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評|三國時那場大疫
傳說中英雄輩出的時代,卻始終被瘟疫籠罩著
三千餘年,二十五史,連綿不曾中斷,自豪者謂“雄漢盛唐”,激進者曰“髒唐臭漢”。掌燈展卷,歷歷在目者,無非宮廷內爭,沙場外戰,不過是帝王將相的傾軋史、相斫史。除了賦斂與徭役,青史似乎真的沒有百姓什麼事兒。
即使從黃巾起事算起,三國也不到百年。天下三分,鼎足而立,人們評話縱橫捭闔,波瀾壯闊,人們演義金戈鐵馬,運籌帷幄,卻看不到兵荒馬亂,餓殍遍野,生靈塗炭。三國爭雄,面對東吳、西蜀,曹操是當然的主角。他經歷了“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也目睹了“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從這一點上,曹操的良知與悲憫並未喪失殆盡。正因如此,這首《蒿里行》才有了詩史的味道。
黎民百姓的非正常死亡,無非來自戰爭、天災和瘟疫。從漢末到魏初,天災並不顯著,然而卻兵連禍結,瘟疫蔓延。赤壁之戰,瘟疫正在肆虐。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率領80萬大軍“旌麾南指”,“會獵於吳”,但赤壁之戰敗了,敗於周瑜的火攻,與孔明“借東風”沒有什麼關係。其實,還有另外的因素。曹操一方說,“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劉備一方說“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三國志》)。阮瑀稱“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建安七子集校注》)。這顯然在為失敗辯護,但並非毫無道理。曹操赤壁之敗績,並非僅僅因為人謀不臧,還有一個“敵人”,那就是瘟疫。
東漢末年這場瘟疫持續多年,對社稷民生的打擊是毀滅性的。著名醫學家張仲景是同時代人,親歷了這場大疫。他寫道:“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傷寒論校注》)他以醫者的眼光認為,這場瘟疫實為傷寒而起。瘟疫的結局是悲慘的,張氏二百餘口的家族,竟然死去三分之二。
梁方仲先生研究漢末三國的人口,結論是驚人的。漢桓帝永壽三年(公元157年),全國人口約為5648萬;三國時魏蜀吳三國總人口僅約773萬(《中國曆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相距不過六七十年,將近五分之四的人口消失。梁方仲先生的考察是宏觀的,而張仲景家族的遭遇則從微觀層面提供了證據。因此,漢末三國人口的急劇下降是非正常的,主要因素就是戰爭與瘟疫。
然而,這種涉及千百萬普通民眾生存、生命狀態的重大事件,在古代史籍中極少反映,似乎史家只關心軍國大計、宮廷內幕、戰場輸贏。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這場大瘟疫,《獻帝紀》只記下了“是歲大疫”四個字,即使在《五行志·疫》的專項史料中,也只寫下兩個字——“大疫”(《後漢書》)。《三國志》中“大疫”二字,更是隻關注之於軍事行動的影響。
曹操作為主政者,面對疫情,並非無所作為。他先後下達《存恤令》和《給貸令》,針對的都是“戰疫”行為。雖是政府公文,仍然充滿溫度,甚至下達了賑濟、撫卹標準。建安十四年的《存恤令》言:“自頃以來,軍數徵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建安二十三年的《給貸令》稱:“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於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政客其實是不希望在“負能量”上留下記錄的,不過,對於三國時這場瘟疫的記錄,其實是由作家和文人完成的。
首先是陳思王曹植的《說疫氣》:“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三曹集》)曹植在立嗣競爭中敗北,曹丕即位後對之一再貶徙。曹植從優遊恬適的貴族王子,變成蹉跎坎坷的失意文人,這讓他有機會更多思考社會與人生。在曹植筆下,此次瘟疫橫恣,境況比建安初期張仲景的境況更慘,無妄之災降臨世間,無數民眾慘遭橫死,甚至滿門闔戶,無一孑遺!不過,曹植認為,受害最深的主要是粗衣陋食、蓬門蓽戶的貧民,而對肥馬輕裘、錦衣玉食的權貴似乎影響不大。
東漢末年,在曹操統治區崛起了一座文學高峰——“建安文學”,這一奇特的文學現象,以政治家、軍事家曹操為核心,以“三曹”“七子”為星系,以鄴城銅雀臺為沙龍,形成了“雄渾深沉,慷慨悲涼”為特質的“建安風骨”。
“建安七子”中,除孔融被操所殺,阮瑀早年病死,其餘“五子”均死於此次瘟疫之中。王粲為“七子”之一,他不僅是曹氏父子器重的幕僚,也是“七子”中詩賦之冠。同樣在建安二十二年,同樣在徵吳途中,因感染瘟疫而去世,時年41歲。翌年(公元218年)春,曹丕在給吳質的信中寫道:“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曹丕這封信透露了一個重大噩耗,即“建安七子”中在世的四人,即徐幹、陳琳、應瑒、劉楨,均未能躲過這場瘟疫。由於這場大疫,曾經璀璨一時的文藝星空竟然眾星隕落,令人唏噓!應當指出的是,曹丕這封信透露的消息,與曹植關於疫病“遠富近貧”的特徵並不一致。瘟疫或病毒沒有等級、領域、“三觀”的區分與內定。在它們面前,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樣的,只要被感染,不管你是皇親國戚,還是文壇巨星,同樣在劫難逃。
以曹丕當時的身份,他對待文友並沒有任何居高臨下之意,相反,字裡行間流露出的卻是真摯醇厚的情誼,對昔日聚遊酬唱的亡友深致哀痛,甚至為文友親自編定文集,並對諸子的文學成就進行了客觀的評論。然而,吳質這位元城令,卻在回信時對四位亡者太過苛求,“陳徐劉應,……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昭明文選》)。這無非是說,他們四人,雖富翰墨之資,卻非經緯之才,不過御用文人而已。吳質這人,很不厚道。
其實,在瘟疫中失去生命的權貴何止這些文人。《三國志》記載,在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中,司馬懿之兄司馬朗隨軍征伐東吳,瘟疫在軍中流行,司馬朗親臨視察,籌措醫藥,不幸感染,去世時只有47歲。他甚至留下遺言稱:刺史“督司萬里,微功未效,而遭此疫癘,既不能自救,辜負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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