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愚公移山》的《錢教授》（亦被誤譯為“《秦教授》”）一章中，攝製組在北京清華大學採訪了著名科學家錢偉長先生。
錢偉長是江蘇無錫人。早年留學美國加州理工大學，在在馮·卡門教授指導下從事航空太空領域的研究工作。於1946年5月回國，應聘為清華大學機械系教授，兼北京大學、燕京大學教授。1956年參加中國第一次12年科學規劃的確定，與錢學森、錢三強一起，被周恩來稱為中國科技界的“三錢”，創辦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並被任命為清華大學副校長。
1957年1月發表《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反對蘇聯教育體制中的一些工作思路，提倡理工合校，重視基礎學科，在清華大學內引發三個月的大討論，並最終在反右中被劃為右派分子，批判為反動學術權威、萬能科學家，停止一切工作。之後在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錢偉長被強制勞動改造，但其間他仍堅持進行科學研究。
2010年7月30日，錢偉長在上海逝世，享年98歲。
文革後期，錢偉長住在北京清華大學校園內。看起來乾淨整潔，書櫃擺滿了書。是典型的知識分子家的模樣。看起來，似乎錢老在文革“抄家”潮中受到的衝擊並不大。不知是否為拍攝特意佈置過。
錢偉長教授與家人在書房兼會客室接受採訪與拍攝。氣氛自然而和諧。但是，這部短片的主旨是為了表現像錢偉長這樣的知識分子，如何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改造自己“迂腐”的舊思想，迎接吸收“文革”新思想的。通過回憶與對比，採訪對象檢討自己過去思想的落後，表示積極學習，融入新社會。讚揚文化大革命和新思潮的正確。因此，現在看來，這部短片展現出像錢偉長這樣的知識分子，雖然受到衝擊，仍要在外國人攝像機面前表現得談笑風生的樣子。想必錢教授心裡應該也是頗為尷尬和無奈的吧。
在《錢教授》篇章開頭介紹錢偉長有留洋經歷，受到西方教育。因此，短片開頭部分有意地將錢偉長的西方思想與中國社會主義價值觀和教育體系作比較，以達到貶低前者，褒揚後者的目的。說起過去的錢偉長，錢夫人孔祥瑛說：“他過去呀，一支筆，一本書，他就過這樣的生活，也不關心別的。”錢偉長女兒（片中未說是長女錢開來還是次女錢歌放）也補充說：“過去我爸他在家裡什麼事也不管。”以此樹立起一個“老學究”的知識分子形象。這也是“反右”及文革期間對知識分子普遍的批判道理之意，說他們只顧看書不顧當前實踐。
談起辦學和講課經驗，錢偉長說：
“我過去一直是拿美國式的教育為中國式的教育作為一個好的典型。因此我覺得要辦好一個學校，就是要辦得和蘇聯美國的大學一樣。他們的特點就是：教授說了算。我以為，我是教自然科學的，在美國也是這樣教的，在蘇聯也是這樣教的。在中國為什麼不能這樣教呢？”
“我們過去啊只是把知識作為商品販賣給學生，學生吸收進去多少我就不管了。我可以一堂課講下來，講很多。但是大家都不理解。”
“我是教自然科學的，我的世界觀指導我怎麼解決問題。比如說，我把理論總是放在前面，強調理論，認為實踐不是很重要。”
“我跟學生說你們跟我做研究，別的我不敢講，評論文肯定保證是好的。”
其實錢偉長教授的這套教學方法，不正是現在大學課堂裡常見的嗎？老師只顧在講臺上講課。至於學生在下面幹什麼，聽講還是看書、玩手機，或者睡覺，一般老師都是不管的，即使管也管不過來，全憑學生自覺。最後結課時，要麼以考試，要麼以論文評成績。至於學生想多學些東西，那就要課餘時間請教老師，自己鑽研了。半個世紀過去，這套教學方法，依舊是中國大學主流。
那麼，錢偉長在文革期間受到了怎樣的衝擊呢？
錢教授說：
“群眾經過了毛主席的思想教育，他們覺得我難相處，因此我變成學校公開的老頑固了。雖然沒有當面跟我講，背後說我是老頑固。我就是這樣在學校過了20年。”
“在國外的大學，我這種情況是正常的。但是在我們這個國家，這種情況是很不正常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發生了一種爆發，一天內就在我家門口貼滿了大字報。我開門出來一看，全是大字報。裡頭是什麼東西？一看，全是我哪月哪天，跟哪位同學上課講的話。我在課堂上教學，必然會有爭論啊！”
“後來就是（紅衛兵）他們到我家裡來，說看看你有沒有什麼反動的書吧！ 一看，書倒是不少，都是外文的，科學、數學的書。也找不出什麼反動的書。他們也有意思，問：‘你這些書對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科學發展究竟有什麼貢獻呢？’因為沒有直接的貢獻，他們就擺擺手：‘不太需要了！’我呢，就覺得這些書是寶貝，這個思想就發生矛盾了。不過他們都還好，他們沒有說這些書不要了都搬走。只是勸我，說：‘你該好好想想，你的書裡究竟有多少是反應了無產階級的要求的！’這倒是讓我好好考慮了，考慮下來，對我有深刻的影響。”
這時錢夫人在旁邊說：“紅衛兵對他的意見我都是同意的，我們也都促使他改造。”
錢教授和夫人說這些話的時候都是笑呵呵的。好像錢教授是一個知道自己犯了錯誤的孩子一般。如果錢教授的話屬實，那麼那些紅衛兵對他還算客氣的。只是依舊目光短淺，看不到這些書本理論知識的重要。空有革命熱情。對於紅衛兵的想法，錢教授也不能批判，只能說“這個思想就發生矛盾了”。錢家人都表示要“促使他改造”，這又何嘗不是無奈之舉呢？倒也未必是違心話。因為在那個情況，如果不表態要“抓緊改造，爭取先進”，必定是會落得不好的下場。
隨後，錢教授對自己曾經的“自私”想法進行了反省。也表達了在那麼極端的條件下依舊堅持的愛國之情：
“那時候有一種結論：像我這種人，文革了都要去農村改造。我想不行啊，我那時候快六十歲了，我要是到農村去，到田裡勞動，我肯定活不下去。因此我愁的只是我自己，其他我一概不考慮。這證明了，到那個時期為止，我是曉得我錯了，可是我的思想還是自私的。因此我是悲觀的。外頭有一些謠言說我上吊自殺了，不過我還是度過來了。為什麼我還是能度過來呢？我還是覺得我們國家解放後強盛了，蓬蓬勃勃地發展，我願意看到我們的祖國能夠發展得更好。雖然自己覺得自己前途渺茫，學校裡待不下去。但另一方面我願意看見我們祖國發展得越來越好。”
錢教授挺住了壓力，度過了文革最危險最艱難的時期。因此，才得以見證文革的結束。
後來，錢偉長教授反省了自己“沽名釣譽”的思想，還談到了兒子：
“我自己過去寫了不少文章不少書，可是我最大的動力是把我的名字寫書上，希望表揚我，可是勞動人民在生產的時候從來不會在商品上面寫自己的名字。”
“過去我是在學校受良好教育，我的朋友都和我一樣。我沒有什麼工人朋友。我有個兒子，他中學畢業後到工廠去，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他不願意念大學到工廠去，我覺得對我是很大的打擊。到這個時候我才知道，他選擇的道路比我要正確得多。我走的道路正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道路！我的兒子選擇了工人階級道路，我還不斷和他談希望他去上學，不過他不想去，所以我們的感情長時期也不好。從那以後，我對他有了理解。”
其實，面對攝影機，錢教授撒謊了。他不得不說出很多違心的話。
錢教授的兒子錢元凱當年是清華附中品學兼優、十分聰慧的尖子生。1958年，他參加高考，報考清華大學物理系，獲得了當時華北考區總分第二名的好成績，本來是穩操勝券。可是由於錢偉長那時已被劃為右派，當時的“高教部”部長蔣南翔在他的高考成績單上寫了一句“大右派錢偉長之子，不予錄取”，因此，他沒有上大學並非“不願”，而是“不能”！
於是，錢元凱不得已去首鋼當一名搬運工。在一檔電視節目中，他回憶道：“我父親說了：人們可以剝奪你上學的機會，但任何人都不能剝奪你學習的機會！他教我，人要學一輩子。”
後來，錢元凱一生堅持自學，反而能緊跟時代。很快，他成為攝影器材愛好者，自制照相機，閃光燈等攝影器材與相機測試儀器。1982年進入北京市照相機總廠研究所任主任設計師，主持多種照相機的研製。如今，錢元凱先生已是我國著名的數碼影像專家，攝影教育家。曾在北京電影學院攝影學院、中國傳媒大學南廣學院等高校任教，長期從事攝影教學工作。成為我國攝影界泰斗級人物。在數碼時代依舊活躍在第一線，對現代數碼攝影器材也十分精通。
錢元凱還提到，有次錢偉長看到別人貼大字報，說錢元凱在清華合作社偷了人家的肉。氣憤的錢偉長當即貼出大字報反擊，稱此事子虛烏有。那是錢教授這輩子唯一一張大字報。由此可見，錢偉長和兒子的感情其實很好。所謂“理解”等話語，完全是攝影機前的違心之話！至於是誰唆使他這樣說，還是他為了保護兒子而這樣講，就不得而知了。
錢偉長最後一段“感言”，則完全體現了文革期間“理論”與“實踐”的詭辯論邏輯：
“我（當時）自己覺得很驕傲。可到了工廠以後才發現，我的理論也暴露出很多的問題。有些問題我沒有學過，不是我的專業範圍的，我還可以說我不懂。也有不少問題我自己學過的，我是內行的，這些事我都沒學好。比如說，我們曾經需要找一塊鋼材，是含碳量高的，強度好的高碳鋼。過去找鋼材我不懂，由我助手給我搬來。這次我自己去找沒人幫我忙，也沒有機器。什麼高碳鋼低碳鋼全是一樣。我覺得很難辦。找了一大圈也沒找到。後來有個工人說‘哎，我給你找。’，他拿根棍子去敲敲，聽聲音找到了。”錢偉長表示通過這件事學習到了理論與實踐的區別。
“所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我這樣的知識分子從書本堆裡解放出來。當然並不是扔掉所有書本，我書本都在這兒（指周圍書架）。可是，我得到更多工作機會了。所以我說，我得到了解放。使我從追求個人利益這樣一條狹窄道路上解放出來。”
錢偉長教授是幸運的。他等到了文革結束，隨即迅速動員學界追趕世界力學研究。1983年，被鄧小平親自下調令，調任至上海工業大學，任校長一職，並寫明此任命不受年齡限制。任上，錢偉長提倡拆除四堵牆——學校和社會之牆、校內各系科各專業各部門之牆、教學與科研之牆、教師與學校之牆。1992年率先提倡並實行學分制，不久後風行全國。1993年上海工業大學合併了上海科技大學、原上海大學、上海科技高等專科學校，成立為現在的上海大學。2010年，以98歲高齡去世。
以當年眼光看，這部短片體現的是知識分子的改造。以當今眼光看，這部短片體現了知識分子的妥協。錢偉長違心地為文革說了很多好話。很多話以現在觀點來看，是明顯錯誤的，有悖真理與邏輯的。這也是他無奈之舉。然而，在這套紀錄片中，在文革期間，無數的中國人都說著類似邏輯與道理的話。其中不少人對此還深信不疑。對此，我們不得不深思，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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