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字典裡，對愛有四種解釋。
第一種是喜好、第二種是愛惜、第三種是容易、最後一種是喜愛，即對人事實物有深摯情感。如《大話西遊》中周星馳對紫霞仙子的告白：如果上天能夠給我一個再來一次的機會，我會對那個女孩子說三個字：我愛你，如果非要在這份愛上加上一個期限，我希望是……，一萬年。
<strong>東西方對愛的詮釋
東方人的愛比較內斂，他們會用盡所有的好來對待認定的那個人，卻很少說愛。婆婆媽媽的態度，讓旁觀者不免著急。相比之下，西方人就開放的多，喜歡就是喜歡，愛就是愛。如果某天不愛了，也同樣分的乾脆，絕不拖泥帶水。
記得巖井俊二的《情書》中有個滑稽橋段：你知道，他從未向我求過婚。他把我叫到前野山的菊花合，他手裡還拿著戒指盒，可他卻始終不說話，我們待在那裡一句話也沒有說，大約是過兩個鐘頭，我開始覺得對不起他，沒有辦法，所以我才說：請跟我結婚。然後他說了一個字：好。
由此可見，東方人對‘愛’這個字是何等‘吝嗇’。
反觀西方，《泰坦尼克號》中，就能感受到那股因愛成痴的瘋狂“You jump,I jump”別管前方是什麼，你敢我就敢，頗有一種我願為了你豁出去的架勢，語言和行動絕對一致。
當然，以上兩個不過是影視劇中出現的個別例子。現實生活中愛還是溫潤的，好比英國作家珍妮特.溫特森筆下的銀兒和普尤。
<strong>愛是想象
銀兒和普尤是溫特森在《守望燈塔》中創作的兩個人物。與其說創作，不如說是自己的真實寫照。
小說中，銀兒被設定成一名孤兒。她不知道自己父親是誰，母親又在回家途中遭遇意外不幸離世。除了狗狗吉姆，她沒有任何親人。12歲的她成了累贅，人們雖然可憐她的身世，卻不打算收養她。於是，她的老師把銀兒送到燈塔人——普尤那了。
1960年，年僅6個月的溫特森被生母拋棄成為一名孤兒，同年被一對兒堅信宗教的夫婦收養。也許是從小體會過寄人籬下的苦楚，讓溫特森清晰的意識到一個事實“領養就是身在門外，你永遠不相信會有任何人愛你。”為了讓故事看起來更加溫馨，溫特森決定為銀兒搭一個會講故事的老爺爺，那個人就是普尤。
普尤是個瞎子，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就是守塔人。在普尤之前還有無數的普尤做著這份工作。他們一年到頭生活在塔裡，靠著講不完的故事和一些糧食維持生活。銀兒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
上午八點，帶狗狗吉姆去散步。
上午九點，煎培根。
上午十點，沖洗樓梯。
上午十一點，再沏一壺茶。
中午，擦燈塔的機器設備。
下午一點，吃番茄醬肉排
下午兩點，聽普尤講課——燈塔歷史
下午三點，洗襪子等
……
本以為自己這輩子會照此安然度過的銀兒，無意間收到一封信，上面寫著今後守塔人的工作將會被人工智能取替，請他們離開。在她把這個消息告知普尤的第二天，銀兒再次成為一個人，這次連狗狗吉姆也跟著不見了。
為了找到普尤，銀兒離開了燈塔，她走過一個又一個地方。因為一本看不完的書和一隻會叫她名字的鳥進過警察局和精神病院，後來銀兒遇見了自己最愛的那個人。那個人的出現為銀兒的生活帶來了光亮。讓她瞭解到原來故事本身就是生活，原來自己也有愛與被愛的權利。
<strong>愛是創作
人總有一套應對外界傷害的方式，內在的人格會快速建立新的生存策略，讓自己適應不幸。但長時間地接受它、習慣它、學習認命，不幸會慢慢長成你的皮膚。不幸只能換來更多不幸，只有幸福能換來幸福，就像水無法點燃火，只有火可以點燃火。
溫特森找到自己生活中最後一點幸福的火苗，她開始寫作。“藝術家以謊言說出真相”，《守望燈塔》既是溫特森呼救的病歷，也是她診斷自己的處方。她記錄下自己隱忍的痛苦、孤獨、張皇失措，也大膽地告訴那些和她一樣痛苦的人，該如何自救。
溫特森讓銀兒堅定不移地學習愛與被愛，使她追隨了自己內心的呼聲，努力學習生存的技巧。最終，銀兒迎來自己一生的摯愛，並在夕陽下的燈塔旁，再度與普尤重逢。
比背叛愛人更不值得同情的，是人對自己的背叛。溫特森坦言，“照自己的意願活得頭破血流，也好過聽從別人的安排，虛張聲勢地過淺薄生活。”
這更像一本女版的《月亮與六便士》，在銀兒的敘事角度中，我們不難看出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永遠忠實於內心的呼聲。
不管多麼不幸，都要找到自己生活中哪怕一丁點幸福的火苗，凝視它，享受它，吹旺它，藉著它的能量蹬出自行車最艱難的第一腳，然後它就會順利滑行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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