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明朝著名的軍事家譚綸曾這樣評價俞大猷，“

海洋示意插圖

明朝海防思想雛形的形成

眾所周知，在現代戰爭中，一個擁有海岸線的國家能夠擁有足夠的制海權，也就是能夠擁有一套相對完善的海防體系，是跟國家安全有著至關重要的聯繫的。

畢竟相對於整個地球的生態環境而言，“海洋”遼闊無垠，在地球的整個表面積上更是大約佔據了71％的比重。

如果一個擁有海岸線的國家卻沒有足夠的海防實力的話，那麼也就基本可以說是把自己的弱點暴露在了敵人的槍口之下，其所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不言而喻。

古代的封建時期亦是如此，只不過受限於封建時期科技水平的落後，東西方的隔絕，從而讓很多的封建政權都忽略了對“海防體系”的建設。

從而也就導致在封建時期的絕大多數時候，“海洋”從來就不是政權所注重的戰略重點，充其量也就是將其視為了一道純天然的屏障，畢竟大海上諸如風暴潮、海嘯等自然災害可絕對不是鬧著玩的。

日本南北朝分裂時期示意畫像插圖

<strong>直到元末明初之際，受當時的日本進入南北朝分裂時期，封建貴族各自割據，戰火不斷的影響，使得很多戰敗的封建貴族在日本失去了立足之地，故而也就只能在徵召了一批武士、商人、以及浪人以後流亡於海上。也就是所謂的“倭寇”。

繼而便逐漸蔓延到了明朝沿海一帶，專門從事武裝走私以及燒殺搶掠的海盜活動，就好比明洪武二年（1369年），“時倭寇數掠蘇州、崇明，殺掠居民，劫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而且這種局勢還有著愈演愈烈之勢。——《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五》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明初的水師將領“方鳴謙”提出了“倭海上來，則海上御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步兵，水聚戰艦，則倭不得入，入則傅岸”的<strong>海防思想雛形。——《明史·列傳第十四》

且當時也很快就引起了明太祖朱元璋的高度重視，於洪武五年（1372年）八月，下詔讓“

繼而又在“造船巡海”之後，下命令讓“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濱海四郡，相視形勢。衛所城不當要害者移置之”，加強了沿海地區的“陸地防禦”體系，從而使得明朝的“海防體系雛形”在明初就得以順利構建。——《明史·外國三》

宦官擅權示意畫像插圖

俞大猷海防思想的由來

但是隨著時間的變遷，明朝的國力也隨著政治體系的腐敗、宦官擅權等不良事件的頻繁發生而急轉直下，直接就導致了明初所構建的“海防體系”雛形在推行一段時間後就日漸荒廢。以至於“水寨移於海港，墩堡棄為荊榛，哨船毀壞不修”的不良事件也是頻繁發生。——《俞大猷與明朝海防探微》

而且在到了嘉靖元年（1522年）之時，甚至還出現了倭寇“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莫敢誰何”的“假倭寇”事件，而這些“假倭寇”，便是導致明世宗朱厚熜執政時期“嘉靖倭亂”爆發的直接原因之所在。——《倭變事略》

這也就意味著在明世宗朱厚熜執政時期，明朝的“海防體系雛形”實則已經可以說是面臨著全面崩塌，名存實亡的不良局勢，單憑傳統的“陸地作戰”能力來應對擅長“小股作戰”、神出鬼沒的倭寇顯然很是被動。

明太祖朱元璋示意畫像插圖

<strong>而且受明太祖朱元璋所下達的“片板不許入海”海禁舉措的影響，雖然其在明初時期確實對抑制倭寇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卻也在無形中切斷了沿海地區百姓的“生存物資”來源途徑，從而也就使得這個弊端在嘉靖年間全面爆發。

“假倭寇”所引起的“嘉靖倭亂”事件便可以稱得上是“海禁弊端”激化的真實體現。

很顯然，不論是對明朝那數以千萬計的黎民百姓，還是對明朝的政權，無疑都正是急需重新構建一套相對完善的“海防體系”之時，於嘉靖十四年(1535年)，以武舉人身份入朝為官的俞大猷也正是在這個特殊時期展開了他的軍旅生涯。

繼而更是在長期的抗倭過程中，通過對倭寇作戰特性、規律的總結，以及對前人海防思想、經驗的借鑑，讓俞大猷深刻的意識到了海防對於明朝的重要性，並在明初海防體系的基礎上重新提出了他的“制敵於海上，固防於海岸，重械於海戰”海防思想主張。

倭寇的船示意畫像插圖

制敵於海上

就好比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由於倭寇自恃“舟甚小，一入裡海，大福、海蒼不能入”的原因，讓他們早已經習慣了明朝“海防體系”實則十分薄弱的現實，對於明朝沿海的侵襲根本無所顧忌。——《明史·兵四》

而且由於倭寇“小股作戰”的特性，輾轉騰挪也是十分靈活，一入陸地就如入無人之境，往往一條小船、幾個人，就能對沿海百姓造成很大的傷害。明朝的陸地防禦力量也根本就無法真正的發揮出自己的軍事實力，十分被動。

故而伴隨著“倭賊大擾浙東”不良局勢的迅速蔓延，明世宗朱厚熜下“詔移大猷寧、臺諸郡參將”前往浙東地區抵禦倭寇。——《明史·列傳第一百》

也正是從這個時候起，俞大猷第一次將他“制敵於海上”的“海防思想”用在了實戰當中，就像史書所記載的，“未幾，逐賊海中，焚其船五十餘

明朝大福船復原模型示意插圖

再比如《明史·列傳第一百》中所記載的，“諸軍日夜擊海。大猷偕副使王崇古入洋追之”，俞大猷在後來的抗倭戰爭中，幾乎用的也都是“制敵於海上”的戰術。

相信大家不難發現，俞大猷的“制敵於海上”海防思想，並不僅僅只是用作於圍捕流竄於海上的“倭寇”勢力，對於已經進入明朝陸地的“倭寇”，俞大猷也會想方設法的圍追堵截，將倭寇重新驅逐到海上，然後再集中兵力殲敵。

<strong>這也就意味著俞大猷的“制敵於海上”海防思想，其實就是旨在消除倭寇在陸地上面的“機動性”優勢，從而實現“優劣局勢”的轉換，最大化的發揮出明朝水師的真實實力。

畢竟倭寇的船小、人少、又靈活，但這也只是侷限於明朝“近海”以及陸地，一旦到了真正遼闊的大海上，又怎麼可能敵得過“耐風濤，且御火......能容百人”的明朝“大福”戰艦或者“海蒼”戰艦呢？光是海浪就足夠倭寇的小船折騰了。——《明史·兵四》

但是問題就在於從陸地將倭寇驅逐到海上的舉措也多少會有些被動，而且倭寇對於百姓所造成的傷害事件已經發生，無法挽回，故而對於陸地海防力量的加強也確實有著推行的必要性，也就是要真正切斷倭寇所有可能進入陸地的途徑，不給其可趁之機。

俞大猷示意畫像插圖

固防於海岸

俞大猷的“固防於海岸”海防思想主張也正是因此而來，雖然在明初時期也已經有了“量地遠近，置衛所”的海防思想，明太祖朱元璋也確實是推行了，但是明初時期更多的是未雨綢繆，倭寇肆虐的現象也根本就不像“嘉靖倭亂”這般嚴峻。

從而也就使得明初“固防於海岸”的海防思想雖然進行了實施，但受政治體系腐敗、官員貪腐等諸多不良因素的影響，真正能夠落實且能夠一直嚴格執行的地區並不多。

但俞大猷所面臨的局勢不一樣啊，“嘉靖倭亂”已然發生，對明朝整個東南沿海地區的社會秩序以及經濟秩序都造成了嚴重影響，唇亡齒寒的道理明世宗朱厚熜不可能不懂，故而有了明世宗的支持，俞大猷的嚴格執行。

那明朝軍民萬眾一心，趁著戰爭間隙在內河修整河船、多備弓弩火器、以城為營，嚴防死守倭寇登陸的事件又怎麼可能不發生呢？從而也就使得“沿海孤城如金山衛，如南匯所防守之兵日增，則自有據之使不能內侵，驅使速下海之。”——《俞大猷與明朝海防探微》

<strong>顧名思義，俞大猷的固防於海岸海防思想，實則已經不僅僅只是侷限於對於“衛所”的加強，而是真正的動員了全體沿海軍民，將抵禦“倭寇”的重任全權委託給了每一個明朝人。讓每一個明朝人都成了抵禦倭寇的一份子。

西文火炮示意插圖

重械於海戰

至於“重械於海戰”海防思想就簡單了，就像俞大猷自己所說的，“海上之戰無他術，大船勝小船，大銃勝小銃，多船勝寡船，多銃勝寡銃而已。”——《正氣堂集》

既然海上的防禦體系以及陸地的防禦體系已經順利建立，那麼剩下的自然也就是為這些海防體系提供一個更為全面的“保障”。也就是要提升現有的海防體系的整體“戰鬥能力”。

而在當時，隨著科學技術水平的日益進步，人類對於“火器”的運用也早已不是早期之時那僅僅只是用來放“煙花”的局面，“火器”在軍事上的用途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掘。

且明朝相對於“倭寇”，本身在經濟實力上就勝了不是一點半點，若是能夠有更多的新式“火藥武器”應用在海戰之中，那麼在抵禦大部分還處於“冷兵器”時代的“倭寇”之時，勢必就會讓明朝一方的損失降到最低不是嗎？

就好比於嘉靖元年（1522年）由葡萄牙傳入明朝的新式火炮“西文火炮”，也稱“佛郎機”，據《明世宗實錄》記載，其“以銅為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以子銃五枚，貯藥置腹中。發及百餘丈。”

明朝單兵火銃示意插圖

<strong>先不說起重千餘斤的重量就不是“倭寇”那普遍由小漁船改造的船隻所能抵禦的，即便勉強裝載，發射火炮之時那巨大的後坐力倭寇的小船能鎮得住嗎？顯然很難。而且高昂的造價也註定了倭寇無法大規模裝配。

另外，西文火炮的射程“百餘丈”，咱們就把一丈按3米來算，將它的射程看做300米，先不說威力如何，就算只是個普通的“火銃”，在當時那樣的時代背景下，倭寇的“弓箭手”除非各個都是神箭手和大力士，否則勢必很難達到三百多米的射程。

畢竟弓箭的製作工藝、材質、以及人類的肌肉爆發力就已經將其射程限制住了，能達到一百多米的弓箭射程，在當時就已經是一個很不得了的數據了。

當然，倭寇之中也肯定會有“火銃”的存在，但古代“火銃”的有效射程，也不過普遍只有一百米左右罷了。這就足以證明，俞大猷“重械於海戰”的海防思想，無疑也能給明朝海防體系的建設提供最大化的“技術保障”。

明朝著名軍事家譚綸示意畫像插圖

結束語

簡而言之，明朝著名的軍事家譚綸之所以會對俞大猷做出“公則堪大受”的高度評價，正是因為俞大猷的“海防思想”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大放異彩所致。

• 即先是通過實施“制敵於海上”的海防思想扭轉了明朝在“抗倭”之時的劣勢局面。
• 繼而又通過實施“固防於海岸”切斷了倭寇上岸襲掠的可能，實現了保障明朝政權利益以及黎民百姓利益的訴求。
• 至於後面的“重械與海戰”海防思想，我們可以將其看成是一個單獨的海防思想體系，即通過加強“軍備”的方式來提升“明朝將士”的戰鬥力，也可以將其看成是對前面兩條海防思想的補充條款，也就是為前面兩條的順利進行提供一個更為全面的“技術保障”。

<strong>從而得以順利構建一個“海陸一體”、各自獨立卻又相輔相成的海防體系。

明穆宗朱載垕示意畫像插圖

雖然相對於現代海防體系而言，俞大猷的海防思想也只能說是仍舊處於萌芽階段。但由於當時的“嘉靖倭亂”的加持，以及明初“海防體系”的廢弛，從而也就讓他這看似“彌補明初海防體系不足之處”的海防思想能夠獲得最大化的展現。

從而跟當時的陸地抗倭名將戚繼光一起，相互配合、海陸一體，有效抵擋了倭寇對明朝沿海地區的襲掠不說。還為明穆宗朱載垕在隆慶元年（1567年）下詔解除海禁，造就“隆慶開關”之盛景營造了相對安定的“海洋環境”，奠定了堅實的“軍事基礎”。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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