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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似乎从来就不是什么容易的事，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
丁玲是20岁的时候去的北平，此时不比3年前，3年前她从湖南到上海读书，身边有同乡的挚友王剑虹，日子一点也不孤单。3年后的夏天，闺蜜突然因病离世，满心苦闷的丁玲决定离开上海这个伤心地。
湘西来的丁玲，平民家庭出身，凡事只能靠自己，比不了交际广阔的上海滩名媛，更比不起随意砸钱留学的富家小姐。她最后决定北上，去学术氛围更加浓厚的地方深造，就是知识分子和著名高校扎堆的北平。
1.
初到北平的日子，并没有比上海好到哪里去。
丁玲在上海大学时，学的是文学，到北京以后想继续进修文学。然而没有人脉，找不到路子，大学又一时进不了，便只好接受朋友曹孟君的建议，进了西城辟才胡同的一所私立美术补习学校。两人同住在补习学校里，准备学习一段时间之后报考美术院校。
跟所有经济拮据的北漂者一样，理想太远，生活迷茫，但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可能会成功的路，丁玲也拼尽全力，她学画很用功，每天到教室打卡，学习素描，画石膏像，补习班人不多，常到的只有七八人，丁玲就是其中一个。补习学校的宿舍小且旧，丁玲就用自己的画贴上墙做装饰，没过多久就是满墙的人头像了。
就是在美术补习班学画的期间，贫穷的丁玲邂逅了同样贫穷的胡也频。胡也频也是一名北漂，他是福建人，后来去天津读海军学校，还没毕业学校就停办了，于是辗转到北平谋生。当时丁玲的室友曹孟君，有一个文艺青年男朋友左恭，两人见面时有时会带着丁玲，于是就结识了跟左恭租住在一起的胡也频。此时的胡也频在《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做编辑，偶尔发表些小说和短文，恰好跟喜欢文学的丁玲一拍即合。
遇到胡也频，让丁玲在北平的生活多少有了一点归属感。后来家乡传来弟弟早逝的噩耗，也是因为胡也频的安慰，才让悲痛欲绝的丁玲稍微走出一些阴影。他给她送去一大束黄色的玫瑰，在花下写了一张小字条：“你的，一个新的弟弟所献。”尽管他比丁玲其实还大一岁。
可惜这份“廉价”的归属感，马上就被现实击得粉碎。丁玲报考艺术学校失败，补习学校也不能再住了，只好搬去西城通丰公寓的一个小房间，她也到过一个画家私人画室里继续学习绘画，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坚持下去。甚至还萌发过去法国找工作的念头，最终被母亲和朋友劝服了。毫无希望的蛰居生活，朋友、弟弟的早亡，远在湘西无依无靠的母亲，独自一人的时候，丁玲回想这些种种，也常常感伤惆怅，静坐痛哭。
来北平快1年的时候，走投无路，又倍感生活无望的丁玲，写了一封信寄给鲁迅，她在信里陈述自己的境遇和困惑，希望她所仰慕崇拜的先生能为自己提出一条前行的道路。然而由于当时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战犹酣，误认为这是对方化名捣鬼，就没有给以复信。
1925年的4月，北平正迎来繁花似锦的春天，四处碰壁的丁玲再也燃不起曾经的奋斗热情，在王剑虹的父亲的邀约下，一同踏上回老家的归路，带着满心的失望和哭恼。
2.
如果说，像丁玲这样走“野路子”的北漂女姓，情况比较艰难，那再来看看女大学生的处境如何。
五四运动以后，在北平有两所话题度很高的学校，一所是男校代表北京大学，另一所则是女校代表，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当时女性解放的呼声颇高，作为一流学府的女高师，因此聚集了不少优秀的教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都是平民女学生实现大学梦的首要选择。
苏雪林和庐隐
庐隐和苏雪林就是慕名来考学的其中两位。福建人庐隐，甚至全家都是北漂，父亲死后，母亲便带着一家老小投奔了在北平定居的舅舅，生活窘迫，家里又反对女孩读书，庐隐只好南下安庆打工赚学费。可惜半年后她带着200元薪水回到北平，已经错过了当年女高师的招考期限。同样错过招考期限的，还有浙江人苏雪林，苏雪林家庭还算殷实，但同样因为家族封建思想严重，耽误了她考学的时间。
两个求学热情极高的女同学因为考北高师而结识，错过招考时间后，则以旁听生的资格在学校就读，好在一学期后，又一同通过学期考试，升为国文系的正班生。
学生时代，往往是来自不同家庭的学生之间差距最小的时间段。在北高师的4年时间里，庐隐和国文系关系较好的几位小姐妹，比如福州人王世瑛、程俊英、河南人冯沅君（冯友兰的妹妹），几人朝昔相处，在北平度过了一段平静又充实的生活。
跟庐隐差不多同时入学的，有一名叫做李超的女学生，入学还不满一年就死了，她的死去对这一届的学生，甚至北高师的未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李超是广西人，家庭条件优渥，但却在北平过得穷困不已。原因是她的家庭虽然殷实，但却十分保守，包括李超在内，家里只有姐妹三人，李家坚持女子没有继承权，把家业传给了从伯父家过继来的哥哥。这个哥哥不但反对李超读书，还逼着她早日结婚脱离李家。然而李超求学心切，义无反顾考上了女高师，于是哥哥彻底断绝其经济来源，还逼迫曾资助过她的姐夫等人跟其断绝关系。无所依靠的李超一边省吃节用，一边操心寻求各方支持，很快就生病了。1919年年底，李超在医院病逝，这个勇敢的，敢于反抗封建习俗的女孩，死去的时候还不到20岁。
李超的死，因为胡适的一篇悼文，成为轰动北平的社会事件，引起当时人们对于女权和旧习俗的反思。文化圈大师、学者纷纷为李超发声，学生圈子也受到很大冲击，尤其是以女高师为代表的各大女校。按照李超同班同学、庐隐密友程俊英的说法：“李超的死和追悼会，给我班的刺激很大，激起了反封建婚姻的怒潮。冯沅君同学带头和儿时在河南订婚的未婚夫退婚，其他同学纷纷响应。”
冯沅君退婚的是当地一个财主的儿子，不久后就认识了同为河南籍的已婚同乡、北大理科物理门学生、文学青年王品青，两个人很快堕入情网。几乎同时，其余的几个小姐妹，庐隐也与未婚夫林鸿俊退婚，热恋上了北大法科政治学门学生、已婚福建同乡郭梦良。王世瑛热恋上了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生、福建同乡郑振铎。包括程俊英自己，也拒绝了父母包办的时任交通部秘书长的未婚夫卢某，热恋上了1920年留美归来的心理学教授、“穷教书匠而年纪较大”的张耀翔。几年后，庐隐写下小说《海滨故人》，就是以几位好友的恋爱传奇作为的原型。
可惜，这几段感情，开始得轰轰烈烈，却全都无疾而终。就像她们后来的人生轨迹，这几位走在时代前列的女大学生，从不同的地方来，在北平相遇，却最终没有一个人留在了这个城市。
庐隐毕业后不顾家人反对，跟郭梦良南下上海，受尽寄人篱下的痛苦。冯沅君跟王品青不了了之，又爱上了清华毕业的陆侃如，后来两人一同赴法国留学，回国后受战争影响，辗转四川、云南教书。王世英跟郑振铎分了手，最后嫁给了张君励。程俊英南下上海，从事教育事业70余年。
3.
跟庐隐们同时代毕业的女大学生，大多还是嫁人了，很少的女同学，毕业后选择从事教育行业，而像石评梅这样，从事教职且留在北平的，就更少了。
石评梅出身于山西一个书香之家，家庭还算小康，她也是女高师的学生，考上学校的时候，刚赶上没回复丁玲书信的鲁迅在北高师教书。石评梅虽然是体育系学生，却喜爱文学，跟庐隐等人也有过交往，受到鲁迅、校长许寿裳等老师的赏识，因此1923年毕业以后，便接受了师大的聘请留校任教，担任其附中女子部的学级主任和体育、国文教员。
当时的北平，教师的工资不低，大学教授的月薪300元左右，公私中学的老师月薪100到200元不等，小学教师大约30到70元左右，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附中任职的石评梅在北平，应该能过上相对安逸的生活。
然而她毕业后，似乎还是坚持着朴素的消费习惯。她暂时还买不起房子，只好住在北师大附中的教员宿舍里。虽说是宿舍，其实是京郊一座破旧古庙，多年的风雨侵蚀使它像个荒斋。石评梅喜欢梅，给自己的宿舍取了个文艺的名字“梅窠”，她在窗边放了一盆梅花，冬天盛放的时候才勉强冲淡一些荒凉冷寂。
在“梅窠”，石评梅度过了她在北平的最后6年，也是她生命的最后6年。她在这里经历了两段恋爱，一段因为遇上有妇之夫，愤而分手，一段还没有开始，就因为对方的病逝抱憾而终。她教书兢兢业业，以德服人，庐隐后来回忆石评梅对待学生的样子，也不禁感慨，“真仿佛是一个温和的大姐姐，对待小妹妹似的，所以没有一个学生不受她的感化。”可惜这位敬业的女老师，却最终因为过度操劳患上脑膜炎，26岁就匆匆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时间过去100年，北平早就成为北京。
不变的是，依然有源源不断的女性涌向这里，满怀希望、义无反顾、被打击、被肯定、挣扎、成长、离开，或是留下。
也曾孤独、也曾怀疑踟蹰。
但北京的风，却因她们而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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