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中英关于天津条约的谈判，是在逼迫的情况下进行的。
早在1858年4月中旬英法联军兵临大沽之时，咸丰帝要求谭廷襄一面做好防御，一面与敌交涉，而期待着修约的西方各国早已为此进行着积极的准备。4月24日，额尔金照会直隶总督谭廷襄，要求他将自己写给文华殿大学士裕诚的信函尽快转交。额尔金在给裕诚的信中说，英帝国准备在大沽与由皇帝授权的大臣进行会谈。谭廷襄收到信后，即回复额尔金说，已将来函转交，朝廷谕令他（谭廷襄）会同仓场侍郎崇纶、内阁学士乌尔衮泰共同与英方会谈。接到复函的额尔金并不放心，他知道清廷在外交交涉上常常会多有变故，会做出一些借故拖延之事，因而他看了谭廷襄的信函后，便又来函询问谭廷襄是否有被皇帝授予的全权？是否能够独立行事，在需要做出决断时“便宜行事”。这次来信，谭廷襄并没有正面答复额尔金的问题，只是邀请额尔金于5月1日进行会晤。由于谭廷襄并没有回答是否有“便宜行事”的全权,遭到额尔金的拒绝。5月6日，额尔金命李泰国和威妥玛出面与谭廷襄会谈。
本文根据《晚清官场的洋大人》改写
修约大事，关系到英国的切身利益。考虑到中西方语言不通，在英法联军兵进大沽的时候，额尔金已在思考着遴选合适的翻译人员参与到即将进行的外交谈判中，为自己的国家增添一些有利的因素。
在当时，西方其他国家与中方谈判，由于没有译员，大都是由在华传教士来充当翻译的角色。额尔金不打算这样做，在他看来，传教士并不能很好地贯彻他的意志。翻译人选上的限制，使得选用人员也没有太大的空间。额尔金很看好那些在华领事馆的译员们，但是当时驻华领事馆里能够充任翻译的人员也不过八九人。巴夏礼、阿查立、麦华陀都有别的重任，无法投入到中西方修约问题的谈判中来。
英国驻上海领事馆代理译员密妥士倒是可以考虑的一个人选。当时他也没有什么大的事情，他的语言能力，额尔金也很为赞赏，但是额尔金的秘书俄理范对此人印象不好，况且领事馆方面也离不开译员，额尔金便只好作罢。
晚清官场的洋大人
马儒翰的弟弟马理生也跟着他的哥哥学了一口流利的汉语，但是他身体欠佳，正在上海病养，自然也是难当重任。在宁波领事馆任翻译的密迪乐也通晓中英文字，他对中国也比较了解，熟悉官场情形，交往礼节。但这个人在服从上司的意志上做的不够，说的多，干得少，额尔金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物，自然不愿意让不惟他马首是瞻的人来担当角色。
本来，额尔金可以考虑威妥玛的，但威妥玛此时已经从驻临江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调到刚刚组建的驻华公使团，充任使团的中文秘书，威妥玛推荐了李泰国。额尔金的私人秘书俄理范与李泰国也早就认识。于是他们共同推荐了李泰国。早在1858年的2月，俄理范就与李泰国有过合作。当时正逢中国一年一度的春节，按照传统的习俗，人们都在享受这一年中难得休闲和快乐，俄理范奉领事馆之命，向清廷发出照会，要求放行一支前往苏州的代表团。自一月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英国人想打破长期以来迟迟不能入城的现实，希望给中国一份照会，说明希望入城的现实。这支代表团前来苏州，希望将照会递交给江苏巡抚赵德辙。俄理范就是这只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他们出发前才向已成为大清海关税务监督的李泰国说明此事。
由于李泰国的通融，使得事情进展的很顺利，赵德辙接受了英方的照会，并允许代表团到苏州城做了数日郊游。这一次接触使俄理范发现李泰国在大清官场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物，由此也认为李泰国是一个中国通。
基于这样的好印象，当威妥玛推荐李泰国充当这次谈判的翻译时，俄理范也大加称赞。俄理范与威妥玛都向额尔金推荐已经成为大清高官的李泰国作为中英谈判的译员，额尔金特意给李泰国写了封信，信中说：“倘若你能陪同我此次北上，我将感到分外满意。我认为，你熟悉中国海关工作，精通中文，一定能在这个重要关头，给我提供极大的具体帮助”。[1]
作为大清雇员的李泰国，要充当天津谈判中的译员角色，大清的官员们是什么态度呢？1858年初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又乘胜北上，目的就是要清廷按照西方的意志修约。5月20日，天津大沽炮台两个小时就被列强占领了。之后，联军又未遇任何抵抗地进占天津，这是咸丰帝万万没有想到的。
大沽是天津七十二沽的最后一沽，位于海河入海处，在明朝时就是海防要地、京师门户。敌人攻占了大沽，京城还能有好吗？咸丰帝虽然不懂军事，可在这一点上，也不是不知道。大沽失守，咸丰帝顿时慌张起来了，他感到再也不能固守旧计了。
可怜的咸丰帝，没有想到该如何振作扭转局面，而是思考着该如何向敌人做出妥协让步，才能摆脱洋鬼子们威胁京师的局面。
大沽失守后，英法联军占据了天津城，嚷嚷着要进入北京城。慌乱的咸丰帝于5月28日谕令大学士桂良、礼部尚书花沙纳火速赶往天津，与列强交涉。30日，四国公使也先后抵达天津，并居住在一处被他们强行征来的民宅里。
咸丰帝要桂良、花沙纳与列强谈判，他给桂良等人下达了“便宜行事”的指令。在桂良、花沙纳前往天津之前，直隶总督谭廷襄就奉命与英方进行了接触，但是却遭到了李泰国的羞辱。谭廷襄是在英法联军兵进大沽之时与英方交涉的，当时英法联军虽然扬言要攻占天津城，但是在情况不明的状况下并未贸然登岸，而是要中方速派代表到天津交涉，扬言如果全权代表不赶快到来，天津将被毁灭。[2]
谭廷襄接到谕令很是踌躇，他忐忑不安地思考着如何面对洋鬼子们的咄咄逼人，他不懂外语，也知道整个大清鲜有会说鬼子话的。老实说，一直视大清为华夏正统的谭廷襄对叽里咕噜的鬼子话是不屑，他认为那些听不懂的语言简直就是鸟语，可是要直面谈判，又不得不信任翻译人员。当得知在中国海关任职的李泰国充当此次谈判的译员，他很是期待。可以说，当时清廷的大多数官员对李泰国都是充满期待的，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因而，经上海道台批准，李泰国欣然前往。
1854年在大沽口的英军战船。图片来源：《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
额尔金也想利用李泰国身份的特殊性，为英帝国谋取利益。在谈判之前，额尔金曾向各方介绍李泰国，“他在上海负责海关工作”。额尔金此举有着多重用意，希望李泰国身份不明，利用他与中国人的特殊关系，充当打探中方谈判态度的“消息灵通人士”。也正是这种安排，在后来的谈判中令清朝官场惊呆地发现，这个洋鬼子骨子里浓厚的殖民色彩。
额尔金北上谈判，虽然他是英国女王钦定的全权代表，但实际的谈判却操纵在李泰国和威妥玛手里，而这两个人中主事的就是李泰国。对于这样的安排，额尔金解释说，中国的钦差大臣们永远不会清楚地懂得他提出的要求的性质，他也无法感受到中国人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要有效地沟通，必须让中国人同完全了解他们、会说英国话的英国人与之打交道。这样，李泰国在天津天津条约的谈判中便成了“主其事”的重要角色。
李泰国一出场，直隶总督谭廷襄就感受到了李泰国的压力。咸丰帝让谭廷襄这个外交门外汉出面与敌修约议和，他在外交上还真是个门外汉，在毫无外交经验的情况下很被动地走上了中英交涉的谈判桌前。最初谭廷襄负责与敌交涉，按照中国传统的待客之道，一连数日在大沽口设下丰盛的宴席，招待这些驾着坚船利炮而来的洋鬼子们，希望他的诚意能使联军感动，一来显示天朝的怀柔远人的胸怀，二来希望通过议和，使联军尽速撤兵。
谭廷襄的这些举动，李泰国根本不放在眼里，他毕竟在大清官场多年，知道人情世故。在最初的接触中，谭廷襄感受到了李泰国的狡狯。谭廷襄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说，“（咸丰八年四月十四日，1858年5月26日）火轮船四只，直抵津关，在后尚有四只，相联而进……旋据英夷通事李泰国欲请府县往见。臣等以该夷业已到此，既未用武，自应仍示羁縻，当饬府县往见，据李泰国声称：‘伊国所商之事，必须禀明最高当局，奏请大皇帝选派头品可以主持之大臣二员。迅速前来共议，先派之大臣，可不再见。否则仍欲进京，并即攻击郡城。两日以内听候回信，须见另行钦派谕旨，方肯相信’等语”。[3]言外之意，中国必须派出有身份有地位的大员参与商贸谈判，否则英国就率舰北上，或者出动军队攻击重要的城市。
英法联军再次进攻大沽口的场面。图片来源：《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
显然，谭廷襄不是头品大员，得不到英方的回应，就连李泰国、威妥玛这样的译员都不愿与其谈判。谭廷襄受到了羞辱，并没敢向咸丰帝奏明，只好说：李泰国此人，观察其情形，是个不甚讲道理的人，尤其是他虚张声势的做派，实在令人感到厌恶。虽然如此，大清最后还是做了妥协，派出耆英、桂良等人与英国谈判，并最终签订了《天津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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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季压西、陈伟民：《来华外国人与近代不平等条约》，第442页。
[2]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17页。
[3]季压西、陈伟民：《来华外国人与不平等条约》，第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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