。可以说，作为金元时期和尚中最通晓儒学的人，刘秉忠同时也是儒生中最擅长阴阳术数的，堪称集佛道儒三家思想于大成，是元朝政权不可多得的中流砥柱。
并且，刘秉忠眼界极广，在追随忽必烈的多年里，他将草原游牧文化与汉族农耕文化合理结合，替忽必烈制定了一套适用于汉蒙两地的治国政策。刘秉忠编写的著作语言简练平和，蒙古贵族能够轻易理解，又有着非比寻常的现实意义，被蒙古统治阶层奉为至宝，并借此完成了蒙古治理汉地的重要转折。
正因为刘秉忠鞠躬尽瘁，规划出元朝在中原地区发展的宏伟蓝图，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元朝总设计师”。至元十一年八月，刘秉忠忽然无病而逝，享年五十九岁。元世祖闻耗惊悼，对群臣说：“秉忠为朕尽忠三十余年，小心谨慎，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学问之深，惟朕知之。”下令出内府钱将其安葬于大都。
『《新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列传第五十四》、《史传三编·卷四十一·名臣传三十三》、《元朝名臣事略·卷第七·太保刘文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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