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21 彭匈看世相:二胡伴我

彭匈看世相:二胡伴我

家鄉有一句很叫人喪氣的俗話,叫做“二胡兩根線,教死教不變”。還有一個編出來的故事,也是專門給學二胡的人潑冷水的。說是有一個人在如醉如痴地拉二胡,一位老太太聽著聽著,就掩面抽噎了。二胡手一看也便眼眶溼潤,呵,想不到我的琴聲竟能使一個老人感動得淚流滿面!這時老太太開腔了,說這琴聲使她想起了死去的兒子,兒子是位出色的木匠,鋸木頭的聲音就這個勁兒。

所幸的是,這些殺傷力很大的風言冷語並沒有將我放倒,二胡一直在陪伴著我。一開始,我並沒有直接對二胡發生興趣,而是對一位拉二胡的老先生欽佩得不得了。老先生姓蘇,是我迄今為止見到過的無論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中風度最好的一個。他的點頭、款身、微笑、談吐,還有在聽你說話的時候眼睛極專注、極和藹地望著你,最要緊的是他表情中的一些極其微小的帶一點神經質的變化,所有這些,只有在反映路易十三時代的法國宮廷生活的電影裡才見得著。蘇先生的二胡拉得非常動聽,最拿手的是《良宵》和《二泉映月》。少年時的我,就認定了蘇先生的風度是從二胡裡來的。

有一天蘇先生來到了我們家,父親跟他是老朋友,喜歡跟他一起聊他們的一個共同的業餘愛好——機械原理。我們幾個小孩子一直站在旁邊,儘管一句也聽不懂,但蘇先生的風度足以把我們薰陶得顛三倒四。聊罷,蘇先生順手從案頭操起一把秦琴彈奏起來。啊,他竟然不用彈片,而是伸開五指,像彈琵琶那樣撥弄!他彈的不僅有旋律,而且還有和絃,聽得出,是一曲《勝利的旗幟嘩啦啦地飄》。餘音繞樑之際他把琴交到我的手上,讓我也來一曲。我說我不喜歡秦琴,只喜歡二胡。蘇先生極認真地看了我一眼,意味深長地點了好幾下頭,接下來就說了令我終生難忘的一段話。他說,在人類藝術的諸般門類裡,音樂是最高的藝術,她既看不見,又摸不著。

這段話在我身上的直接作用是促使我下決心一定要把二胡學好。現今想來,我對這段話的理解應該說有一點偏差。當時我想,音樂既然是看不見摸不著的,那麼我學二胡就只能是一邊聽一邊自己拉——從那時至今,我的確沒有師從過任何一個名家,甚至沒有認真觀摩過別人怎麼拉。

彭匈看世相:二胡伴我

我相信,很多自學二胡的人,都是從拉《東方紅》開始的。倒不是衝著它的政治意義,而是這支曲子簡單平和,速度適中,又沒有什麼花音和切分音,既可練習音階,又可進行簡單的換把位訓練。當然,它最大的好處,是你拉得好不好,不僅你自己,周圍的人包括老太太都能夠加以評判。

第二步的練習曲我選擇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對面山上的姑娘》《嘎達梅林》等,練習這些草原歌曲的最大好處就是有充分的揉弦的機會。揉弦是二胡之所以優美並能感動人的最為關鍵的技巧。

念初中時,有一次我拉《對面山上的姑娘》,當拉到“你為什麼這樣悲傷、悲傷”這句時,揉弦的效果出來了,宿舍裡的幾個正在做別的事情的同學不約而同地看了過來,目光先是有些驚悚,繼而露出欣喜。一位同學說:你的琴絃,撥動了我們的心絃。這一次的經歷,對我的鼓舞之大,真是語言難以形容。那時學校正排演《劉三姐》,樂隊裡缺一把中胡,教音樂的朱老師把我從當時挑磚運木的建校勞動大軍裡抽了出來。二胡改拉中胡,就像用調羹喝湯改為用勺子喝湯,並不存在多大困難。在劉三姐與秀才對歌的那一場,我的中胡發揮了極其微妙的作用。後來不久,在一次排練中,朱老師發現了我的一個致命的弱點——不會變調。實話說,當時我只會 G調和D調,再轉別的什麼調我的腦袋就會一片空白。他給我三天時間,說攻克不了這個難關,就離開樂隊,回到建校勞動大軍裡去。感謝朱老師的嚴厲,時限一到,我便拿下了C調、F調和降B調。至此,二胡演奏的絕大部分調式,均在掌握之中矣。

拉二胡最感艱難的是進入獨奏曲的練習階段。先不說要演繹出它的豐富內涵,光是兩個地方,就常常叫初學者洋相出盡。一是快弓。當急風驟雨般的弓法與指法吻合不了的時候,手忙腳亂是免不了的,氣急敗壞也是免不了的,說不定還會從此沮喪,一蹶不振。另一處是華彩樂段,演奏者愛犯的毛病無一不像餓牛看見柳影,酒鬼接到請帖,特別可笑的是,那急不可耐的毛病,要表現自己是天下第一高手的心態,旁人皆一目瞭然,而他自己卻是懵然不知。在這樣的情況下,的確很容易讓老太太想起她的木匠兒子來的。

我練的獨奏曲先是劉天華的《良宵》《光明行》和《空山鳥語》。我想我在練習《空山鳥語》的時候,儘管緊閉了門窗,肯定也給鄰居們帶來了不少噪音的,真是抱歉了。

劉天華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極為崇高。他第一個把下里巴人的東西引進了北大講堂,而且在那個年代就寫出了旋律那麼優美、意境那麼高遠的作品。可惜天才命蹇,他三十七歲死於猩紅熱。讀了其胞兄劉半農寫的悼文,我心中的惋惜之情,遠甚於一個大人物的辭世。

彭匈看世相:二胡伴我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出現了一批造詣極高的二胡獨奏曲,《趕集》《拉駱駝》《山村變了樣》《三門峽暢想曲》《賽馬》及《紅軍哥哥回來了》就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文革”中,大學停課,我則自己堅持“日功四課”,曰:學毛著,練啞鈴,習書法,拉二胡。其中《紅軍哥哥回來了》每日必拉,這支冠以紅軍之名的具有濃郁陝北風味的曲子竟然使我高度著迷。而對這支曲子的主題的理解,我同我的幾個同學發生了爭執。樂曲開場一段,歡樂的快板,表現姑娘聽見紅軍哥哥從前線回來的狂喜心情;最後一段表現的是敲鑼打鼓歡送紅軍哥哥重上戰場隊伍漸走漸遠的情景,這都沒有分歧。產生歧義的是中間那段。這一段慢板的優美抒情,幾達纏綿悱惻的地步,稍有想像力的人,都會看得見一對生死重逢的戀人在那豆油燈下的非同尋常的親暱和泣訴。可我的同學硬說樂曲表現的是一個小姑娘向她當紅軍的哥哥暢敘革命理想。儘管那時極左當道,我也敢大聲地反駁他們——這是一支愛情曲!作品的主人公是戀人而不是兄妹!

我一直就是按照我的理解來演繹這部作品的。大學畢業不久,我拉的《紅軍哥哥回來了》終於感動了我的戀人,對於樂曲有著與我相同理解的她,成為了我的妻子。早兩年當我們的兒子邀請他的朋友戴維、珍妮弗、漢娜和莎拉到我們家作客的時候,我應邀給他們演奏二胡,拉什麼曲子呢,妻說,就拉《紅軍哥哥回來了》,我也想聽。

2004年5月

2018說幹就幹,幹就幹好!

彭匈看世相:二胡伴我

本期至此 謝謝觀看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