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喬卡巴金剛從麻省理工學院——著名生物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薩爾瓦多盧瑞亞(Salvador Luria) 手種接過博士學位，到麻省醫院開始他的職業生涯。他本該在麻省醫院的實驗室折騰各種瓶瓶罐罐裡的試劑，安心做他的科學家，可是他不願意。
他是印度裔美國人，雖然在美國接受了最好的科學教育，可根還在佛教的故鄉。他既不想做一個科學家，也不想做一個修理身體的傳統醫生，他想追隨佛陀的腳步，做一個改變人身體和心靈的療愈者(Healer)。他相信，疾病的治癒，從來都不該脫離對生活的領悟和修煉。
卡巴金想做的，是一種參與式的醫學。他認為，疾病的治療可以由醫生主導，身心的療愈卻無法假他人之手，必須通過治療者自身的全情投入來實現。所以他邀請接受正念減壓的受訓者通過正念練習，來學習對自已經驗的開放和覺察，學習如何與自己的壓力和痛苦和睦相處。
他認為，這種覺察雖然並不能直接改變壓力和痛苦，但是會改變病人與它們之間的關係。關係的改變會帶來體驗的改變，並最終改變病人的人生。卡巴金自己的參禪經驗讓他對這種改變深信不疑，於是從1979年開始，他和幾個同事在麻省醫院的地下室，開始試驗性地教導病人正念的練習。
今天，醫學界已經普遍承認病人的疾病常常是心理、生理、社會因素多層次相互作用的結果， 但在20世紀70年代，一個典型的醫生眼中只有病人生病的軀體，還沒有完整的病人。在這樣的年代，用“正念”這樣帶有東方宗教神秘意味的理念和方法來治療病人，很容易會被看作離經叛道和不務正業。
我相信，卡巴金一定度過了很長一段糾結的日子。從他和同事在麻省醫院的地下室接待第一批病人開始，這種質疑的聲音就從未停過。好在他所接受的科學訓練， 很快變成了一種優勢。他開始用嚴格設計的科學方法來記錄病人的變化。他深知，要被西方主流思想接受，正念療法必須和現代社會最大的“宗教”一科學掛上鉤。他開始為佛教和科學搭建橋樑。
卡巴金在麻省醫院地下室接待的第一批病人，都有很嚴重的身體疾病:皮膚病、心臟病、慢性疼痛甚至癌症。卡巴金從未試圖給病人虛幻的希望。他只是教他們，怎麼和疾病、疼痛相處，怎麼在過去和未來的間隙，投入當下，怎麼把從練習中獲得的態度和體驗，融入生活。
第一批病人走了，他們很快帶來了第二批病人;第二批病人走了，又很快帶來了更多的病人。接著，有精神問題的病人來了，想體驗這種方法的醫生來了，想一探究竟的科學家來了，想把這種方法傳播出去的教學者也來了。卡巴金和他的同事就這樣默默地接待他們。
最初10年，他們做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免費的。卡巴金知道欲速則不達，就像耐心播種的老農。他最知道慢就是快的道理。這樣的工作，持續了30多年，直到今天，仍在繼續。回過頭來，才能清楚地看到這些種子的意義。今天，正念減壓(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已經從邊緣逐漸走向主流和正統。
美國已有520多個從事正念減壓的培訓機構，全球已有740個培訓機構。無數人接受了正念培訓。一些人的人生由此發生了重要變化。在科學界，正念已經成為心理學、神經科學、健康和教育領域的熱廣]話題。美國財政每年撥款數千萬美元資助與正念冥想有關的科研項目。
《情緒》 (Emotion)、《社會認知與情感神經科學》(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等著名學術期刊多次推專刊介紹正念冥想的作用及其神經機制。大量的研究文獻表明，正念冥想有助於治療慢性疼痛、焦慮、皮膚病、抑鬱症復發、失眠、物質濫用、酒精依賴、飲食障礙、心臟疾病和癌症等心身疾病。
在文化界，正念同樣逐漸成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2014年2月，《時代週刊》(Time)發表了以“The Mindful Revolution”為題的封面故事，介紹了正念培訓在硅谷工程師和高管中的流行。而每年的正念大會“智慧2.0”時代，都會有像推特、Instagram和臉 譜這類公司的總裁來分享自已修行正念的心得。正念開始變得時髦。
卡巴金代表了一批受過科學訓練又有禪修經驗的科學家。他們默默耕耘，把一個處在學術邊緣、帶點神秘主義的概念，帶到了科學和文化中心。這其中也包括神經學家理查德:戴維森 (Richard J.Davidson) ，最近他編寫的《大腦的情緒生活》(The Emotional Life of Your Brain)剛在我國出版。
書中花大篇幅介紹了禪修的腦機制。理查德.戴維森對禪修的理解是:“當我們以開放和接納的態度去面對自己的新經驗時，以往用於自動反應的神經聯結被暫時阻斷了，而新的大腦突觸聯結得以產生和加強。
正念利用大腦的可塑性，對心靈的習慣重新進行了訓練，在大腦中開闢了一些新的神經通路。很多人對正念的態度，經歷了從懷疑到接受的轉變，這其中包括卡巴金的導師薩爾瓦多盧瑞亞。他曾經對弟子從事的事業頗有疑慮，但他年老時患上了癌症，開始在病榻上跟卡巴金學習正念之道。
2013年，當卡巴金教授來到中國的時候，他已是譽滿全球的正念導師和科學家。他倡導的正念減壓方法正在全世界範圍內傳播。在中國，也有越來越多的人知曉他。他來到中國這個禪的故鄉，向現代中國人教授禪的傳統。他講授書法“道”和“念”的含義。他說
，“道”是一條通往覺悟的崎嶇山路，而“念”是把心安駐在此刻。他用英語背李白的詩: “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然而旁邊的中國翻譯卻茫然失措，因為他並不知道這首詩。他說正念的要義，是讓一切自然地展開。而眼前這展開的一切，恐怕也不是30多年前，麻省醫院地下室那個默默耕耘的卡巴金所能預料的。
有時候我們評價一個作者，會說“我覺得雞蛋好吃，並不需要去知道下它的雞什麼樣”。但正念不是。根據佛教的傳統，你能向別人傳授的，不是道聽途說的知識，而是你自己所悟到的道。在正念裡，作者和他的作品應該是一體的。卡巴金老師本人的經歷，正是一個關於專注、信任、堅持自我、但行好事莫問前程的正念故事。
2013年，我剛博士畢業，一邊在大學當心理諮詢師，一邊在佛學院教心理學。佛法和心理諮詢有相似之處，都在幫助人獲得心靈的寧靜和解脫。但無論在過去還是現代，“佛法”都很容易被-些人利用，淪為虛無縹緲的清談、封建迷信的土壤、招搖撞騙的工具、炫耀顯擺的資本或者自欺欺人的迷藥。
為了更好地渡人自渡，佛教可以從現代心理學中借鑑一些東西， 而心理學，更是可以從佛教思想和修煉方法中汲取養分。我期待佛教和心理學會在某處相遇，就像我的兩位老友相聚。
然後我讀到了卡巴金老師的《正念:此刻是一枝花》。這真是一種奇妙的閱讀體驗，既像聆聽一位智者的佈道，也像和一位久別重逢的朋友談心。雖然卡巴金是一個美國人，但你不會覺得有任何陌生和隔閡。我猜這種親近感是因為《正念:此刻是一枝花》裡有一種精神，清靜平和，有思想卻沒優越感，有情懷又不矯情，腳踏實地又立意高遠，一切都恰到好處。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佛教和心理學相遇的地方。正念，就在此地。
現在，你也與這本書相遇了。佛說，這是因緣。你駐足在此，你翻開此頁，總有你的理由。也許你遇到了壓力、 困擾，正如每個人生活中都會遇到，也許你想找的讓內心平靜的方法，每個人內心都有所期盼。
正念是這樣一種方法，但又不是。雖然有大量的研究證明了正念的諸多功效，但正念本身並不是實現這些目的的工具。正念練習的，是“無用之用”，“不作為的作為”，是你在這裡，體驗自己在這裡。正念不關乎目的，只關乎存在。有什麼比存在更美妙而重要的事呢?
正如卡巴金老師所說:“生命只在剎那間展開，若無法全心與這些剎那同在，我們將錯失生命中最寶貴的事物， 而且會意識不到自身成長和蛻變中的豐富性和深邃性。”正念所倡導的人生態度，是專注、接納、信任和耐心，是體驗生命本身的富足和美好。這種簡單的人生態度，正是我們這個日益複雜和功利的時代的稀缺品。
太多的人生問題，是因為我們想要逃離。逃離的企圖，有時被隱藏在積極改變、努力上進的後面。我們經常忘記，當我們說憧憬未來的時候，其實是說現在不夠好;當我們說改變自己的時候，其實是說自己不夠好。而現在的自己，正是我們生活的全部。
成功學或者心靈雞湯，有時候佛教或者心理學，都可能成為我們為逃離生活而製造的幻象的一部分， 讓我們相信真正的生活在遠方，從而與真實的生活、真實的自己越行越遠了。在這苦樂交融的人生中，怎麼珍惜當下，怎麼刪繁就簡，怎麼與自己相處，怎麼投入地生活，正念說的其實是我們生來就懂卻逐漸忘卻的東西。
摘自《正念：此刻是一枝花》
文章原標題：太多的人生問題，是因為我們想要逃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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