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載垕，明朝第十二位皇帝，年號隆慶。他在位時間不足六年，上承嘉靖，下啟萬曆，是明朝中後期一個十分重要的轉折點。其中，最輝煌的一筆自然是“隆慶革新”，在明朝末世之兆已相當明顯的時局下，倚靠徐階、高拱、張居正等人，力除嘉靖後期諸多弊政，推行涉及用人行政、理財、軍政、邊務諸方面的大規模改革運動，並取得一定成效。

今天我們就來探究一下“隆慶革新”究竟是什麼？

隆慶皇帝像

到底要革什麼“新”？

隆慶帝的即位其實是面臨著巨大壓力的，老爹嘉靖皇帝留給他的確實不是一個好攤子，長達四十餘年的嘉靖朝存在著不少弊病，仔細歸咎起來大致有四點。

<strong>一、崇信道教而引發的怠政

嘉靖帝喜好神仙之術，即位不久就大肆興建道觀，在嘉靖二年給事中鄭一鵬的上書中就可以看出這個弊端：

“邇者禱祀繁興，制用漸廣。乾清、坤寧諸宮，各建齋蘸。西天、西番、漢經諸廠，至於五花宮、西暖閣、東次閣亦各有之。或連日夜，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經筵俱虛設而無所用矣。傷太平之業，失天下之望，莫此為甚。”

嘉靖皇帝影視劇形象

然而，不幸的是，明世宗對於類似的勸諫置若罔聞，依然奉玄如故。

這就勢必會引發怠政懶政的問題。在明朝高度集權的君主專制政治體制下，皇帝需要通過日常親政來推動政治運行。但是，自從世宗移居西內，君臣之間無法進行有效的互動，再加上世宗本人尊崇道教近乎荒唐，甚至依靠占卜決定國家事務。嘉靖末期的政局是十分混亂的。

<strong>二、吏治腐敗

明代中後期，奢侈之風盛行，在這種風氣的浸染下，官吏們為飽私慾，往往置廉恥國法於不顧，納賄受賂，貪贓枉法。到了嘉靖時期，官僚集團的腐敗現象已相當嚴重，正如時任都御史的王廷相所言：

“今日朝野之風……廉靜之節盡喪，貪汙之風大行，一得任事之權，便為營利之計，賄賂大開，私門貨積，但通關節，罔不如意。涇薪可以點火，白晝可以通神，是豈清平之世所宜有者乎？”

官僚集團的腐敗最大的根源在於官吏治廢弛。在官吏的選授和升遷方面，明代中葉逐漸形成了偏重進士的風氣。士子讀書，只為博取功名，入仕之後，不論政績如何，單憑進士身份就可官運亨通，身居要職；而非進士出身者則難有出頭之日。在這種風氣下，學校教育志在功名，不問德行，選用官吏只憑資格，不看政績，如此一來，官員隊伍的整體素質勢必下降。

<strong>三、財政危機

嘉靖四年，兵部尚書李錢就指出，當時京通二倉所積糧銀不足三年的支出，而由於地方頻繁地奏請截留漕米或鐲免稅糧以及運河運輸條件的限制，二倉糧儲得不到及時的補充。但糧食的需求卻在不斷增加，僅是冗匠冗役就給京通二倉造成極大的耗損。

據查，當時織染局與內官監所役軍匠數額己經過萬，但主事太監仍以監局缺乏匠役為由，奏乞收用新人一千餘名。這樣，每年要支付這些軍匠的糧米就超過十五萬石。在糧儲如此緊張的情況下，如果仍然“冗食不節”，那麼京師重地難免要陷入“倉凜空虛”的窘境。

<strong>四、南倭北虜

除了諸如上述的內部問題以外，邊患問題也是明王朝的一大禍患。嘉靖初年，蒙古諸部時分時合。當時，小王子雖為名義上的君長，但俺答、吉囊等部勢力強大，因此，各部實際上互不統攝，其對明朝邊境的軍事行動也往往頻繁而且分散，在入侵明朝時，他們或聯合行動，或單獨進犯，每次入侵都給沿邊百姓帶來巨大的災難。

北方無寧日的同時，南邊也正經受著倭寇的襲擾。自嘉靖二年，爭貢之役後，明政府撤銷了市舶司，從此，官方貿易渠道關閉，私人海外貿易獲得了良好的發展契機，逐漸形成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海商集團。

明政府對此感到不安，於是，數次厲行海禁，對海商集團進行剿捕。對此，海商集團公然與官軍對抗，致使衝突不斷。與此同時，為獲得中國商品，日本海寇也積極從事與中國海商的走私貿易，並經常配合中國海商在沿海地區進行搶掠，由此，導致嘉靖時期沿倭患日益嚴重起來。

面對日益嚴峻的統治危機，明朝統治者必須採取措施以緩解矛盾和穩定統治局勢，否則將難免王朝覆滅。而“嘉隆交替”，恰好為其提供了“除舊佈新”的契機。一場聲勢浩大的變革運動正在悄然拉開序幕······

第一張“好牌”——扭轉崇道之風

穆宗即位之初，就在《嘉靖遺詔》和《隆慶登極詔》的指導下，採取了一些限制道教、否定玄修的措施。

隆慶元年正月，穆宗下令將方士王金、陶仿、申世文、劉文彬等下獄論死，方士唐秩、章冕等押發原籍為民，又下詔削奪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及誥命，沒收田宅，將世宗時期所授道官的太常寺官職及真人高士名號盡行革去。

此外，工部、兩京內府各衙門、光祿寺等處各項物用，凡因齋蘸工作加派者，自此全部停革。原來為齋蘸修建的各處宮社秘殿，穆宗本要全部拆毀，但禮部認為建設這些宮殿耗費巨大，毀之可惜，因此最後採納禮部建議，只去其匾額。經過此番整頓，隆慶初徹底否定了玄修，從而改變了嘉靖朝因世宗奉玄修道而造成的荒怠局面，這本身就是振興朝政的重要舉措。

第二張“好牌”——吏治革新

關於吏治，是“隆慶革新”最為核心的內容，穆宗皇帝整頓吏治大致分為“三步走”戰略。

<strong>首先是恤錄前朝建言獲罪諸臣。

“自正德十六年四月以後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以前建言得罪諸臣，遵奉遺詔，存者召用，歿者恤錄。”

這是徐階擔任首輔期間所完成的工作，隆慶元年正月，穆宗批准吏部所奏，將原通政使樊深、都給事中丘瞬等三十三人遵遺詔錄用。當日，就將陳攢等十四人官復原職，其餘以次推用，其中，原任吏科都給事中尹相、禮科都給事中魏良弼等六人，由於年事已高，穆宗便讓他們升秩致仕，以顯示優厚之意。

<strong>其次是整頓科舉

隆慶初年，有許多人就指出科舉考試中存在的各種積弊，並提出瞭解決對策。例如嚴厲革除因科場關防不密所導致的洩露和不公平：

“懷挾傳遞諸弊，依擬伽號重處。今後科場搜檢不嚴，關防不密，責在外簾舉動不慎，檢閱不公，責在內簾。禮部並察院分別參奏，餘悉如議行。”

這種責任到人的做法，使得明朝用人選官制度再次發揮了其應有的作用。此外，穆宗皇帝還十分重視舉薦的選官途徑：

“命一京九卿及各科道廣詢博訪，有才略過人忠誠任事者，或堪各邊督撫，或堪各邊兵備有司，或堪清理屯鹽，無分見任去任，各具疏薦。日後所舉之人果有成績，舉主一體升賞，如憤事殃民，並坐舉主。”

這條詔令，對於被舉薦者的要求僅是“才略過人忠誠任事”，可堪一方之任，並未對其出身資格作出限制，而對於舉薦人，則繼承前朝所定的舉主連坐法，視被舉薦者政績好壞而一體行賞罰，這就迫使舉薦人在舉薦時必須十分謹慎，不能敷衍塞責或徇私情。

<strong>最後是加強官吏的管理和考核

起初，依照慣例，隆慶初對於貪腐官吏的處分，通常僅限於革職閒住。如隆慶元年，因貪墨而遭彈劾的原貴州左參議楊羨閒住，同仁府知府孫序為民。但是，這種處分顯然太輕，根本不足以起到懲戒作用。隆慶二年，直隸巡按御史顧廷對上奏稱：

“近來貪墨有司，雖有提問追贓之例，而罰止納贖，所追不及什二，稗得膺飽以去，故貪者不止。”

在顧廷看來，朝廷對於貪墨者懲處太寬，所謂提問追贓，只是虛應故事而已，當事者只要繳納少量贖金，便可免於朝廷的追究，大量贓銀最終還是入其私囊，如此一來，官吏們受巨大經濟利益的誘惑紛紛走險，從而導致貪墨之風屢禁不止。

基於這種情況，穆宗皇帝下令，吏部和都察院在考察官員時，要將“贓多跡著”者的罪狀詳細列出，以便朝廷量罪處治。不久，在該年對官員的考察中，副使張天覆、知縣汪堯仁等人便因貪墨罪行惡劣而被依法逮捕。

第三張“好牌”——經濟革新

在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的社會里，商業一直被視為末業，“重農抑商”的觀念始終根深蒂固，即使在商品經濟顯著發展的明代中葉也不例外。商人要衝破藩籬獲得發展是相當困難的。儘管不乏走南闖北、家資殷實的富商大賈，但更多的商民是在無休止的摧抑、盤剝下苦力掙扎，甚至傾家蕩產、血本無歸。

隆慶三年五月，穆宗聽聞京城百姓為商人負累困苦，便急命戶、工二部議處恤商事宜。工部覆議認為，造成諸商困窘的重要原因是商人在赴各監局輪納之際，遭到各監局“剝膚椎髓”般的橫索和盤剝，因此，工部請求落實先前有關裁省的詔令，命科道官備查各監局年例加增之數，酌量裁減，以紓商困。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商人與官府交接中存在的弊端。各官府衙門中，上自長貳，下至青吏、爪牙，無不摧殘商業以自肥，這是促使商業凋敝、商人困窘的直接原因。輦彀之下的京城尚且如此，其他地區商人的窘況則更甚之。當時的首輔高拱指出，朝廷屢次議行恤商事宜，卻鮮見成效，其原因在於“敝源所在未行剔刷”。也就是說朝廷的恤商舉措缺乏力度，沒有觸及導致商困的根本因素，故而“終無救於困厄”。因此，高拱建議，必須著重從兩個方面進行：

一、是給價。商人上納錢糧後，有司務必及時給價，不得藉故拖延，使商民負累。

二、是禁貪酷。取消所謂打點、使用之費，懲革一切貪官汙吏惡役的逞惡行徑。

“臣願陛下特款各該衙門，備查先朝官民如何兩便，其法安在，題請而行。其商人上納錢糧，便當給與價值，即使銀兩不敷，亦須那移處給，不得遲延。更須痛釐宿弊，不得仍有使用、打點之費，就中尚有隱情，亦須明言一切懲革，不得復爾含糊，則庶乎商人無苦，而京邑之民可有寧居之望也。”

另外，隆慶朝還開放了海禁，明代海禁政策經歷了永樂（鬆弛）一洪熙至弘治（強化）一正德（廢除）一嘉靖（嚴禁）的演變過程。在經歷了嘉靖倭患的長期動亂之後，明朝終於認識到通過海禁遏制海外貿易的做法行不通。

“國初設官市舶，正以同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今徒禁絕蕃夷入貢，遂使勢豪得謀其利。禁愈嚴，則勢豪之利愈重，而殘殺之害愈酷矣。”

隆慶元年，穆宗採納福建巡撫御史涂澤民的建議，宣佈部分開放海禁，所謂“準販東西二洋”。持續近兩個世紀的海禁政策終於被打破，私人海外貿易取得合法身份，出海經商者驟然增多。

第四張“好牌”——俺答封貢

鑑於明中葉兵備廢弛、武功不舉的狀況，穆宗統治期間，著力進行了一番頗有成效的軍政改革和邊防整頓，並於隆慶五年實現“俺答封貢”，初步解決了持續百餘年的邊患問題，北部邊睡由此得以維持數十年的和平局面。

明蒙之間關於封貢互市問題的分歧是北部邊患的關鍵因素，嘉靖帝對俺答諸部的絕貢主張和軍事防禦、打擊政策，阻斷了明蒙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正常道路，導致蒙古方惟靠武力掠奪其所需的經濟資源。因此，要從根源上解決邊防危機，明朝的最高統治者必須轉變觀念，調整明蒙關係，實現正常的貢賜貿易。

隆慶四年九月，俺答孫把汗那吉來降。張居正力主封貢，並且早己通過書信與宣大督撫進行磋商並達成了共識。在其力爭之下，明穆宗同意納降，封把汗那吉為指揮使。這年12月，明朝將把汗那吉送返俺答部，俺答遂執叛人趙全等來獻，並提出封貢請求。

在這個問題上，穆宗和內閣則達成了一致意見。隆慶五年三月，大學士李春芳等在日講完畢後面奏“北虜”封貢事宜，具言“外示羈糜，內修守備之意”。穆宗言道，“卿等既議允當，其即行之”，表達了完全支持的態度，於是封貢一事最終得以實現。

“不獨明塞息五十年之烽隧，且為本朝開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於今受其賜。”

總結來看，隆慶時期通過軍事改革和邊防整頓，加強了明朝的邊防力量。在此基礎上，穆宗一改嘉靖時期對蒙古的頑固政策，積極改善蒙漢關係，實現“俺答封貢”，迎來持續數十年的和平時期。這是隆慶時期‚更是明代歷史上一項突出的成就，它不僅為萬曆年間張居正改革提供了有利條件，更成為後世正確處理民族關係的成功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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