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實踐是檢驗歷史的真理的唯一標準。慶曆新政標誌看中唐以後的官僚地主階級登上政治舞臺後，第一次實行全面的政治改革。這次新政實質上是要求進一步限制貴族和高官享受的各種特殊利益。這些利益原來是中唐以前的門閥士族的專利，如世襲大土地和爵位、封戶、免除賦役等。

到了宋朝，門閥士族退岀了歷史舞臺，貴族和高官已經不能世襲大土地和父祖的爵位、封戶，只能通過推恩令取得略低的官位、免除部分賦役，而新政中的“明黜陟”和抑僥倖措施。矛頭直接對準他們，損害到他們的既得利益，因此遭到他們的激烈反對。

慶曆新政失敗二三十年後，王安石和宋神宗繼承了范仲淹的遺志,再次推行變法,這次變法代表了中唐以後新興的官僚地主的第二次全面的政治改革。比慶曆新政更深入了一步，儘管這次改革最後也失敗了。但有些改革措施到南末時仍然在繼續實行。這說明這些措施符合時代的需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一．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

1.慶曆新政在措施上存在的問題

范仲淹、富弼等人在改革中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等十項措施，前五項措施主要是針對建設一支高效廉潔的官僚隊伍，從教育培養到科舉選拔，從考核升遷到整治貪腐,從推薦有才能的人到平均公田養廉。

范仲淹的措施其實成了 一種行政體制改革,後三條重點是促進農業生產，為了調動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頒佈一套考核官員獎勵農民的配套制度。最後通過覃恩信和重命令兩項以保證朝廷的各項政策得到貫徹落實。

精貢舉這一項，范仲淹提出 地方一級考試，不用把考生的姓名密封起來，這麼做的目的，就是方便考官知道考生是誰，從而對他以往的履歷、平行能力等等進行全方面的考察，但范仲淹想的過於簡單了，這在官本位的獨裁專制社會中是行不通的，名字不遮,考生家長很容易找到考官。也就是說, 在多數情況下，這種制度設計反而為權權交易、權錢交易提供了方便。

范仲淹決定要減少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以解決官多為患的問題，這觸及了讀書人的利益。因此，改革的反對者絕不是少數朝廷保守派官員，而是整個士大夫階層一北宋統治的階級基礎。改革就要犧牲士大夫階層的利益，犧牲了士大夫階層就動搖了自己的統治基礎。

2.慶曆新政在實行時間上存在問題

改革歷時一年多，這對於社會來說確實是不小的壓力。本身這場改革就是在仁宗皇帝的急切催促下寫成的，方案剛剛擬定後不久,沒有經過認真研究，也沒有做好事先準備,急於求成的仁宗皇帝就下詔頒佈施行，

改革的成功依賴於社會基礎的支持，需要得到百姓及廣大人民的支持，而這種社會基礎的培養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范仲淹等人把改革變成了一種解決國家社會矛盾的手段,希望通過這次改革能夠起到立竿見影的良好效果是不太可能的。政令接二連三的頒佈，大大超出了社會所能承受的限度，在這短短的一時間想要革除積弊，解決問題,其實是犯了一種急於求成的錯誤。

二．北宋朋黨之爭是導致慶曆新政失敗的根本原因

關於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過後范仲淹——“望利”也曾就此事深刻反思過這次改革失敗的原因，皇祐元年，范仲淹關於這場改革給他的好友葉清臣寫過一封信。

這封信的內容是：“然國之安危存亡，繫於其人。正人安則王室隆,正人危則天下憂,故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所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豈特厚於己耶？漢李膺之徒，黑白太明，而禁銅戮辱。雖一身潔清，千古不昧，奈何邪正相激，速天下之禍，漢室亦從而亡之。僕以為與國同憂者宜弗為也。”

范仲淹在這封給好友葉清臣的信中雖然沒有明確提出有關慶曆新政的內容，但是字裡行間有些話還是可以看出范仲淹對改革、對仁宗皇帝、對國家、對百姓確實是盡心竭力了，同時又把漢朝李膺當時所處的環境借喻自己的處境，黑白太明，而禁錮戮辱。

這封信中也暗含著一個導致新政失敗的直接因素，往大了說是范仲淹改革觸及了大官僚大貴族的利益——“失利”，是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鬥爭，往小了說就是新政遭到破壞，被誣觸犯北宋政治敏感區牽涉“朋黨” 問題。

關於范仲淹等人的慶曆新政與朋黨問題，歐陽修還寫了一篇 《朋黨論》，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載

可以看出歐陽修寫的這篇《朋黨論》可以說明改革派並沒有結黨營私, 危害國家危害百姓。但是不可否認的一點是范仲淹與歐陽修都承認了朋黨的存在,這一點犯了仁宗皇帝的忌諱，改革的結果就可想而知了。

三．慶曆新政與政治生活的關係

慶曆新政“並省縣邑”雖然經過短暫的推行就被廢止了，但是這種改革思想和方法卻在熙寧變法中得到了繼承和發揚，這正是其歷史和對北宋現實政治的意義所在。同時“並省縣邑”的提出、推行、廢止的過程乃至王安石變法對其繼承正反映出北宋中葉激烈的政治博弈狀況。

這種博弈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君臣的博弈。面對臣下此起彼伏的呼聲，宋仁宗從最初的無意改革，到因於外患壓力而銳意進取，再到壓力緩解後放棄改革，退而求安。而範仲 淹等鑑於宋仁宗的消極，最終失去對改革的信心和推行的決心，也是慶曆新政失敗的重要原因。

熙寧年間，在宋神宗支持的基礎上，以王安石為代表的臣下堅決推行，變法才最終得以實施並獲得較大成效。皇權至上的王朝時代，皇帝的態度決定了改革推行的是與否，而臣下的態度則與改革推行的力度密切相關。

其次是臣僚之間的博弈，其主要表現就是朋黨之爭。“朋黨之興，始於君子，而終不勝於小人，害乃及於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於熙豐，交爭於元祐、紹聖，而禍烈於徽宗之世，其始則景祐諸公開之也咬。宋仁宗時期開啟了整個北宋黨爭的先聲，各方因於利益或意氣之爭而互相傾軋，不僅枉耗政治精力，也

第三是中央與地方的博弈。學界以往認為改革推行成敗與否更多地是中央改革派與保守派相互鬥爭的結果，，而較少對於地方勢力在其中發揮的作用進行關注。慶曆新政“並省縣邑”正是因為 地方的權勢之人對於中央政策的抵制而使其被遽然廢止，同時百姓卻依然處於繁多徭役的重壓之下。

地方上並沒有獲得更多的利益，而國家的整體利益卻受到了損害。熙寧變法對於裁併州縣的強力推行，雖然也不免損害地方部分人的利益，卻為王朝的繼續存在掃除了一大障礙。

這種政治生態的整體背景是宋朝經過幾十年欣欣向榮的發展，因於制度性的缺陷和遼夏等強有力外患的逼迫而造成朝政問題所困擾。國力看似依然雄厚，卻朝著積貧積弱的方向發展。因此整個王朝呼籲改革以救時弊的聲音日益高漲，成為北宋中葉王朝發展的時代主題。

但因於各方的政治博弈，給改革帶來了一塊兒又一塊兒的絆腳石，最終陷入各種各樣反覆的政治博弈漩渦之中而難有成就。慶曆新政和熙寧變法都是在這種政治生態下最終以失敗告終。本文正是意欲通過對慶曆新政中“並省縣邑''以“減徭役”這一短暫實行的改革措施的分析, 來窺探北宋中葉政治博弈的生態狀況，以求達到深化認識北宋歷史過程的目的。

四．總結

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是利益所屬、權力鬥爭的問題。范仲淹改革的關鍵點是靠人治來推行的，

這樣看來，范仲淹是在以一種微薄之力在與無形的社會機制進行鬥爭，在這種情況下范仲淹還要和與自己意見相反政敵進行鬥爭，這種潛在的權力鬥爭，相互交叉,需要承擔失敗後果的則是改革派。所以，歷來銳意改革者的 結果大都不是好的，但是這種憂國憂民，把個人利益置之度外的從政精神是值得讚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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