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四百年前的長安城內，當太白金星三次劃過上空。一場突如其來的“宮門喋血”，讓唐高祖李淵的三個兒子手足相殘，最後以秦王李世民成功斬殺大哥建成和三弟元吉而結束。緊接著迫使父皇提前“退休”，自己則冠冕堂皇的坐上了大唐帝國第一把手的高位。
但是，到底是誰一手釀成了這幕慘劇？關於這一點，後世議論紛紛，不過主要有以下三種說法：
一、有人認為太子李建成心胸狹隘，眼看二弟李世民戰功卓越、聲威日漸，擔憂自己的太子之位不保，多次對二弟世民“下狠手”，欲除之而後快。而李世民雖說是這次政變的主要策劃者，但卻是太子李建成一手釀成的，李世民是在萬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決定先發制人。實際上主要責任在於太子李建成一方。
唐朝建立後，李淵按照“嫡長子”的慣例，冊封李建成為皇太子，立二子世民為秦王，三子元吉為齊王。但以這三人的功勞和能力對比，無疑是秦王李世民為最。他文武全才，功勳卓著，又深得人心。加上秦王府中眾多“實力派”武將謀士，更讓李世民如虎添翼，聚攏形成一股強有力的軍政勢力。而太子李建成，自知無論功勞才幹，還是手下人才，同二弟比起來簡直是判若鴻泥。因此，一直將李世民視作自己將來登上皇位的最大潛在威脅。但是僅憑自己的實力，似乎還無法吃掉秦王府集團，於是便聯合三弟元吉，對李世民百般刁難陷害。力求早日拔掉這顆“眼中釘”“肉中刺”。
此外，他還千方百計地用金錢收買秦王府中的武將，明確記載的有尉遲恭、段志玄等人。奈何這些人對秦王忠心耿耿，根本就不買賬。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李建成認為“秦王府智謀之士，可忌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者”。於是便跑到李淵面前通過誣陷、告黑狀的方式，圖將此二人逐出秦王府。武德七年，太子假借李淵之手，將秦王帳下猛將程咬金遠調康州。《資治通鑑》記載，在玄武門之變前幾天，李建成趁北征突厥之際，圖謀將秦王府中的精兵良將轉入自己手中，然後再趁機除掉李世民。但太子的陰謀被識破，未能得逞。而李世民面對太子的一再緊逼，依舊採取妥協的方式。雖說秦王寬容，可其部屬一致認為，只有先下手除掉太子和齊王，自己才有安身立命的機會。在這種嚴峻的形勢逼迫下，李世民終於決定先發制人，發動玄武門事變。可見，李世民之所以手足相殘，完全是被逼得走投無路。所以說，太子李建成一夥是玄武門之變的始作俑者，不無道理。
史書記載，李世民對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數次發難可謂是一忍再忍。（連秦王府中的“狗”都表示忍不下去了。）其中最典型的是“騎馬事件”和“毒酒事件”。
騎馬事件發生在突厥退兵後，李淵為緩和三兄弟間的矛盾，便挑了一個風和日麗的天氣，帶著他們到長安城外狩獵。而大哥為顯示“兄長風範”，親自為二弟挑選了一匹“良駒”。而李世民也毫不懷疑的跳上馬背，挽弓射獵。其間，多次被這匹馬摔倒在地。他心裡明白，便對身邊人說：“他想借這匹馬來殺害我，可生死自有天定，馬怎麼能傷到我呢？”可這話被太子等人傳到李淵耳中卻變成“秦王自有天命，會成為天下之主，不會輕易地死去。”
毒酒事件則在玄武門之變前兩三天，據說也是導致事變發動的決定性事件。史書記載，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被太子和齊王私邀入宮參加宴會，結果二人在秦王杯中下毒，導致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數升。”幸虧回府解救及時，才得以保住性命。總之，李世民被太子和齊王猜忌和不容，屢遭暗害，肯定不假。但上述騎馬事件和毒酒事件也存諸多疑點。眾所周知，秦王文武雙全，久經沙場。騎馬射箭自是不在話下，為何不識劣馬，即便礙於情面，騎上大哥親自挑選的劣馬，一蹶便應換騎，何致數蹶？至於毒酒事件發生前，秦王同太子等人的矛盾已經激化到不可挽救的地步，雙方几乎達到了劍拔弩張的局面。面對大哥三弟的邀請，明眼人都能看出是“鴻門宴”，為何會輕易入宮宴飲？更無法讓人理解的是，這個“吐血數升”的二弟在幾天後居然生龍活虎的出現在玄武門，並親自參與射殺自己的同胞兄弟。
二、玄武門之變是李世民蓄謀已久的謀殺行動，是他爭奪太子之位，君臨天下的最後一步棋，也是最關鍵的一步。因為李世民對自己的功勞和地位不對等而引起的心理失衡。從大唐建立到武德五年班師回朝。這幾年間，李世民率領手下將士打敗了當時最大的幾處地方割據勢力，為大唐的統一立下了赫赫戰功。成為朝廷裡最獨一無二的特殊功臣，威望和人氣與日俱增。既擔任尚書令高位，又被李淵冊封為史無前例的“天策上將”，地位和勢力直逼皇位。有史記載，李世民在平洛陽王世充時，在房玄齡的陪同下微服拜訪了一位叫王知遠的道士。王知遠說：“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李世民便據實相告，王知遠又說：“方作太平天子也，願自惜也！”李世民聽了，牢記於心。“眷言風範，無忘寤寐。”便堅定了爭做天下主的決心。
李世民非李淵長子，照祖宗之法，絕對輪不到他做天子。因此，要想實現自己的皇帝夢，就必須要通過非正常的手段和方式來達到目的。在此之上，李世民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撈取政治資本。一方面，不斷積累功勳，擴大自己的軍事影響。另一方面，禮賢下士，網羅天下人才，暗中積蓄力量。尤其在打下洛陽後，李世民大量招攬八方人才，設立天策府和文學館。天策府是秦王的軍事顧問決策機構，是李世民私人“軍機房”。而文學館則是他的政治智囊團。在這一文一武兩大機構的加持下，秦王府儼然擺出一副“小朝廷”的姿態。當天策府和文學館的建立，標誌著以秦王李世民為首的軍事政治集團的形成。即使李世民沒有奪取皇位的想法，但他手下的大批謀臣武將卻不會甘心久居府館。除了堆積戰功和廣納人才，李世民的結髮妻子長孫氏也沒閒著。長孫氏通過不斷討好李淵身邊的“枕邊風”，替自己的丈夫在父皇面前美言嘉贊，改善李世民在李淵心中的形象。
另外，李世民也通過“挖牆腳”的方式，在太子身邊安插“定時炸彈”。玄武門是進入皇宮的必經之地，而值班將領何常本是太子的心腹，卻便被李世民所收買。為自己將來圖謀大業提前做準備。由此看出，李世民早有奪位之心。貞觀史籍將將李世民寫成處處被動挨打的局面，是有悖真實歷史的。
東宮謀士魏徵進言：“秦王勳業日隆，每勸建成早為之所”。因為他看到李世民日益壯大，嚴重威脅到了太子地位。因此數次勸諫早日除掉秦王，根除後患。如果不是秦王集團咄咄逼人的氣勢，太子李建成是不需要和李世民進行明爭暗鬥。本身他將來就是名正言順的皇帝。所以說，玄武門之變是李世民策劃已久的謀殺行動，而非不得已而為之的行為。綜上，李世民才是這背後的黑手？
三、唐高祖一直採取中立的態度成為骨肉相殘的真正元兇。有史書記載，太原起兵前，李淵曾對李世民說：“若事成，天下皆由汝所致，當以汝為太子。”但這種說法站不住腳，疑是貞觀史臣的虛構。試想，當時前途未卜，早早就安排太子人選，明顯不合常理。
而實際上，李淵後面按照傳統，立李建成為太子，封李世民為秦王。明顯違背了自己當初許下的諾言。在太子和秦王長期明爭暗鬥中，李淵一直採取不偏不倚的態度。既不想看到兒子相互爭鬥，也不希望前朝“廢長立幼”之事再次發生。很多時候，面對太子和秦王的爭鬥，他也無可奈何，畢竟手心手背都是肉。甚至在李世民功立下不世奇功時，為彌補對秦王的虧欠，還別出心裁的獨創“天策上將”封號。但對於李世民一些過激行為，李淵也會表現出嚴重不滿。武德五年，後漢劉黑闥引兵犯境。李淵主動讓太子李建成掛帥出征，欲意讓其多立戰功，為將來順利接位爭取資本。武德七年，太子手下將領楊文幹叛亂。李建成隻身入宮請罪，李淵勃然大怒將其囚禁。並派李世民前去平叛，還許諾他若勝利歸來，則改立為太子。結果，待班師回朝時，李建成太子之位依舊，李淵並沒有過多責罰他。只是將太子府中的部分官員貶出長安。李淵表現出的這一系列行為態度，讓李世民很是失望。
齊王李元吉曾數次上書秘密處死李世民，但均被李淵駁回，認為沒有殺他的理由。
武德九年，為抗擊突厥，太子極力推薦李元吉出征，並建議從秦王府中抽調精兵悍將。高祖雖看出太子用意，卻依舊批准太子的建議。
李淵處在父親的位置上，既不同意太子加害於秦王，又無改立秦王為太子的想法。當他察覺到這幾兄弟間勢如水火，無法調和時。甚至還設想江山分半，讓李世民常駐洛陽，分管陝西以東的土地。但這種設想，不僅是渴求太子之位的李世民所不能接受的，就是太子和齊王也極為不滿。在他們看來，李世民一旦前去洛陽，如同放虎歸山。憑藉秦王手中掌握的地盤和軍隊，以後，誰都控制不了他。假如將其留在長安，孤家寡人，對付他易如反掌。
李世民不願離開長安，太子也極力阻止他離開長安。事實上，李淵所堅持的“走鋼絲”政策不僅沒起到絲毫作用，反而助長了太子對秦王的步步緊逼，也讓李世民更加堅定了以武力奪取皇位的決心。而李淵極力避免出現的骨肉相殘的慘劇，還是在一千四百年前的那個夏天發生了。因此“玄武門之變”，李淵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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