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跟远在成都理工学院的老同学微信聊天，说起汶川地震十周年的事。他说他采访过一个地震亲历者杨一。杨一说起这段满目疮痍的记忆时心情难以平复。作为一位北川羌族女子，她是幸运的，因为活着；但曾几时她又会怀疑自己是不幸的，因为那段经历太过惨痛——
“一阵剧烈摇晃后，我迅速打开大门，楼梯不见了，楼道里全是灰尘，什么也看不见，逃出去是我唯一的信念。”慌乱中的杨一来不及穿鞋就直接从三楼跳下来，此时的她才发现，整个小区已经垮了，楼体倾斜着沉入地面。强震一波接着一波，人们只得全身紧贴着地面，趴在地上以保持身体的平衡。地震后，镇上的房屋垮了一大半，通往外界的公路被山上滚下的巨石堵住了，整个镇子变成一片与世隔绝的瓦砾场。
傍晚，下起了小雨，县城内仍旧丝毫没有外界的消息。此时的温度越来越低，四周余震不断，不时的滚石声令人们不约而同用惊恐的眼神望着彼此，但大家尽量保持平静，没有哭喊、没有混乱，甚至连8、9岁的小学生也很安静的坐在草坪上，将自己的红领巾解下，用作包扎伤员。期间，杨一与父亲、母亲投入自救与抢救他人的工作中，有陌生人看她光着脚，踢给了她一双小了许多的拖鞋。
过分的宁静反而令人不安，次日凌晨四点，始终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的人们决定：自己走出去，往绵阳走，总会遇见人的。于是大家分成四个小分队，每支队伍里有青壮年，也有老人和小孩。考虑到余震不断，人们决定分开行动，每队出发间隔十分钟，为的是如果有不幸遇到滑坡滚石，大家不至于来不及分散逃生。
从北川老县城到绵阳约有70公里，这一路上他们需要躲避山上不时滚下的足球大小的碎石，还要搀扶着老人，背着孩子，深一脚浅一脚翻过早已砸毁的道路，朝山外走去。杨一穿着不合脚的拖鞋，强行镇定地走了30多公里后，终于看到了第一批救援的队伍。然而，由于救援车队有限，这批救援队只能先行接走老人和孩子，其余人员只能靠自己继续前行，等待下一批救援。
“2008年对我十分重要，我经历了生死，我研究生毕业了，同时我也来到成都理工大学工作，开始了自己的教师生涯。”在最为艰难的时光里，同事的关心和学生的体贴令杨一感到温暖，只是在夜深人静之时，噩梦和失眠却常常击中她内心的脆弱。
女儿的到来让杨一开始对生命有了全新的认识。2008年毕业结婚后，对生命的无力感令她结婚八年中，始终不敢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八年里，她尝试重游故居、找人倾诉、咨询心理医生……一次次用力与自己和解，去接纳生命的不可知。 “2016年，我觉得我准备好迎接自己的孩子了，我想让她感受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每份经历无论喜悲都将是她一生中的一个部分。”新生命的到来让杨一逐渐对过去释然，“我现在不会带女儿回旧城，那些残垣断壁对于一个2岁的孩童而言还太过直接。但我会在女儿18岁时带她回北川老县城，作为送给她的成人礼，告诉她这就是妈妈成长的地方。”
在汶川地震十周年到来之际，杨一与父亲商议上是否要回到家乡看看。想到即将回到家乡，杨一眼中泛起了光。这个或许会令旁人害怕的地方，杨一的却分外想念，她想念北川温暖的阳光，还有带着紫荆花香味的山风。
思考半月后，杨一艰难地决定暂不回北川。也许是近乡情怯，也是更多不足为外人道来的情愫。“我可能暂时还迈不过那个坎，但我知道那里就是我的家。”杨一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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