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认为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安史之乱前，唐朝称霸世界，处于开元盛世，当时的唐朝国力强盛，版图广袤，如日中天，是亚洲的文明中心所在，

在公元755年的12月，安禄山发动了安史之乱，这次战争使得盛唐成为了历史。盛唐因此转衰，战争让当时的人口减少了六成以上，由7000多万人在战乱后，下降到1600多万人。因安史之乱，让唐朝在中亚和中亚的伊斯兰化逐渐消退，陷入了藩镇割据的境地，河北一带胡化，脱离唐朝的控制，河北三镇，独立成国。直到六百年后的明朝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才再次将这片土地收回汉人王朝。

对于安史之乱，历史上许多人将源头直指唐玄宗和杨贵妃，虽然作为一国之君，无法逃避责任，但是安史之乱诚然是无法避免的，那么，安禄山在当时看到了什么，敢在唐朝最鼎盛时期造反，还能顺利“称帝”？

第一、安禄山看到了唐朝的民族对待不平等

唐朝在从隋朝接手之后，版图上形成了北方地区以鲜卑为主，南方地区以汉人为主的民族分化构格局。少数民族主要聚居渤海之滨，西域诸国，漠北草原，秦淮一一带。这让唐朝的中央政府，逐渐加强对边疆领域的控制和防守，开元十年，唐玄宗设立了十个兵镇，九个节度使，经略使进行管理边疆。节度使好比于分封制下的藩王，掌管着管辖领地的军事、行政、财政、赋税、人口、土地等方面。节度使的设置无异于可以看作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一种倒退。

根据文献《资治通鉴》中记载：“文翙刚愎，契丹饥不加赈给，视酋长如奴仆，故二人怨而反。”唐朝长期对归化的番人和内地居民，采取不一样的治理手段，对其他少数民族的认同感不高。归化的番人因为能带来贸易、技术和军事，而受到了当时朝廷的重视和宽厚，内迁的民族却被作为，奴隶看待，作为纯粹的“生产资料”，受到严格管控。在唐朝的政治视角上看，对待这样的人民，可以利用和杀害。

安禄山本身也受到了皇族的侮辱。

公元751年，安禄山在唐王朝的宫殿中，被贵妃当作小孩洗三（婴儿出生后第三日，要举行沐浴仪式），脱光在宫中游园，这时的安禄山已经接近五十岁，供众人取笑消遣。文献《安禄山事迹》中记载“后三曰，召禄山入内，贵妃以绣绷子绷禄山，令内人以彩舆舁之，欢呼动地。玄宗使人问之，报云：「贵妃与禄山作三曰洗儿，洗了又绷禄山，是以欢笑。」玄宗就观之，大悦，因加赏赐贵妃洗儿金银钱物，极乐而罢。自是，宫中皆呼禄山为禄儿，不禁其出入。”安禄山作为当时少数民族在唐朝为官的精英，被当时的皇帝和贵妃不尊重。

唐朝的统治一边为了减少边境战争，加强控制少数民族，让少数民族的部落内迁，另一边又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体恤，没有有效的管理，让少数民族内迁后过着十分凄苦的生活。

第二、安禄山看到了政治上的腐败

到了唐玄宗李隆基的后期，挥金如土，耽于享乐，怠于朝政,宠爱贵妃，宠信奸佞小人（李林甫和杨国忠）,造成了政治腐败怠于朝政。让当时的朝廷逐渐腐败，杨国忠任宰相时，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出兵，多次攻打了南诏，加重了人民的赋税负担，消耗了巨大国力，李林甫则祸害忠良，混乱朝纲。唐朝的腐败情况也让安禄山坚定了想要叛变的决心。

第三、安禄山看到了叛乱的可能性

唐玄宗时期的边镇异族势力已经十分强大，已然构成了威胁，但因唐玄宗一味想要开疆拓土，将当时的大量军力，布局于边疆之中，人数多达50万人，而统治核心区域的军力较为薄弱，仅仅8万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让安禄山看到了叛乱的可能性，要调遣军队从边疆回来，不能及时赶赴战场，形成延误，一旦发生战乱，中央地区无力自保，外重内轻的局面也让边镇势力对中央政府相对看轻。遂让安禄山在公元756年正月，僭越称帝，国号大燕，年号叫圣武。

综上，可以说安禄山的叛乱，实则为必然现象，就算安禄山不乱，其他人也会乱，是唐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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