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她得病了。
医生说她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那一年，她65岁。
从诊室出来的那片刻，她眼里满是错愕和惶恐。医生念叨的名词她听不懂，但是“痴呆”她明白。
爷爷在一旁皱了皱眉头，手不自觉地摸向兜里的烟。
“别瞎寻思了，你没事儿。”烟雾从他的嘴里吐出来，像覆盖了整个天空。
她蓦得不做声，支吾着嘴唇，半饷后才蹦出几个字，“孩子6点放学，该去买菜了。”
那年，我15岁。跟别人不一样，他们说我最早张口说的话就是“奶奶”，但我记不清了。
只知道刚上幼儿园那会儿，是她骑着辆蓝色三轮车带我和表哥报道的。也许是幼儿园的玩具太吸引人，我和表哥当时并没有哭，反倒是她的眼睛红了。
幼二年级时，我和表哥让班上的胖小子欺负了。说来也惭愧，两个人还揍不过人家一个。后来，她硬是当着对方家长面，按着那小子的脑袋给我俩儿道歉。想起那时候的她，还真是威风。
她还爱吃糖，买了好多红虾酥和橘子瓣屯在老院的西厢房里。送我们上学时，就每人发一块。听她哼着小曲，挤在不大的三轮车里摇摇晃晃地，我和表哥就这样过了好几个夏天。
后来，我们越长越大，越长越宽，蓝色三轮车好像再也装不下我和表哥两人。
从那时起，我就常问她，“奶，猴哥什么走？”，猴哥是我给表哥起的外号，因为我觉得他长得和齐天大圣有点像。
“你姑住的远，我现在带着他方便，你俩还是一块儿的好。”我从她暗淡的眼神中感到，表哥像是永远不会走了。
其实我并不讨厌表哥。只不过我俩因为一些小事争执时，她都会向着表哥说话，甚至还会以各种理由让爸妈相信是我的过错。我不明白，更觉得委屈。
“他自己有家，就不能让大姑把他接走吗？”那次我没忍住，当着全家人的面儿嚷嚷起来。没想到她刷得像变了个人似的，抓住我的胳膊，使劲掐住。
“不能，我说不能就不能！”她反复重复着这句话，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不安与慌乱。
我被吓到了，就再也不敢说这样的话了。
二
听爷爷说，大姑是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也是村里的第一个。录取通知书下来那天，大姑最先把这好消息告诉了奶奶。
他们一高兴就把家里的鸡都宰了，好好庆祝了一番。
一周后，奶奶驮着大包小包的日用品，和大姑从通县老家辗转个3多钟头，到北京工商学院报道。那并不是奶奶第一次进城。20年前正挨饿的时候，赶上城里招工，她就和大姨奶到公汽四厂当乘务员了。
她跑的那趟车叫27路，从永定门外蒲黄榆到安定门外小关北站。每天吆喝着卖票，这工作一干就是两年。
大姨奶说印象中她是个急脾气，但从没见她和乘客吵过，在四厂里口碑很好。
后来，大姨奶和四厂的另一位公交司机处上对象，顺利转了户口。但她户口没解决，公司的新政策留不下农民，她就又回到老家生产队干活了。
也正是在生产队里，爷爷和奶奶结下了缘分。
三
爷爷那会在队里做车把式。正赶上家乡的木机四厂和酒厂生意好，他的大车队主要负责往外运送扬长机和二锅头。
他说自己至今都记得那二锅头的味道。纯高粱酒，度数高、呛人，但是实在。不像现在的白酒都是勾兑的。
赶大车的待遇也好。队里每天能他给计10工分，额外补贴1块钱和一斤粮票。如果在外过夜，还会各加五毛钱和半斤粮票。
奶奶回来后就被分到村办的粉坊工作，做红薯面和红薯粉条。那会农村白天常停电，晚上时不常地才恢复，所以粉坊几乎都在夜间干活，非常辛苦。
但这些艰辛最终还是被爱情冲淡了。
他们最初的感情并不顺利。奶奶的祖父是民国时期警察队长，姥爷在蒋介石政府任高官。即使后来没落了，家底总还是厚实的。
奶奶的文化水平也高，在那个普遍基本接受不到教育的落后村庄，她坚持读完了初中才去务农。
而此时，只读到高小的爷爷却还在为半间瓦片发愁。那会都讲究门当户对，这段缘分差点就在家长的反对中断了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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