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巨災下濫食“野味”或將終結，千億產業面臨“地震”
[摘要] 中國綠髮會法律工作委員會秘書長馬勇建議，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在今年就野生動物管理工作進行專項的督查，“否則的話，可能會浪費一個這麼好的修法時間。”
在過去多年裡，中國的非法野生動物交易以“地下”的形式進行著。穿山甲被稱為“老鼠”或者“大龍蝦”，蟒蛇被稱為“長蟲”，各種暗語和代號在買賣雙方心照不宣。現在，中國正以最嚴厲的態度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
2月24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簡稱《決定》），全面禁止食用國家保護的“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以及其他陸生野生動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飼養的陸生野生動物。
同時從27日起，全國範圍內的食用野生動物市場和交易將被徹底取締，凡是從事以食用為目的的野生動物人工繁育，許可證都要撤銷。最高人民檢察院更是在28日發佈《檢察機關野生動物保護公益訴訟典型案例》，以期徹底斬除野生動物黑產利益鏈條，讓所有參與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和生態環境的違法行為人都付出代價。
國家林草局在27日公佈的數據顯示：截至到2月26日，超過86萬來自全國各地林草系統的執法人員參與了野生動物交易的整治，辦理野生動物違法案件690起，收繳野生動物3萬9千多隻。
修法的困境
全國人大常委發佈解釋稱，出臺《決定》的原因是疫情發生以來，濫食野生動物問題突出，對公共衛生安全構成重大隱患。在相關法律修改之前，及時明確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嚴厲打擊非法野生動物交易為打贏疫情阻擊戰提供有力的立法保障。
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簡稱為“中國綠髮會”）秘書長周晉峰在25日接受時代財經採訪時表示，如果不停止對野生動物的非正常接觸，類似新冠疫情這樣的“巨大的災難依然會接踵而至。”
按照《決定》規定，魚類等水生野生動物不列入禁食範圍。因科研、藥用、展示等特殊情況，可以對野生動物進行非食用性利用。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經濟法室副主任楊合慶在2月24日表示，捕撈魚類等天然漁業資源是一種重要的農業生產方式，也是國際通行做法，漁業法等已對此作了規範，根據各方面的一致意見，按照決定的有關規定，魚類等水生野生動物不列入禁食範圍。
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食用已經是板上釘釘，而關於《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修訂也提上日程。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經濟法室主任王瑞賀此前透露，擬將修改野生動物保護法增加列入常委會今年的立法工作計劃，並加快動物防疫法等法律的修改進程。
這一部出臺於1988年的法律，在32年間歷經了4次修訂。最新的一次修訂是在2018年，但禁止食用野生動物等有關規定始終未被列入條文。
多年來，不少機構和學者一直建議將禁止購買、使用、持有野生動物寫入法律，但一直未能如願。周晉峰認為，這與《野生動物保護法》沿用著“開發利用”的出發點有關係。 “此前（政府）一邊發放許可證，一邊口頭上說目錄以外的（野生動物）禁止養殖，但實際上這很難執行。”
在2016年，新修訂的《野生動物保護法》把原來的“合理利用”改為“規範利用”，顯現出更明顯的保護意圖。但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周珂和李越在2016年曾撰文表示，對野生動物資源的保護和合理利用，是我國野生動物保護開發的方針，國家對依法利用野生動物的主體的合法權益予以保護。這實際上是對野生動物利用持鼓勵的態度。
源頭的監控不嚴，也導致亂象發生。
作為中國綠髮會法律工作委員會秘書長，馬勇向時代財經分析稱，在現行體制下，野生動物管理部門的審批和監管是為一體的，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就像左手跟右手的關係。馬勇稱，自己在工作遇到過這樣的情況，“一家鋼鐵公司、文化公司也能夠拿到許可馴養繁殖野生動物。”
“野生動物保護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公眾參與和信息公開的程度比較差。”馬勇建議，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在今年就野生動物管理工作進行專項督查，“把’膿包‘給戳破，讓問題充分暴露出來，才能對症下藥，為修法提供支撐。”
產業“地震”
就在《決定》發出之後，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官方網站在2月25日晚發佈關於《深圳經濟特區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條例（草案徵求意見稿）》。在原有《決定》的基礎上，深圳市進一步擴大了動物禁食黑名單，而可食動物及其製品包括豬、牛、羊、驢、兔、雞、鴨、鵝、鴿以及深圳市人民政府決定可以食用的其他家禽家畜；依照法律、法規未禁止食用的水生動物。
隨著野生動物交易的收緊，以此為生的養殖戶勢必受到波及。
據《中國野生動物養殖產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報告》調查估算，2016年，全國野生動物養殖產業的專兼職從業者有1409多萬人，創造產值5206多億元人民幣。其中，毛皮動物產業從業者約760萬人，毛皮產業產值估算3894.83億元；藥用動物產業的從業者約21.08萬人，創造產值50.27億元；食用動物產業的從業者約626.34萬人，創造產值1250.54億元。
按照《決定》，除食用外，符合正規檢疫管理的皮毛製造、藥用等的野生動物利用並沒有禁止。但實際上在目前疫情的波及下，不少野生動物養殖處於停擺狀態。
在湖北從事梅花鹿、孔雀養殖的蕭先生（化名）在26日向時代財經表示，養殖場已經在1月底接到林業局的通知單，要求停止所有交易。目前，蕭先生的養殖場共有二十多頭梅花鹿，在過去，這些梅花鹿主要被用於提取鹿茸。
2月27日，父母在廣西從事肉蛇、水律蛇養殖的小陳（化名）也告訴時代財經，其父母對於今後是否還能從事養殖感到悲觀。據其介紹，其父母在7年前開辦了養殖場，一家此後一直賴以為生。一旦養殖場停業，小陳家裡的經濟來源將全被切斷。
時代財經注意到，在不少農村地區，地方的合作社過去一度大力發展野生動物養殖，甚至將野生動物養殖衍生的產業作為當地脫貧致富的重要支撐。
2015年，河北省秦皇島市農業局農經總站曾表示，昌黎縣全農畜牧養殖專業合作社現已建立13個分社，成員 8365戶，養殖規模 300萬隻，覆蓋該縣泥井、荒佃莊、劉臺莊、新集等多個鄉鎮，帶動成員增收3億元。而整個昌黎縣有甚至“中國皮毛產業化基地”、“中國養貉之鄉”稱號。
特種養殖產業的發展也一度成為農村工作的宣傳亮點。去年，位於江西吉安市萬安縣沙坪鎮南陽村的貧困戶張治林認養了11組果子狸，建成了南陽村果子狸特種養殖基地。據江西日報報道，僅2018年，該縣沙坪鎮、高陂鎮、百嘉鎮就有560戶共1700多人在政府部門的幫扶下，簽約養殖果子狸。
按照計劃，張治林養殖的33只果子狸將會在今年出欄，預計將為他帶來5萬元的養殖收入。但如今，這一切都變得不太明朗。
北京市法學會環境與資源法研究會會長高桂林曾表示，全面禁食後國家會對相關野生動物行業進行清理，但特種動物養殖行業不太可能一下子取締，而是會給出一個時間表，逐漸退出。
在周晉峰看來，與野生動物產業帶來的經濟價值相比，更需要考慮的是社會的永久價值。
而在《決定》發出之後，全國人大常委表示，政府及其有關部門需要做好支持、指導、幫助受影響的農戶調整、轉變生產經營活動，根據實際情況給予一定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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