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迴歸母國和母親身份的是來自意大利的貝安加。
貝安加（Bianca Sannino，1918—1993），意大利籍，16歲時嫁與在意大利陸軍大學就讀的香港華僑譚展超，兩年後帶兒女隨夫返華。譚展超奔赴抗戰，先後任職孫立人麾下及參加印緬戰役，夫妻感情生變。貝安加攜子女定居上海，為生活計，開始以社交名媛姿態為日本情報機構蒐集情報。戰爭結束後，美國戰略情報署葛雷中尉以間諜罪嫌將之拘提移送廣東行營法辦。兩年後廣東高等法院以證據不足判以無罪。後貝安加帶子女回到意大利，經營服裝店，事業卓然有成。1985年寫成自傳體間諜小說《鴉片茶》，出版後轟動一時。去世於美國舊金山。
1945年末、1946年初，美國廣州特業處海軍中尉葛雷（M. Grey）將意籍女性貝安加戰時從事間諜活動的調查報告送給廣州戰犯管理組組長，指涉她有“日本間諜罪”之嫌，稱貝安加利用個人人脈將在滬外僑從事黑市金融交易與非法財產轉移等信息提供給日本人，從中獲利。而且貝安加在上海淪陷區的所有經濟、社交活動幾乎都與日本人有關。報告中還有貝安加充當舞女、從事皮肉生涯的內容，認為貝安加是既“投機”又“危險”的女人，善於“背叛”和“欺騙”的女人。
1946年，國民政府戰爭犯罪處理委員會正式成立，開始正視處理戰犯的國家管轄權。就此而言，審判戰犯不只是司法意義上的懲奸除惡，也具有宣示國家主權的作用。葛雷既是以“私人”名義提交報告，那就意味著主動放棄美國方面的管轄權主張。第二方面軍司令長官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廣州行營主任張發奎對待漢奸、戰犯態度忠奸分明，提出管轄權主張，強調“國家的正義”超越派系鬥爭。面對法庭審訊，貝安加敘述了一個外國女性嫁到中國又被拋棄的顛沛流離、艱難曲折的故事，至於從事美金黑市交易她倒供認不諱，但直言那是為了養活自己和孩子。廣東高等法院認為，在淪陷區飛來飛去，不能以此為由推斷其有“圖謀敵國反抗本國”之行為，間諜罪難以成立。而至於戰犯罪，法官認為，貝安加向日人密報上海外僑財產，或利用日本特務機關特權從事黑金交易牟利，並未違反中國國家利益。罪名幾番改易，在具備審判權在我的情況下，考慮到行政、外交、社會觀瞻及兼顧和意大利與羅馬教廷的關係，貝安加最後獲判無罪。
貝安加本人在整個訴訟過程中都力圖把自己塑造成一個賢妻良母的形象。即便她曾向主教懺悔說自己真的是“放蕩不羈、生活糜爛”，她也有許多活下去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她的四個孩子。譚展超和貝安加雖各心有所屬，譚仍然義不容辭地展開營救。他向長官孫立人求情，理由也是對一個母親的同情。貝安加保外就醫期間，譚展超每日不間斷的探望，使他們孕育出一個新生命。而根據各國律法，孕婦皆可減免刑期，給與相當程度的照顧。著作分析這極有可能是貝安加精心無比的算計，既是對自己所愛過的男人無從宣洩的愛恨情仇，也是一個外國女子對抗中國司法體制的孤獨一戰。
相比前面幾位女性，意大利國籍是貝安加的不同之處。貝安加從未放棄意國國籍，她在法庭上宣告的認同中國或許全出於不得已的苦衷。在她心裡，無所謂對國家的忠誠與背叛，只有對上帝的懺悔和愛情、親情之見證。
五位女性的故事都處於現代中國建立的大轉型過程中。傳統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重要標誌是國家建立和個人意識的覺醒。一方面，忠奸之辯從效忠君主朝廷轉為忠於國家——但五位女性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我們刻板印象中的“抗戰”與“愛國”。另一方面女性覺醒作為社會轉型的一大特色，著作把性別問題融入忠奸之辯的討論並呈現其複雜性，從個人角度仰視、解剖“漢奸”這個大詞，讓五位女性的身世命運最充分淋漓地展現了“忠誠與背叛”這個主題。此書或可與加拿大史學家卜正民的《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精英》（林添貴譯，臺灣遠流出版公司，2015年7月）對照來讀——大陸版名為《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潘敏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10月）。兩書都跳出了民族國家的框囿，皆為“眼光向下”的研究方法，一個以地方社會史的寫法呈現了一段非常時期“灰色地帶”的研究；另一個可以說從微觀文化史角度描摹了同樣一種難題，他們二人的爬梳解答為我們提供了值得借鑑的研究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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