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第二部分的内容里，从县衙的日常运转当中得到答案。
作为县里的行政首脑，知县对本地的保甲、邮政、盐政、工程、教育、福利、宗教和祭祀等等都要管。但他核心任务是三条，一个是守土有责，维持治安，虽然是文官，但发生叛乱、外寇入侵的时候，知县必须守卫城池，这属于特殊情况。日常的主要两条，是收税和司法。明代小说《儒林外史》里说衙门里只有称银子的“戥子声”、收税的“算盘声”和打人的“板子声”，既是尖锐讥讽，也是客观概述。到了清代，也一样。
我们先来说司法是怎样运转的？从中你就能看出知县怎么解决没有知识、用不上其他官员的问题。清代民间的各类案件，都要先报到县衙。戏里那种“越衙上告”，上告者是要先挨五十大板的。知县作为基层法官，从权限上说，只能判决一般民事纠纷和处以打板子、枷号（也就是戴上木枷示众）的轻微刑事案件。这些案卷和笔录还要定期接受分巡道的检查。需判处徒刑以上的案件，要申报到府一级，死刑判决要由总督、巡抚重审。这个制度看上去相当合理，但我们别忘了，现场勘察验尸、口供等重要证据收集，以及早期的案卷，都是在县里完成的，这些环节可都是直接影响案件结果的。
县官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雇佣师爷？因为他本人不懂业务、不通法律也没关系，只要能请到好的师爷就行，自己只去负责场面上的工作。师爷是行政专家，大致分两类，参谋司法的叫“刑名”，俗称“黑笔师爷”；帮助办理钱粮税收的叫“钱谷”，俗称“红笔师爷”。他们是没有官职的非正式人员，却是知县在事务上的主要依靠。少数经验丰富、精明能干的知县，可以自己当堂对案件写出批词；大多数知县都是退堂后请师爷代办；有时候还要按师爷的交代，回去补充审理。所以李鸿章有句耐人寻味的话：“天下最好做的事，就是当官。”
好师爷的本事也真大，我看过一则古代笔记记载：有个沿海的县，从海上来了一条商船，船舱里的货物被海边居民抢光了。县里要给上面打说明报告，师爷拿过文稿来，只改了一个字，是把“海上漂来船”改成了“海上覆来船”，意思是船到岸时是底儿朝上的，那自然也就没有货物。改一个字，就抹掉了抢劫案。但师爷只能呆在幕后，不能参加庭审，这也会影响案件的办理质量。
除了审案，知县另一项重大的司法职责是捕捉在逃犯和盗贼。法律规定，案发后，县里要在四个月内逮捕强盗，超期一年降级，超期两年调离。所以，这是知县很重视的工作。于是，知县给衙役下达更短的限期，超期就要挨板子，再超期，就把衙役的家属关进牢房。也就是说，在行政工作里，使用威胁属下情感和恐惧手段。或者是走上层路线，有的县官会托请总督、巡抚，在限期到来前把自己调到其他县去。
从司法方面的情况能看出来：县官解决行政问题的方式，是非正式的、私人化的。瞿同祖将这称为“混沌整体”。它在行政运行中的表现是：县衙里没有中层权力，每个人都直接向知县负责；人员彼此之间也没有实质性分工，只有和知县的亲疏远近不同。于是，清代的县衙人员彼此隔绝、职能重叠，效率也很低下，经常出现“要么都来管，要么都不管”的状况。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知县是怎么行使征税职能的？在这个过程里，他也解决了自己“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知县负责征收的项目有地丁银（也就是土地税、人头税），这是宫廷和军队的基本财源；还有漕粮，也就是公粮；还有渔税、房产契税、销售税、牲口买卖税等等。
县里没有法定财政收入，更谈不上经费预算决算了。那怎么办呢，就得“搭车收费”。有一种和地丁银一起征收的叫“火耗”的钱，字面意思是铸银子的损耗。这是县官自己留的办公费和私人花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火耗是明文法规之外的陋规，后来因为禁止不了，只好默认。火耗的比例不一定，每两地丁银收两钱，也就是八分之一的，那就算清官了；高的会到四钱五钱，将近30%。这个钱也不是县官能独吞的，它包含着办公经费，而且要按比例在县衙里分配。乾隆年间，国家承认了火耗的合法化，这笔钱不进入户部，由各省布政司掌管，可以说是演变成了地方税。
县官还可以在漕粮里增加附加费。知县和税吏有一种默契，只要他能征收上来国家要的漕粮税额和归知县所有的附加费，剩下的都不问。于是，国家法定1担粮食的税负，到纳粮农户那里就变成了2.5担。后来，有的知县嫌麻烦，可能粮食也不好保存，就要求纳粮改成交现钱，这种折算，又增加了一层盘剥。
所以，知县征税既是在完成硬性任务——朝廷对欠税地区官员的惩处相当严厉，是从总督一路罚到知县的；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积极性。衙门里的板子声，可不是光打犯人，很多时候是在打欠税的老百姓和征不到税的里长，很多里长为此倾家荡产。不过，人也是复杂的。有的知县比较宽厚，会掏自己的钱替欠税人垫付。
从这里你也就看出来了，为什么康熙解决不了贪腐问题？因为那不是个简单的风气问题，既然朝廷没有能力安排完整、合理的地方财政制度，就只能容忍陋规的长期存在，任由县官们自己去安排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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