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绿色车轮
首先要强调一点，这种现象不仅仅是明朝，历朝历代都有这个现象的。
一个人去搞贪腐，只要两种原因。
一个是因为穷。
一个是因为欲望。
穷，对于历代的官员来说，可能性极小，因为读书考科举成功的人大概率都不会是穷人家，毕竟要“脱产”读书十几二十三十几年的，穷人家怎么会有这个经济力量呢？
再怎么的，明朝的科举成功人士也要是一个小地主。
所以说，如果他们当了官，领了高薪之后，还要搞贪腐，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欲望！
今儿不聊那些为了口腹之欲，为了美色华屋而贪污的“坏贪官”们的欲望，那些比较低等。
今儿单聊那些“好官员”为什么要贪污，比如张居正，戚继光，胡宗宪，徐阶，李成梁，袁崇焕，杨士奇，叶向高，俞大猷等等很多有名的大臣。
我们读历史，不用去仔细研究，也会明白，他们的工资绝对支付不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因为有例子在哪里！
靠工资生活，就是海瑞的生活水平。
明朝的官员是没有高薪的，要维持他们的高生活水平工资是不够的，所以他们贪腐。
不过，上面说过了，官员们中间绝大多数的人家庭并不穷，做官不挣钱，可以不做官呀！不做官也完全可以生活无忧的。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聪明人选择做官呢？选择贪腐呢？
因为欲望！——美好的欲望。
古来的读书人，从来是耻于谈钱的，他们谈的都是三不朽——立言立德立功！
人人都知道这个很难做到，有史以来，做成三不朽的读书人没有几个，曾国藩，王阳明这种人能有几个呢？
但是，如果把“立言立德立功”的范围缩小，也很容易做到。比如在自己的宗族中“立言立德立功”！在某一个村子中“立言立德立功”。
翻开家谱，这种人比比皆是。
对，震家声，照顾宗族子弟，让子子孙孙记住他们，画成像挂在墙上，印成书传之子孙，是古来读书人的最大欲望。
这一切都需要钱！很多的钱。
其实呢，不仅仅明朝的官员们有这个欲望，历朝历代的官员们都在走这条路。
比如那个喊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他已经算是曾国藩一样级别的“三不朽”人物了。
他还是在他的老家苏州府花钱买了一千亩良田，又造了一所大宅院，办了一个“范氏义庄”。
专门服务他的范姓族人，贫者给米，好学者助学。
那么请问了？——他那里来的那么多钱？
我们也恨不起来他的“贪腐”吧？
葭明通半瓶历史
首先，高工资并不会减少贪腐。
借用《笑傲江湖》中的一句名言：这个世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这个世界有官的地方就会有T官。
清朝雍正时期，雍正皇帝天真的以为只要给高薪，就能让官员养廉。于是，在每年百八十两白银的俸禄基础上，所有地方官，以及京城部分官员增加了“养廉银”。其本意很单纯，用高薪培养和鼓励官员廉洁习性，避免贪污情事发生，因此这笔薪酬叫做“养廉银”。
这笔钱远高于俸禄。以二品的巡抚为例，年薪不过155两银子，外加155斛粮米。而其养廉银却能上万，最高13000两白银/年！那时候，朝廷一年的税收才3000多万两银子！相当于给了二品官员1/3000的朝廷收入！
设想下，如果换算到现在。2019年我国税收收入14万亿！3000分之一就是46亿！相当大的一笔钱，够官员和当地一线富豪“肩并肩”了。
但是，官员还是贪。最出名的贪官和珅，抄家时，只白银一项就300多万两！
其次，明朝的工资并不高。
明朝的正一品官员，正经俸禄是每月支米87石，一年就是1044石。当时的一石是155斤，也就是大概16万斤大米。按照现在超市米价4块钱算，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64万元！
看似很高，其实，这些钱不是官员一个人花，他还要养活府衙里面的人！一个一品大员，家里几十口人肯定是有的。这么一核算，肯定是不够的。
往下看，知县这种小官的工资更低：知县月支米七石，岁支米八十四石。合计才1万3千斤大米。你让知县怎么养活衙门里面的差役和自己家人？
有灰色收入！
第一项灰色收入，就是“淋尖踢斛”(lín jiān tī hú)和火耗。
明朝最初跟之前的朝代一样，收实物税。但是，粮食这种东西运输和存放是有损耗的，这些损耗下层官府不能承当。于是，官府就会多收一些粮食。例如，官府会让百姓将称重的量器“斛”装的冒尖（圆锥体状的尖），然后，再派人一个加速冲斛猛踢一脚。这掉下去的，就是官员自己的！老百姓不仅不能捡，还要再给“斛”补上“尖”，才能算完成交税！这就是“淋尖踢斛”。
后来，改收银子时，又有火耗。因为，百姓交出来的银子都是碎银子，官府需要铸造成银锭才能上缴。这个过程是有损耗的，需要百姓承担。于是，官员就在这部分“损耗”上多加一些，作为自己收入。
这些，每个地方官都会收！
第二项，各种“常例”！
一地的主管官员，会收到下面各级衙门官吏的孝敬，美其名曰“常例”。这部分钱很高，海瑞出任淳安县知县时，曾拒收常例2700多两白银/年！
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真不是吹的。
什么是贪？利用职权谋财，虽然出于灰色地带（也不枉法），就是贪！以这个标准，你看看有多少贪官。
但是，我觉得，官员只要能办事，自己捞点也可以。一百万的活，你八十万办好了，多余的自己拿了，也没事。就怕贪官没本事，贪了钱还没办成事。明朝也有很多有本事的“贪官”。
例如：剿灭倭寇有功的戚继光和胡宗宪，都给自己捞银子，都给上面人送礼。胡宗宪的靠山是奸臣严嵩。戚继光也给张居正送过礼。但是，他们剿倭寇有功！这就可以名垂青史！
（文|勇战王聊历史）
勇战王聊历史
首先说说：古代发工资可没现在这么方便快捷，先了解一下古代的工资构成情况及发放方式；
公元105年前：工资是以发放粮食为主（稻米为主），民间俗称～吃皇粮，官方称作～发俸禄；
公元105年时：东汉皇帝刘隆登基后实行“”半谷半钱”制，意思就是一半发钱另一半发粮食，因为当时是按年薪算，京城在职及离京近的还可以，脑补一下当时全国各地官员用什么方式到京领工资了，当时可没有现在的交通，发工资可是高兴的时候，可是官员领工资就愁呀，怎么这么难呀！
西晋时期：当时官员工资组成主要是以钱币及“官占田制”按官员品级分田组成的，自己种田，以后的朝代基本是这种形式了；
最高最低：历史上以宋朝官员工资最高，其次是唐朝官员工资，说起明朝就泪奔呀，不光奇葩事多，就是工资也是历朝历代最低的了，而且最悲哀的是明朝还经常拖欠及克扣工资，我们最熟悉的官员～海瑞，他的年薪工资才为15000元左右，可以说其他官员也不会太高了，大差不差，所以想吃饱吃好怎能不贪污腐败呀；
麦稔粒儿
其实，明朝时候的官员薪水很低的，老惨了。
朱元璋自小穷苦出身，苦日子过惯了，也见多了元政府的贪官污吏，兄弟姐妹还因此被活活饿死，所以他平生最恨的就是贪官。
建国以后，百业待兴，他从新制定了官员薪水与假期。因为他极度害怕官员贪污，便自己详细计算过一个官员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并以此制定了官员薪水。
往后的很多皇帝，貌似就没给官员加过工资。（立功的奖赏是另外一回事）
看似好像没啥问题，但朱元璋忽略了一个实际的大问题——官员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他们需要有人帮忙干活，所以当时是有很多编制外的人物存在，但老朱可不管这个。
举个例子:一个县令，除了县令是国家发工资以外，剩下的人老朱家就不管了，你爱谁谁。
但县令老爷，总得找几个捕快吧！他又不是武林高手，碰到了穷凶极恶的罪人，他自己就算为国捐躯了也搞不定啊，肯定得请几个像武松这样的人打下手。
另外，一个人被判有罪之后，当时多数惩罚是打屁股。那这种打屁股的差事总不能让县令自己去打吧！虽然这就是个苦力活，但也需要人干啊。
还不提什么师爷、随从、仆人之类的人。而这些人，老朱家统统不管。“想当年老子一穷二白的打江山，出生入死才建立了国家。现在当皇帝以后，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儿，兢兢业业，也没人给我发工资啊，你们都是给我打工的人，苦点累点咋啦？想发财，趁早不要当官了。”
于是乎，官员们被一通骂老老实实回去工作了。但十年苦读考功名，千里当官只为钱，“老子都当上县令了，总不能还不如一个街边卖炊饼的吧！”
然后，就有了“折色火耗”和“淋尖踢斛”，于是就有了洪武年间杀不完砍不绝的贪官污吏。
没办法，都是出来讨生活的啊。
公子小龙
明清官员就没有高薪的。这与朱元璋的治国政策有关。
清代也一样，正一品官180两及180斛粮食，七品县令只45两及45斛粮食。
这么点钱，别说养师爷差役，交集人情，就是自己家吃白米饭下萝卜豆腐都很难，因此明清惩治贪污的规定虽然严格，却毫无作用，朱元璋的剥皮实草都很难遏止。
反而，明清官场在黑色收入外创造出很多灰色收入，地方上以火耗多收取百姓税金。火耗真实费用不超过千分之五，实际敢收取到15%甚至40%，巨大差价用来弥补各级官员差役的收入，再用所谓炭敬、冰敬、别敬方式补贴中枢官员。因此雍正推动火耗归公，用养廉银交换官员同意。
四川達州
其实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省级的最高领导，每年的名义工资是576石大米，折成现在的人民币，月工资大概是11780元。正司局级每年的名义工资是192石大米，月薪大概相当于3930元人民币。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合月薪1840元人民币。股级或副科级干部，每年的名义工资是66石大米，折合人民币月薪1350元。（参考《明史·职官志》）
我反复强调“名义工资”这个词，是因为官员们实际从朝廷领到的工资并没有这么多。那时候发的是实物工资，官员领回家的有大米，有布匹，有胡椒和苏木，还有银子和钞票。不管领多少，一切都要折成大米。于是这个折算率就成了大问题。《典故纪闻》第十五卷曾经详细描述成化十六年户部是如何将布折成大米的。朝廷硬要把市价三四钱的一匹粗布，折成30石大米。而30石大米在市场上值多少钱？至少值20 两银子！假如按照这种折算率，完全以布匹当工资，县太爷每年只能领三匹粗布。在市场上只能换一两银子，买不到二石（将近200斤）大米。这就是说，朝廷几十倍上百倍地克扣了官员的工资。至于明朝那贬值数百倍、强迫官员接受的纸币，就更不用提了。
因为这样的情况，所以就出现了贪污腐败的社会风气。
伊人素素
明朝时期官员的收入其实是很低的。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家庭，所以他对官僚阶级有一些鄙视，所以他给那些官员制定的薪酬体系是很刻薄的。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养活一家老小，自然会适当的谋取利益。
虽然明朝的官员薪酬刻薄，但是他们的福利待遇那可是相当的不错，通过自己的官位带来了很多方便，所以自然会有人找上门去求帮忙，巨大的诱惑摆在面前，还是会选择铤而走险。
其实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工资太低，活不下去，才会贪污，有了一个自然就有很多了。
珂珂爱好历史
个人认为明朝官员的工资不能算是高薪。
明朝官员的工资制度是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而且不许更改。明朝正一品的官员年俸折合大米1044石，明朝时的一石大约合94.4公斤，大米三块钱一斤的话，折合人民币591321.6元，最低的从九品官工资折合大米60石，折合人民币11328元，一品官的俸禄还可以维持一家人比较体面的生活，从九品官就惨了。估计也就能维持一家人最基本的温饱了。而且最要命的是，工资不是实发，还有折色，就是给别的东西代替，有大明宝钞，胡椒，香料，苏木，布匹等，洪武年间折色的比例还不高，以后的比例越来越高，工资、的一大半都是折色了。
拿大明宝钞来说，贬值速度那叫快，洪武八年发行大明宝钞，朱元璋规定，一贯宝钞折合一两白银折合大米一石，洪武三十年，一两白银可以买四石大米，但得用十贯宝钞才能买四石大米，宝钞贬值了二点五倍，到了正统年间，100贯宝钞才能买一石大米。大明王朝70年宝钞贬值了100倍，但是发给百官俸禄的时候，还得按纸面上的价值发放，香料苏木布匹同样道理，本物品价值十，但当折色发工资的时候，就得当20，40甚至更高的价值来发，这等于变相的降低了百官的工资。
唐是一个五品的司马，一年的工资六七万铜钱，米数百石，明朝同级别官员仅相当于他的百分之二三十，宋代宰相，年俸三千六百贯钱，折人民币一百多万，还有其他收入如元随钱，茶钱，公使钱，每年赐布和绸锻，年节赏踢，林林总总算起来，每年收入应该不低于1000万人民币，与明代相当于宰相的大学士高出太多了。
实话说，明代官员的俸禄虽然低，但维持温饱是没有问题的，但要说过荣华富贵过体面的生活不够，当官得坐轿子，再雇厨子，老妈子仆人伺候肯定是不够了。千里做官，难道是真为当苦行僧吗？所以明代官员想办法搞潜规则，结党贪污，比如利用自己的免税特权，别人把土地投充到他们名下，逃避税收，各种冰敬炭敬，收商人贿赂等，私底下的收入能达到工资的数百倍，上千倍，这是当年的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所以说制定一个官员合理的工资制度也是很重要的。
佳宁他爸
明代官员的俸禄，自古以来都被认为是历代最低。《明史》中有：“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也一致认为，明代官吏的俸禄，影响官吏生活，也是造成明代政坛乌烟瘴气、贪污行为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王夫之曾言：“今俸入不堪，吏莫能自养。 其始也，亏替公费，耗没祭祀、学校、夫马、铺递、民快之赀以自入，而一责之民。其既也，则无所不为，而成乎豺虎矣。国家常畜数千饥鹰以牧飞鸟，犹且曰彼自有之而无待于公家，则何以为民元后耶！”但是实际上，明代官俸不仅不微薄，甚至还是绝对的高薪，之所以说吏不能自养，这还是和明代的均徭法变革有很大的关联，并且由此变革推动了明代赋役货币化运动的开端。在此，我们就从明代官俸的变革入手，一起来探究下明代形成贪污风气的缘由。
明朝官吏画像
一．折俸钞贬值造成的影响
根据《明实录》记载，明代官员的俸禄在洪武四年、洪武十三年都做过调整，后到洪武二十年再次更定，称为永制。三次调整皆为增加官俸，并且每次增加的金额都不低。
在明清时期，一个农民终年劳作可以精耕细作十亩田地，以亩产二石米计算，一年可以得到20石米。而正一品官员每年能够发得1044石米，正七品官员每年也能够得90石米，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四五倍之多。
明代官吏俸禄薄的说法，是从永乐朝的‘折俸钞’开始的。朱棣为了节省国家财政开支，不断地将官员的俸禄折成钞，比例高达俸禄的百分之八十，导致钞的价值急剧下降，折俸钞变得不值钱。
以洪武十八年为例，明太祖命令户部，凡天下有司官禄米，以钞代给之，每钞二贯五百文代米一石。但是当时市场上的米价远低于次，有时仅五百文一石，这样做官吏等于变像的涨了工资。
但是在洪武二十二年在据《明太祖实录》中记载：
“命庄浪、河州 、洮州 、岷州 、西宁、凉州 、宁夏临洮八卫官吏，月俸每石折钞二贯五百文，马军兼支米钞，步军则全给之。旧例边储皆收盐粮及趱运供给凉州卫，商人运米二斗至仓，官给盐一引，而每卫月粮给万余石， 屯军土民又种粟麦，军民所用皆米而已，米价减，每石至伍百文，故以钞兼给之”
上朝觐见的臣子二．官员为维持生计采取的补薪措施
折俸钞过度使用，导致永乐时期，官吏的收入急剧下降。官员们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开始在体制内寻找弥补的方法，将政府发放的皂隶折成现银以提高收入，也因此正式开启明代官俸的结构变化。
根据明初官制，按照品级高低，朝廷会分配若干随从皂隶，以供官员驱使，起初“取刑部笞杖囚人应役”，后便“照人户差点”，根据黄册所载户等佥派。于是官员们与被佥派的随从皂隶私下商定，将其役折成若干银两，交银若干后，随从皂隶便可以放归故里。
当时有人弹劾著名的廉臣御史佐顾，说他私自折银贪墨，于是在《明史》中有：
奸吏奏佐（顾佐）受隶金，私遣归。帝密示士奇曰：“尔不尝举佐廉乎？”对曰： “中朝官俸薄，仆马薪刍 资之隶，遣隶半使出资免役。隶得归耕， 官得资费，中朝官皆然，臣亦然。先帝知之，故增中朝官俸。”帝叹曰：“朝臣贫如此。”因怒诉者曰：“朕方用佐，小人敢诬之，必下法司治！说明当时不管是廉官还是贪官，都有利用皂隶增加收入。就连身居高位的杨士奇也在所难免。不管是仁宗还是宣宗，也都认可这个事实，宣宗也决定将其制度化。
宣德年间，令随从皂隶，系不愿应当者，每名月办柴薪银一两。同时也限定文武百官按照品阶高低，皂隶人数的名额最多十二名，最低两名不等。看上去只是更改和限定了皂隶的人数，实际上是一次加薪。
其中知县所加的幅度最高，能够享受五品官员的名额，得到四名皂隶的名额。随从皂隶折银之后，也变成了柴薪皂隶，每名十二两，终明一朝不变，为养廉而设。
越南的一位明朝知府及官吏
自宣德朝开始，官员俸给构成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到了弘治时期，柴薪和马夫银作为官员的工资构成已经制度化。另外柴薪只能由官吏获得，如果是通过纳银得到的官职，则只支付本俸，不给柴薪银。另外武官退休之后，不能领取柴薪，只能支给祖俸。缺官柴薪银等称为明代机动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柴薪银是按照官吏实编征收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官吏不编或暂缺，这部分收入就成为明代财政补漏的重要来源。
由此可见，柴薪皂隶作为各类文武官员的俸薪，已经成为一件寻常的事情，并且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设定不同阶级的皂隶额度，形成一种污浊风气。
三．中央肯定折银之后官员变本加厉
柴薪皂隶折银之后，官员又开始进行直堂、直厅皂隶折银。正统年间，直堂、直厅皂隶亦额派于各衙门，根据《明会典》的记载：
正统年间……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直堂皂隶各三十名……宗人府、太常寺、国子监，直堂各十名……都察院经历司、通政司经历司各直厅四名。户部、刑部、都察院照磨所及各衙门司务厅各直厅二名……太常寺博士厅、典簿厅、太仆寺主簿厅各二名……各府经历司、照磨所直厅各四名。各州吏目厅、各县典史厅各二名。可知直堂或直厅皂隶的分配有两大特点，一是各个衙门都有额定的直堂皂隶名额。二是分派于各个衙门的直堂皂隶多寡不一。
根据《明会典》记载，额定的直堂皂隶名额常有改动：
今据各衙门实支及武库司拨给实数，开列（直堂、直厅皂隶）于后。其与正统间额数同者，不重载。内阁大学士各直堂十四名……吏部直堂四十八名，户部直堂四十七名，礼部直堂四十八名……都察院直堂四十五名……太常寺直堂十八名……凡升俸官。弘治十八年令，凡升俸官 员，除有军功并九年考满加升俸级者，准照今升品级佥给皂隶。其余乞恩等项升俸者，止照原任官品拨与。可见明代的直堂分派出现了新的情况，内阁大学士的直堂银，如同柴薪银一样直接分配到个人名下。另外这二十六个部门的直堂皂隶，与正统年间的规定相比明显增多了。
但是由于直堂皂隶是按衙门分派，与柴薪皂隶直接分派于个人名下是两个概念。再加上各个衙门的直堂皂隶分派名额多寡不一，中央不可能作出统一的规定，所以内部因为分配直堂皂隶名额不均而出现了矛盾，甚至由此成仇。
《翰林记》中记载：“皂隶之役，出自兵部拨送。宣德间，令随从皂隶系不愿应当者，每名月办柴薪银一两，说者谓出于大学士杨士奇所建议……本院直堂十五名……成化初，修撰罗伦独不受皂隶、柴薪银，尝论咎杨东里之失，或谓出自君命，受之无害于义。 然或有署印互争直堂，至成隙者有之。其视伦贤不肖，抑又远矣。”可知，明代各级文武官员都有柴薪及直堂皂隶银的发放，这已经成为官员薪金的一部分。
官吏对高臣阿谀奉承
四．皂隶折银的推行使官吏成为高薪阶级
那么明朝官员的实际可得多少呢，当时柴薪皂隶和直堂皂隶是明朝官员额定的薪俸组成部分，但是时常会出现交相调节的态势，每当皂隶银提高的时候，就会通过加大折涩俸比重来降低官员俸给收入，反之就会提高俸给的本色俸比重，以提高官员的实际收入。
与普通百姓的日薪来看，普通的官吏都是按照社会各工价的平均数发放，明代的物价低廉，除天启与灾荒年外，日银一分完全可以养活自己。与官员的俸薪相比，就更属于高薪了，在天启年间，一个七品的县令可以养活三十五人，这种供养能力并不能算贫穷。
皂隶折银给官员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也是明代赋役货币化的开端，且规模巨大，每年都要给文武百官拨给柴薪皂隶就高达256万两，再加上直堂、马夫等项，至少是金花银的五倍以上。
明朝官员画像
五．官俸改革造成的社会影响
这对于老百姓来说不是什么好事，而是一种负担，“于该纳税粮三石之下二石之上人户内差点”在应役的上中下三等户中，人户属于下等，按照规定皂隶是从下等户中佥派的。
但是折银后，每名有十二两，按照宣德、正统时期的市场价，十二两白银只能换四十八石米，但是按照宣德末来算，可以换得九十米。这就远远超过了下等户的实际承受能力，所以要推行随从皂隶折银必须改变原来的佥派制度。 即把从下等户中佥派随从皂隶转变为从上等户中佥派。
为了获得稳定的随从皂隶折银收入，官员们为了维持有稳定的收入，开始尝试在赋役册即黄册之外，另立一个均徭册，改变原来的佥派制度，当然这些只能够偷偷进行，只好借助里长的弊端来说事。
《明实录》中记载：“先是徭役里长多卖富差贫，正统间，江西参议夏时建议造册，以税粮多寡为差，官为定其徭役，谓之均徭册。” 里长的“量户点差权”造成徭役佥派不公、社会破败、百姓流离失所，都有影响。天顺元年均徭法在四川推行后，关于皂隶佥派的弊端不绝于书，天顺七年，中央下令不许以均徭之名，敛取百姓银两。但地方官员屡教不改，中央不得不反复重申，“其司府州县官员，亦不许额外多佥皂隶，侵渔小民。”
均徭法推行后，“官吏里书，乘造册而取民财……士夫家皆当皂役……富者倾家破产，贫者弃祖离乡”成化四年，夏时死，政府对其倡导的均徭法的评价是：“均徭之法，利害相半，行之至今，民颇不便。”虽然中央对夏时倡导的均徭法最后的定论是“民颇不便”，但因蕴涵着官员的巨大利益在里面，故依然坚决推行，致使禁令与违法交织前行。
明朝印钞的工具
六．皂隶折现造成的社会影响
随从皂隶和直堂皂隶折银成为官员薪金的够成不发后，官员收入倍增，但是皂隶折银之后这部分的职能缺失，官员的个人伺候和公务役使无人处理，又该怎么办呢？
皂隶就是官员权力的延申，所以作为随从皂隶和直堂皂隶有相当多的权力资源可寻。皂隶依靠官员，在《明经世文编》中有
“遂至狐假虎威，欺凌（下属）有司，需索钱物，透漏事情。甚者说事过钱， 诓赚局骗人财物件，作弊多端，难以悉数”。故常有皂隶“朝入衙门，暮称富室，寻田买宅，呼婢使奴”的说法。所以这样的美差人人都羡慕，不需要招募，不需要工钱银子，人人都想求得一位，少的十多个，多的达上百个，官员们自然赚得流油。尤其是随从皂隶，日日需要跟在官员身边，可以接触一手的资源，所以通常都是官员们信得过的好友或亲戚，这也是官员们用来回馈亲朋好友的一种方式。
朱元璋用佥派而来的役充当伺候官员个人的皂隶和直堂皂隶，本来是为了防止官吏侵渔，但是这种徭役折银推行之后，明代的官僚群体愈加腐败。历史上被称为，年来贪浊成风的宣德时期，皂隶折银之后，政府招募皂隶以供驱使，但是基本不发工食银。
但是皂隶也是人，他们也要生活，既然政府不给工资，那么平时的开销用度就不得不通过，敲诈勒索百姓得到。
明朝贬值的钞
结论：
明太祖规定的官员俸禄，和当时的工人阶级相比，并不算低薪。只是到了永乐时期，明太祖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不断加大官员俸给中的折钞比例，随着钞的迅速贬值，官吏的薪水变相降低，导致官员出现生计困难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官员们在体制内找到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将皂隶折银。随后中央将这个办法不断制度化，从而造成明代官俸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
自皂隶、马夫等折银后，明代官员的官俸已经成为社会中的顶级高薪，在满足了官吏生计问题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多问题的发生。
赋役改革的初心是为了能够满足官僚集团的自身利益，一改过去处处为民着想的风格，满肚官员自身利益诉求，与徭役制度的优化毫不相干。
另外《明实录》中记载，： “六科十三道官交章言：柴薪皂隶本为外官养廉而设。”但是，皂隶折银在成为了官员工资的一部分之后，明代各级官员不仅没有停止贪污，而且有变本加厉的趋势。之后也造成，政府招募皂隶，不仅不给工食银，往往还需买求，造成明代吏役敲诈勒索百姓的风气愈演愈烈。”
笔者认为，明代愈演愈烈的贪污风气，除了中央实行折俸钞，肯定皂隶折银之外，也有官吏自身的原因。官员养成的豪奢形势消费，为自身利益想方设法谋取实质性利益。而中央对折银制度的支持，让这种贪污腐败的方法提供了可能。
在各种低级官位折银，不给这些官役发放工食银的情况下，前来应试的人仍然挤破门槛，也难怪在折银制度出现之后，便出现大规模的买卖皂隶之位的现象，同一个职位上少的竞争者上十位，多的上百位。这样的社会风气，也导致了官吏借用皂隶折银的手段，赚得满盆钵。是形成明代贪污风气愈演愈烈的必然结果。
《明实录》
《明史》
实说历史
其实明朝公务员们，也没有那么高工资啊，前面回答说的很详细了，我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把贪污的比作小偷
朱元璋认为政府加重对小偷的处罚，就可以减少盗窃发生率。认为只要对官员用上严刑峻法，用上剥皮揎草，用上窃听风云，就可以降低腐败率。
