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希臘各邦的政治制度盛行的是“貴族政制” ， 即少數貴族才能掌握希臘的政權，在這種政制下, 大多數底層公民的利益不能被滿足，距離後來的城邦制度差距很遠。
但到了公元前七世紀，貴族與平民之間的矛盾逐漸變得不可調和，由此開始， 古希臘社會的政治制度開始發生改變，此時出現了一股強勁的“ 正義”思潮，並進而引發了廣泛的立法活動，之後又出現了一系列的立法者，正是這些立法者的立法活動，使得古希臘的城邦制度最終確立了下來，希臘社會也由是變成了獨特的城邦社會。
正是這些活動使得希臘各邦社會下層的基本權利得到了保障，各邦才形成了公民集體， 公民政治才最終得以確立，希臘各邦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邦。
古希臘在城邦制建立之前的政治制度是“貴族政制”，這種政治制度無法保障大部分公民的權益，加速了城邦制度的到來
“公民”這個概念是集體的，它把外邦人和本邦人對立起來，而不是本邦中一部分人與另一部分人之間的對立 ；而且它還應該是指作為整體的本邦(在古希臘是全體成年男子)，而不可能只是一部分，不然的話 ，它將無法與作為整體的外邦人相應。
其實，這也正是一詞的本身含義 。因為在古希臘文中 ，本就意味著“ 城邦的一員”或“一個本邦人” 。古希臘著名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曾給城邦定義為“若干公民的組合” ，“一個公民集團” 。而所謂“公民” ，用亞里士多德的話來說 ，就是“身份相同的”自由人，他們有權參加城邦的“司法事務和治權機構” 。
因此 ，可以看出，要確定一個社會是不是城邦，最主要的標誌就是看它是否是一個公民社會，它的全體成員是否變成了公民，包括充當公眾法庭的審判員和公民大會的會員。而公民的寒意即不僅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更具有參與政治的權利，所以可以看出公民的政治權力是相對比較大的。
按照這樣的標準 ，我們就會發現 ，貴族政制下的希臘各邦 ，是不可能被稱為公民社會或城邦的，因為當時政權只掌握在少數世襲貴族手中，絕大部分的社會成員(成年男子)尚被排斥於國家政治之外，他們甚至還處於一種被奴役的狀態。
而在荷馬時代之後王權旁落，在這之後的所重新產生的古希臘國家，興起的是一種“貴族政制”。這種貴族政制，是指由世襲貴族進行的統治 ,即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的獲得是以出身為標準的 。雖說王權旁落，國家權利由一個人轉變為多個人的貴族，但是貴族仍然是少數人的統治，圈子非常狹窄。
亞里士多德曾說“國家高級官吏之任用都以門第和財富為準”。在雅典 , 政權完全為一個叫做歐帕特里德的出身高貴者的世襲家族集團所控制 ，雅典最初的三個執政官以及後來新增設的六個司法執政官的人選都出自這一集團。
而在科林斯 ，當王權在公元前八世紀中葉被廢除後，政權便落入巴基斯家族手中。這一家族共由 200 個貴族之家組成， 他們完全壟斷了科林斯的政權，為了確保對政權的壟斷，他們甚至還實行嚴格的族內婚制。
傳統貴族統治的問題逐步顯現，貴族政制岌岌可危，全面革新的“正義思潮”正悄然降臨
由於傳統貴族統治的狹隘性 ,政權往往為一個或幾個家族所把持，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很多貴族世家是被排斥於政權之外，他們是沒有政治權利的。
比如在科林斯，政權完全為巴基斯家族壟斷 。然而那些沒有在統治圈內的貴族，則會不遺餘力地想要進入統治權中。因此，貴族內部的各方勢力也會為了權利的鬥爭而進行鬥爭。而這樣的鬥爭無疑會有內耗，也會傷害貴族政制。
著名古代經濟史家芬利曾指出，社會分層現象最初起源於財富和征服，之後便由血統決定了。不論什麼地方,只要財富還是決定性的，那麼， 除非財富具有相當程度的流動性，或者除非有了新的生財之道, 否則社會一定會存在著嚴格的等級制。
芬利的這段話雖是針對荷馬社會而發,，但對早期希臘的貴族統治也是特別適合的 。公元前七世紀希臘社會中富人集團的出現 ，無疑打破了世襲貴族排他性統治的基礎。這些在經濟上取得優勢的暴發戶們，必欲對壟斷政權的世襲貴族進行挑戰 。
公元前七世紀時,希臘社會開始出現追求物質財富和奢華生活的風氣，貴族們也加緊對下層社會成員的剝削和掠奪。麥加拉詩人色奧格尼斯在一首詩中曾這樣寫到在他的詩中提到人們對金錢的追捧。
結而貴族對下層人民的剝削和壓迫致使土地集中加劇，小農階層很快因債務等問題而淪落至社會依附者的地位，土地和債務問題遂成了這一時期希臘社會的關鍵問題。
貴族階級剝削和壓迫的加重, 激化了平民與貴族之間的矛盾。亞里士多德也描述了土地“集中在少數所有者手裡” ， “多數人被少數人奴役”的現象。在一些國家，這種衝突甚至演化為公開的內戰。如在米利都 ，暴動的平民曾一度得勢 ,他們把抓到的貴族的孩子扔到打穀場上，然後驅牛將他們踩死。
最後，米利都人只好請求派洛斯人作為他們的調停者。而在薩摩斯、敘拉古等地 ，也都有類似性質的內亂爆發 。激烈的社會鬥爭為社會變革提供了一個有利的舞臺。
上述諸種矛盾交織在一起，使得希臘社會傳統的政治統治秩序即貴族政制面臨著嚴重的危機，而正在這一時期出現的重裝步兵制度，對貴族政制來說無疑更是雪上加霜，全面的社會革新已是指日可待 。
貴族階級和平民矛盾的激化致使貴族統治瓦解，正義風潮隨勢而起，為城邦制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到公元前七世紀末六世紀初時,由於各種社會矛盾,尤其是窮人與富人這兩大對立集團之間的矛盾的加深, 已經使希臘社會陷入了一種嚴重的“無規範狀態”，要求節制 ，避免過分，主張中庸的呼聲越來越高 。在這種情況下，那種強調“適度” 、“節制”與“秩序”的正義觀念便盛行起來，並最終形成為一股影響久遠的社會思潮 。
當時的正義思潮無論在宗教、倫理還是社會政治方面都有反映 。禁慾主義和神秘主義的盛行則是正義思潮在宗教上的體現。
禁慾主義，正像韋爾南所說，是“作為貿易的發展 、奢侈的炫耀 、富人的蠻橫無禮等現象的反彈而在社會中確立下來的” 。
而神秘主義如各種秘儀、滌罪觀念等，則是對“個人事務和公共事務的紛亂和非常規狀態”的一種解救，是“為了使社會能恢復常態” ， 由於在當時的人們看來 ，社會紛爭的最主要根源在於人們對財富的無厭追求 ，於是財富似乎就成了一切罪惡之源，正是它刺激了人們的貪慾，導致人們的非分行為和無節制狀態，並進而“在社會集團中造成損害，在城邦內挑起分裂和仇恨”， 因而正義思潮首先就把譴責的矛頭指向了財富。
而在社會政治方面, 對當時的賢哲們來說，社會的混亂與不公，正表現為富人貪婪過度，而窮人則在富人的壓榨下，失去了他們應有的社會地位。正義的思潮就是要匡正這一現象，以使他們各自回到他們應有的位置，使社會迴歸到平等 、均衡和秩序的狀態。
但是 ，公元前七世紀後半期的情況已經明顯不同了,當時不僅王權 早已不復存在，就連世襲貴族階層的統治本身也成了社會革新的對象。因此，對平等和正義的追求既無國王皇帝可依靠，也無法指望貴族大人，唯一的途徑只能是尋找一個客觀的尺度 。
於是，法律便成為當時人們訴求的目標。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言， “要使事物合於正義 ,須有毫無偏私的權衡 ;法律恰恰正是這樣一箇中道的權衡”。理解了上述背景，我們也就可以明白，為什麼在公元前七世紀希臘社會會出現那麼多的立法者，以致被學者們稱為立法者的時代 。正是這種體現正義原則的良好法律的制訂，最終造就出了希臘各邦的公民集體城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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