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書》記載了公元四世紀末至六世紀中葉的北魏王朝興亡史。早在拓跋窪建立北魏政權時，就曾由鄭淵編寫代紀十餘卷，以後崔浩、高允等繼續編寫魏史，皆採用編年體。太和十一年﹙公元487﹚，李彪參加修史，始改為紀傳體，編寫至拓跋弘統治時代。以後，邢巒、崔鴻等先後編寫了高祖﹙元宏﹚、世宗﹙元恪﹚、肅宗﹙元詡﹚三朝的起居注。北齊天保二年﹙551﹚，高洋命中書令兼著作郎魏收編纂魏史，設置修史局，由太保、錄尚書事高隆之、房延佑等六人先後參加修史。
魏收﹙505--572﹚字伯起，鉅鹿﹙今河北平鄉一帶﹚人。早在北魏末年他就參加國史和起居注的編寫。他在東魏、北齊官職步步高昇，直做到尚書右僕射，除起草詔令之外，修史是他長期專職。設局修纂修，史官都是趨奉魏收的人，凡事由他專主。天保五年﹙554﹚秋，完成紀傳，十一月又成十志。
《魏書》記載鮮卑拓跋部的早期活動，多少反映了拓跋部的社會面貌，提供了由氏族、部落到國家發展過程的材料。但魏收借修史來酬恩報怨，他公然宣稱“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凡是史官的祖先姻戚，“多列史傳”，“飾以美言”。他還接受為他寫美言入史的人賄賂。陽休之的父親陽固，北魏時為北平太守，因為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劾獲罪，這一事都記載在當時的起居注中。魏收則因陽休之有恩於他，修史時將其美化成“固為北平，甚有惠政，坐事免官”，並胡說“李平深相敬重”。不僅如此，魏收還收納爾朱榮之子送來的金錢，在寫史過程中“減其惡而增其善”。崔獻從北魏中興一直到孝武時，任常侍，很多詔誥表檄皆出自他手。只因當初選修起居注有人推薦魏收，崔說魏收是輕薄之徒，不可用，魏收便懷恨在心，在修史時便寫上崔的壞話。
由於魏收在修史時摻入了個人的感情色彩，書成後，眾口喧然，議論紛紜，被稱為“穢史”。特別是在列傳人物的去取褒貶上觸犯了一些門閥地主，諸家子孫，控訴魏收著史不平的達百餘人。當時左僕射楊諳，右僕射高德正二人權傾朝野，這兩人與魏收關係親蜜，魏收為楊、高兩家都作了傳，這兩人因此不願聽到別人說魏收修史不實，便堵塞言路，逮捕了一些控訴的人下獄治罪，暫時壓下了這場風波。終文宣﹙北齊的高洋﹚世不再討論，致使《魏書》就這樣流傳下來。
歷史上有這樣的史官，“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才寫出了像《史記》、《漢書》那樣的信史。魏收憑自己的好惡而虛美隱惡的《魏書》，只能稱為“穢史”，為人嗤之以鼻。對一個歷史學家來說，能夠面對真實的歷史過程，據事直書，為後人留下可信的歷史記載，還是迎合一時風尚，屈服於外來壓力，或憑自己個人感情，故意歪曲歷史真相，欺矇後代，貽誤後人，這是對歷史學家良知見識和責任心的最大考驗，也是衡量史書價值的根本標準。對所記人物不憑空添加他的好處，也不掩蓋他的壞處，才稱得起“實錄”。聯想現在，有人寫傳記、回憶錄，甚至編修志書，虛其美，隱其惡，諱其實，飾其弊，只寫“盛世”，避其弊政，又怎麼讓人信服，更是對歷史的褻瀆!
閱讀更多 羨慕繁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